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陆川

2009-05-03 11:35:03 　　来自: 魔派 (迷失)
南京！南京！ / 南京！南京！的评论   

　　我想用一种批评来向您致敬。
　　
　　您的诚意不容质疑。我看过《寻枪》、《可可西里》，所以当《南京！南京！》上映之前我同样为此保持那份敬仰的期待。我赞同以一种缺席的角度——侵略军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历史。任何事情当以主观视点讲述它时，它总是主观的，主观的东西往往最不易被当事对方和旁观者接受；而将灵魂出窍附体在第三者身上看待自己，再把看到的感受以自己的嘴脸叙述出来，人在这种真实下每一座灵魂都不会得到安宁。您选择从当事对方的角度来叙述，虽亦或如王中磊所述，同样不客观，但至少显示出诚意，我希望这种诚意是在体现经历了七十二年后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事件的认识已处于基于自信而生的包容姿态，这比籍此巴望影片能在市场上走得更远要本质得多，但这样做的警点在于倘若把握不好，叙述就成为了扮演，更倘若触及不深、不实，那便仍然只是一次浮于历史表面的浅尝而止，这会使您有诚意的尝试依旧跨越不过主观叙事的这道坎。
　　
　　陆剑雄和角川，就是背负您的名字——陆川。这是关于这场事件的这部电影中的两个当事双方中的非典型人物，诚如您所采用的叙事视点在同类题材中国电影中一样处于非典型座标。我在看您的电影时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抵抗与民族主义终究哪个更加本质，抗战的结果终是促成抵抗的觉悟还是民族主义的激昂。对于前者的回答当然是抵抗更加本质，抵抗可以不止体现在对异族入侵的抗争，还时时处处可以表现在对为坚持自我信仰、权利不受侵害甚至个性不受限制的抗争努力，抵抗可以成为一种人的个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而民族主义则体现于为不甘亡族的反抗或者对异族实行归化、占领，它存在于任何民族冲突之中，包括当时我们的敌人，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这个近邻民族一直认为在地图上自己形似一条秋蚕，注定要依靠蚕食形似一片巨大桑叶的大陆中华才有生长出路。而对于后面的问题，我们在当时取得这场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最终抵靠的其实是民族主义这一团结大众的最好利器，令我们在战争时期节节退让以及南京被屠的恰是我们民族延续下来的不抵抗个性。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哭墙和塞班岛上的万岁崖，你就会发现这是两个性格迥异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背负了太多纠结与矛盾，这种纠结与矛盾，既形而下，也形而上，造成出它早已习惯不敢正视真实和不抵抗策略。
　　
　　我所以说陆剑雄是非典型性的，因为他的作战只能发生在当时南京城里不多的单兵对敌的境遇中。电影开始时那段取自荻岛晴夫日记的“教堂举手”戏份就很真实。十几个角川们面对可是七八百的南京城军民，双方同时吓坏着，但最后还是也有持械的中国人慢慢举手投降。如果当时陆剑雄也在教堂，他肯定也会放弃开火，因为一旦中国人融入社会就会自然显示出寻求和谐的奴性，长年的奴化已造就中国人自己或许并不愿承认的奴才心理，但之所谓统治者把人民当熊，他们真可能就是狗熊，反正谁来统治都一样，自然不如交出自己求个好死不如苟活，谁要妨碍自己人偷生谁就会先被自己人干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当时面对的对手也并非来自什么民主社会，当时的中国已是民国，反倒侵略军是一支皇军，但根植于日本民族性里的“神土”信仰却迥异于此，正是信仰演化成他们对战争与杀戮的令人吃惊的狂热，而在我们奴性潜藏下的则是附和统治之虚而不固持家国观念之实。与其说陆剑雄是一种抵抗不如说是一种依靠自身个体的自救，中国的百姓每在灾难降临时往往只能沦丧为无奈的自救。教堂里的投降是一种个体自救，陆剑雄的孤胆巷战、唐天祥的出卖伤兵说到底也都是与此同样的在丧失抵抗能力下的个体自救，其实即使日本的那些有良知的屠杀认同派也认为所谓发生在南京的近距离作战记录许多也只是日军各部队的邀功饰词，更多的是应如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其那年12月13日日记里记载的那样，中国降军“是1千人、5千人、1万人的群体，连武器也不能及时解除。惟有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来，”他们都自知是被抛弃的人群，只有相信自己是被抛弃的人才会种下缺失信仰、不抵抗的民心。
　　
