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复活

2009-05-01 11:55:12 　　来自: 乔一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评论   

　　作为尼采早期的著作，《查》里面几乎涉及了他所感兴趣的一切话题：基督教，超人，道德，善恶，人性，权力，意志，快乐，比喻，狄俄尼索斯……看起来像是一个尼采思想的提纲，又以某种戏剧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所谓戏剧化的方式，也就是圣经的方式，无论思想、文体或者一些关键的隐喻。没有看过《圣经》就去理解《查》、理解尼采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凡是言语就必有一个言语对象，《查》与其说是尼采关于他那个时代或者将来时代的劝导，不如说是在试图与《圣经》进行的对话，尼采希望自己站在一切时代的峰顶上，在他站立的地方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战胜耶稣。
　　
　　就像福音书里反复提到旧约时代犹太先知的预言，尼采也成功的翻转了福音书里耶稣的训诫；在这种肆无忌惮的翻转里面，又隐约透露着他自己的某种恐惧，就像是《传道书》里严肃的犹太先知所作的可怕预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尼采也许会发现一切都被说过了，但这种事并不仅仅会发生在尼采身上：耶稣是他的知音与同盟者。哈罗德.布鲁姆曾经取笑过尼采对耶稣的嫉妒，然而尼采是不应该被取笑的，因为在他身上，比嫉妒更强烈的是自我确认的狂喜：通过耶稣和其他圣经作者，他得以标注自己，他完全可以相信，没有人像他那样达到耶稣的高度，甚至拥有与之抗衡的实力。活着的人和已死的人并肩携手，那是最强者的回归、死者的回归，是今人能对以往时代所能产生的最强烈回响，因为我们似乎发现在耶稣身上预言了尼采，而不是尼采在映照着耶稣；他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因为甚至死者都会以他的面貌出现。你不妨一试：先读《马太福音》，你自然会觉得尼采喜欢巧妙的、曲解性质的模仿耶稣；但当你读完《查》之后再去看这本福音，那位温柔博爱的耶稣会显现出某种尼采式的特质，或者说，是尼采让我们发现了这一个耶稣：新约的性质真是温婉博爱，而不像旧约那样生气勃勃的有仇必报吗？然而耶稣宣告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要人们爱神胜过爱世人，却用一种毫无必要的夸张方式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句话湮没在灰尘里有两千年，直到尼采说出另一句名言我们才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人是一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于是我们这才发现在自己的影子里坐得太久：背弃，人只能学会背弃才能成为人，而“一个高贵的人对任何人都是障碍。”圣约翰在论到耶稣的拣选时用了一个很吓人的比喻，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几乎是某种类似于纳粹集中营里焚化炉和毒气室的场景，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一旦我们“理解”，就出现了异端裁判所和纳粹；关于尼采和纳粹可以说上很多很多，最吸引人的在于去设想要是尼采生活在那个时代会做出什么选择，会不会为此欢呼，就像他的传人海德格尔那样？然而尼采和耶稣一样相信“伟大的爱”，一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同情、愧疚、感恩的爱，它拒绝这种萎缩性质的情感，而是去拥抱创造，“伟大的爱还要创造它所爱的对象”，对于耶稣毫不留情的判决、对于《启示录》里末日审判的场面，尼采出奇的冷静下来（他不狂热的时候似乎不多），只是说“一切创造者都是严酷的”——正如他自己一样，因为“精神最深处的泉是冰冷的：它对于热的手和热的着手行动者乃是一贴清凉剂”，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尼采并不奇怪，因为哈姆雷特也不会一直都是哈姆雷特，他只是诞生于那个特定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连续性的产物；尼采也是一样，当他站在高于善恶的地方的时候发现旁边还有耶稣，狂热是不适宜的，所以，当然，这是品味问题。
　　
　　尼采对耶稣的情感并没有演变成撒旦式的，他也不会把万国的繁华指给耶稣以此挑战他的权威；就像耶稣也并不曾试图挑战摩西的权威，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也许这也是因为他相信“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尼采虽然不见得相信耶稣对《传道书》的有意发挥，但无疑心里是相信自己要“在前”的，甚至有时候显得还要比耶稣谦虚一些，他认为“一切事物永远回归，我们也包括在内，我们已经存在过无数次了，一切事物也跟我们一起存在过”；在《查》里面有一次还明确的提及了自己对耶稣那种复杂的感情：“我的弟兄们，曾经有人看透了善人和义人的心，他当时说道‘他们是法利赛人’。但人们不能理解他说的话”，言下之意，这正是我想说的，这正是只有我才能理解的。有一次面对门徒的责问，查拉图斯特拉发火了：“你问为什么？我不是那种可以质问为什么的人！”没错，既然人没有权利去找耶稣问个为什么，那又有什么理由去问尼采呢？