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说起

2009-04-29 16:15:14 　　来自: 默语生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John Rabe / 拉贝日记的评论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南京！》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中国人怎样看电影？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南京！》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南京！南京！》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怎么办？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南京！》，和一切用《南京！南京！》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南京！》中的最大一处符号。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南京！》不是一部好电影。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