　　我所以说角川是非典型性的，因为确实先未见有日本兵在占领南京中因愧疚哪怕是因为思乡自杀的记载，其次陆川您也是把影片定位于“战争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我们的灾难成就了侵略军的游乐场。我对于您在讲述战争透析时的一段记忆尤深，您说是一个跟您提起他爷爷的日本演员令您决定把初稿作了根本改变，他说他爷爷去过南京，爷爷死的时候还特别微弱地告诉他，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不是他孙子以为的初恋，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南京，1937年的南京。如果我和人冲突我肯定不是先上去一拳，我肯定先讲几句道理，那是因为我从自我意识出发我会以为对方也肯定会懂一点道理，反之如果我很暴力我就会上去先一脚一拳，因为我也会从我本身出发觉得对方也相信暴力，所以至今日本人也有不相信可以屠杀三十万中国人的很大程度也出于他们的主观以为，站在两种迥异的民族特性上你会设想南京式的屠城会发生在日本某个城市吗，这就是角川们为何在教堂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顺从者”第一反应也是恐吓的理由，但恰恰这次我们所习惯的不抵抗在一支以“当一个人被迫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三岛由纪夫言）为武士道箴言的异族面前反而加速了自我覆灭；而角川他们则更因此进入肆无忌惮的游乐，一个在废墟上舞蹈着投入极端暴力的人，暴力就是他的精神他的愿望。他会在满足精神和愿望的刹那又崩溃到选择自杀吗，显然失去推断的依据。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您凭生出角川自杀的结尾，是世界和平的巨大善意和梦想？这世界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停止争斗，这才是最真的诚意。
　　
　　您的才气不容质疑。曹郁通过黑白抽象化了环境，我在欣赏这部片子时甚至想到关闭声音，任那些画面更加抽象。在无色无声中它们显得如此完美，足以媲美我记忆里同类的经典佳作。我们这个年代没有张爱玲、周作人了，好在我们这个年代还在有会才气镜头的导演和摄影，这并非偶然。有天我看到一个学术界的人称这场金融危机会成为一个拐点，让东方文明再次凌驾西方文明的拐点，恕我直接，我当时把那张报纸塞进了废纸篓。我们的文明……我想说它有没有真正沉淀下来抑或它的重建真已完成？
　　
　　最近的一百年在我们的文化里中断了两样东西，尚武精神与语言传统。我同样是尊重史观提出这样的说法。梁启超曾在晚清因“叹息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而著下《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就是被我们奉为儒家之首的孔夫子。我发现，当时的侵略军及日本的皇民意识与我们不抵抗的奴性居然渊源相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双方传统文化里都体现有强调和谐与大一统的理念。
　　
　　如果要例举一个在2000多年漫长历史中从未发生过皇权易主和皇帝被废、被杀和逃亡的国家，除了日本我确实想不出有另外的朝代，现任明仁天皇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第一百二十五世嫡孙。日本历史上同样有过无数次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但不管哪个部族夺取了权力，却都没有伤害过天皇，正因为君臣间流行的和谐气氛使得帝制作为一种制度在日本得以延续，并在日本民族中不断强化着帝国威望的观念。而在战后，如我们所熟悉的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看到日本年轻一代只把兴趣放在享乐上，欲回头建立“日本大一统”，以在皇族崇拜的神道教基础上明确的统一为标志，建立经济上强盛、军事上强大的日本，使武士道精神复活，而如我们所知令日本在一百三十一年前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正是此思想。
　　
　　为何同样的理念在两个民族中却造就出迥然格局？即使从有记载可考的公元64年第17代继体天皇至近代，中国已经历过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宋、五代十国、元、明、清、民国。两个国家在很长时期里，尤其是中国及唐后，日本及德川幕府时代起统治者都十分倚重儒学，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礼仪、爱国、忠诚、子女孝顺，在君与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建立恰当的尊卑关系。但两个体系里又存有体制上的不同，日本天皇实际绝大多数时期中是没有实权的权力象征，所以从第一个天皇以来皇族后裔都有严格的限制，这点似乎更接近近代西方出现的君主立宪，反观中国帝皇则直接处于权力斗争的核心，从始皇帝指望以专制专权专政，以严格限制人民求得保全万世，结果适得其反造出的却是人民在严酷统治下表面体现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迎合而内心则是不固持家国观念的国民性，属于扭曲的人性。