《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颂歌

2009-05-05 23:01:55 　　来自: 老探戈
高考1977的评论   

　　1970年代早期，我还没上学之前，就被父母告知，要学一样乐器。那个时代学乐器的目的，跟现在孩子们学乐器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出路，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而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避开“上山下乡”。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军干子弟，逃避“广阔天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兵，而当兵有两个去处，——要么去野战部队当普通一兵，要么学点玩意儿去当相对舒服的文艺兵。那时候我学小提琴，就是为了将来当文艺兵。
　　
　　“广阔天地”什么样儿？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总之是苦。像我们这些生在军营中、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对此只能敬而远之，能逃则逃，能避则避。再说了，当兵难道就不算干革命了？所以，对家里安排学玩意儿，哪怕百般不情愿也得坚持，总之不要上山下乡就好。
　　
　　十月一声惊雷响，揪出万恶四人帮，但上山下乡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而且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真正的改变，是在1977年，那一年邓公复出了。
　　
　　邓公复出十几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邓公拍板，当年即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改变，于是，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不必再每天皱着眉头“歪脖儿拉”。
　　
　　电影《高考1977》的故事，就开始在邓公复出首度公开露面的那个时候。那一天，是1977年7月30日，邓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当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后来，这掌声也出现在放映《新闻简报》的电影院里。
　　
　　《高考1977》一开篇，知青们在露天地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就是邓公看球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而知青们在这一幕中的兴奋和激动，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歌颂。
　　
　　就恢复高考这件事情而言，把它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其实并不为过。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或者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会发现，《高考1977》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合适。
　　
　　据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感动，但我也听到一些指摘的声音。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感动，也很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指摘，盖因角度不同耳。
　　
　　我不能不承认，作为一部电影来说，《高考1977》有很多的毛病，譬如主题先行，譬如结构不够精巧，譬如人物性格单一，譬如某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缺乏铺垫、比较突兀，等等。而对一部电影来说，这些毛病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但我也不能不承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亦即创作者是真诚的，而且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真诚。
　　
　　我必须承认的另一点是，观看这部电影，我是投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毕竟我曾经耳闻目睹过1977年的那些事情。
　　
　　有批评者指摘人物缺乏真实感，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从片中人物的身上我经常会发现我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譬如孙海英扮演的农场场长，你可能感到他的戏有些过、表演有些夸张，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当年很多“工农干部”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批评者指摘这部电影太“政治正确”了，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据我揣度，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致敬之作，本来就是为当年的恢复高考唱出的一曲颂歌。你说它把知青当傻瓜、把观众当傻瓜也好，把历史当傻瓜也罢，但1977年的那个时候，情况大致与电影中描写的不差，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知青们也罢，对邓公是感激的，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所谓“得人心”即此之谓。
　　
　　其实，《高考1977》远算不上一部优秀的电影，但它却可以算是一部基本忠实反映了历史现象的电影。你当然可以批评它浅薄、煽情、缺乏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基本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皮相，虽然它可能因此缺乏灵魂。
　　
　　当然，《高考1977》的这个题材具备拍一部史诗巨片的基本条件，但这不仅要看创作者的功力、气魄和胆识，还要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否允许。凭心而论，对于十年文革，对于三十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改革，我们所拍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缺乏表现而是缺乏追问，不是缺乏视野的宽度而是缺乏思考的深度。
　　
　　所以，《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一曲充满激情和怀旧的颂歌，绝不会变得冷静、理智。不信，可以回头翻一翻2007年国内媒体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那些报道，看看那些报道的基调和人们的回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部《高考1977》。
　　
　　电影尾声处，赴考知青们乘坐的拖拉机突然抛锚，为了赶上开往考场的火车，知青们在山野上树林中一路狂奔，正当他们看着火车无情地远去、即将失去机会的时候，场长开着一辆拖拉机及时赶到，知青们挤上那部没有后斗的拖拉机奔赴考场而去。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