在福音书里有一段内容叫做山上宝训，说的是耶稣第一次传道，最末尾部分有这么一段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段话是典型的圣经风格，平易浅显、微言大义、斩钉截铁，正如耶稣所有的训诫：“我来是要……”“你们要……”“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想这大概是所有最强有力者的共性，只有在内心里最深刻的自信才能说话时毫不容人反驳，耶稣如是，苏格拉底如是，尼采也如是（不免想起狄德罗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些文人，你们要正直！”严肃的口气，不容反驳的姿态，又不免喜剧性的效果）。对于人类中的一部分而言，只有自负才是必要的，有没有错误那是无关紧要的，这就如同德尔斐神殿门口的神谕一样坚定：“认识你自己！”关键在于坚定，至于其他方面，诚如尼采所言，那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是阻碍因素；所以尼采才要模仿耶稣复活时的语气说“别碰我”，因为“对于你，我是太纯洁了。不要接触我！我的世界不是正好变得完美了么？”
　　
　　在德国思想史上，论及同耶稣的亲缘关系有一个人比之尼采更被普遍承认，他就是宗教改革的伟大先驱马丁.路德，实际上他也是尼采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驱：《海德堡信纲》里有一种天才的自信力，即使对神的信仰也不能摧毁。无怪乎恩格斯会说是马丁.路德构建了德意志精神，而正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是一种优秀民族才能具备的优秀的精神，而我们至今还笼罩在三个说德语的人的思想之下：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回到路德。其实不管你站在何等立场去看，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或者仅仅说天主教）而言都是毁灭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英美的宗教场面绝不会像在罗马那样使人感动，因为清教徒的宗教信念是平淡的，因为归根结底感恩之类的情感都过于的恰如其分、过于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不可能像一种垄断性的思想、信仰那样生长出狂热来——然而所有伟大的创造力都不可能是冷冷淡淡的，诗的起源在于神灵凭附的迷狂，我们的祖先也说“诗者，寺人之言也”，那是一种巫术性质的神经错乱。分道扬镳的两条线又回到了一起，因为“即使没有上帝，那就应当造一个出来”，生长于正教氛围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用不着，而在路德之后的尼采却绝对有此必要，其实二者的狂热都有很强的宗教性，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创造了“耶稣气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创造了“尼采气质的耶稣”。
　　
　　而他们所有人都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重合了。比起圣保罗，路德才是理解了耶稣的人，否则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我站在这里，我非如此不可，上帝帮助我吧，阿门！”这就是说，我们克服自己的力量必须来自清清白白的自己，于是尼采也像耶稣一样斩钉截铁的发出训诫：不要羞愧！当彼得问及天国将于何时降临时，耶稣回答到：“当你们重新赤身裸体，当你们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天国就将来临。”这句份量极重的话被尼采诗一般的复述了：“我飞到任何美梦从未梦见过的遥远的将来，比任何造型美术家所梦想的还要炎热的南国：飞到羞于披挂任何衣着的群神裸体跳舞的地方。”伟大、创造力、意志、评价、美、精神，这所有所有都对立着尼采眼中的道德、人性、知识，因为它伴随着人类的羞耻心和负罪感成长，而不再具备冲破被活埋的痛苦时的高贵、轻蔑与火花，它只是“被裹在殓尸布里大睡了一场而已”。
　　
　　就像是所有他的前辈——歌德、黑格尔、叔本华等等人——尼采确信天地万物的永远回归，他相信这是对宇宙的一种最诗意的解释。这些德国人同耶稣站在一起，完成了对传道者预言的惊人扭转：尽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只有最强力的方面才有资格不停降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的自信构成了我们可以凭借的最坚实的依靠，他的受难意味着成熟、永远和幸福，至少，尼采是会这么去解读的。就像浮士德会说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尼采也会愿意相信我们对一瞬间的美的确认就意味着生活的整体回归，因为一切快乐都要求事物永远存在，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快乐不要有后继者，不要后孩子——快乐要它自己，要永恒，要回归，要万有的永远自己同一。”在这个圆圈上，时间已经被抹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意味着重叠与合并，而不是简单的发展与递进；所以，加缪所谓“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是一种幼稚的看法，在尼采和耶稣眼中，唯一严肃的只有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