日本国民性中也有两面性，比如“立前”和“本音”，“仲间”和“他家”，但这种区别都是固守在家国观念上的，用于区别日本人和非日本人、外人与朋友，属于露骨的人性。我想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文化中对于人性的尊重甚至优于我们，这可以从当日本还是全面以中国为师时就剔除了宦官制度这一事实来比较，在日本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太监，甚至他们会因觉得不许和尚结婚有违人性，于是摒弃和尚的独身戒律，“日本的和尚都允许结婚，而且与不是和尚的人相比，日本和尚大多有漂亮的妻子，又的还不止一个。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甚至喝醉，他们能够将宗教与性区别开来。”（前新加坡驻日大使李炯才语）
　　
　　如果说中日两国民性有相同之处，就是都会选择性失忆但又都记仇。据说在日本很少会有考古掘墓的事情，主要是如果这样做就很可能使原本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日本起源说被他们的祖先有来自中国人或朝鲜人的事实冲击。“忘记”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每逢年末，日本几乎每个公司、政府官僚和社会组织都要召开“忘年会 ”，目的是让所有参加聚会的成员忘记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总记着过去，将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不能继续明天的工作，所以这一特性也造成他们对于二战中的残暴一直不能深刻反省。说得本质一些，这个“忘记”其实就是一个幌子，类似于我们的电影审查一贯以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为幌子来行限制电影文化自由的实质一样，甚至不惜为此宁牺牲知识产权，这是在人为制造认识真实的障碍。翻开我们自己的历史何尝又不是充斥着各种禁忌反思的话题，远不说，从四十多年前发生的文革到二十年前的那场风波，现在的人又有多少可以在教科书上了解到关于这些事件的真相呢。
　　
　　当李缨的《靖国神社》已在日本巡回公映并获得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特别奖，至今却在中国拿不到公映许可，你就可以看出深切忠实客观地反省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实际意义要远甚于要求别人应如何对待历史，我们需要一个严肃的悲怨。民族的灾难有其连续性和必然性，中日两国在同一种理念渊源下结出的两种不同的民族个性对于双方都有反思的必要性，奴性与武士道、大一统造成的灾难，以及彼此都存在的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健忘都应该是研究这场战争时不可缺席的方面，也是最触及人性的方面。《南京！南京！》与其说是把原来记叙这段历史的认识观点从民族主义立场提升到人性看待的视点，其实做得还远远还不够，甚至还带着一些不真实和一厢情愿的成分。《南京！南京！》不过还是仅停留在人文层面，它仅是一部体现反战人道主义色彩的文艺电影，就像张爱玲写《小团圆》，她也想做一番美梦，与胡兰成儿女成群，但现实里却是自己被锁在无法停止的噩梦中，有些梦想是你即使想梦在现实的梦里也梦不到的。人一旦懂得太多就会对悲剧陷入更加的凄悲，那凄悲不是对方承认或不承认就可能轻易抚平或不再重演，而是我们民族悲剧的源头竟连我们自己至今也没敢真实反思和去改造苦难，甚至不知道战胜苦难的力量将来自何时会来自何处。我留意过关于对您这部想跃出民族主义的电影影评，我看到观众中对它的认可者还是多数来自民族主义观点，主管部门的认可因于其反战的人文角度，批评的如我，来自我们真正想为历史担纲责任。但我还是要感谢您的电影，它毕竟让我重新翻出这段记忆，我甚至因此懂得张纯如为何会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结束她面对的黑暗。
　　
　　电影是在黑暗中放映的，终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会在黑暗中看到光亮。川，我和您年龄相仿，我以我们这代为傲，因为在我们刚刚步入成年时就留下过一个为民主、民生、国家思考并努力过的烙印，虽然这烙印已在许多人褪去，但我不会忘记。
　　
　　此致
　　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每一座灵魂都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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