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2009-04-29 01:49:04 　　来自: 灰土豆
童年的消逝的评论   

　　《童年的消逝》读后感
　　
　　
　　一
　　 上个月合肥多雨，骑车麻烦，我上下班便乘公车，下班的钟点，公车里若是有移动电视的，必是转播省台一档叫做“帮女郎”的节目，一众美女主持人托助人为乐的名义，采访些婚外情、夫妻关系之类的家常新闻，因这节目帮忙的功能，记者便在其中挑逗双方于镜头前对峙说理，说激动了，泼妇与悍夫的嘴脸不由自主地要暴露无遗。
　　 在电视上看各色人为家丑吵翻天，腌臜极了，也有趣极了，这“帮忙”节目的每期一吵，娱乐大众的功用比现下拙劣的电视剧强百倍。
　　 于是我想起自己买过一本《娱乐至死》还没看，就翻出来，看完明白这种猥琐的节目实在是娱乐时代最小儿科的一种。经念传播学研究生的同学介绍，说波兹曼另一本《童年的消逝》写得更好些，于是买来看。看完最重要的收获，是晓得原来童年是人造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印刷术之前，儿童只是微型成人，是要早早去学徒，去干农活，去生养后代的。印刷术让识字教育成为必需，于是迈向成年的道路，必要进学堂，进行思维、礼仪的包装，才获准进入成人的秘密大花园。电子时代来临，媒介被电视垄断，童年与成人的界限又模糊起来——下班时段放的这种“帮女郎”节目，无区别地播映给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便是最浅显，也最有力的证据。大人世界有多少以往不应被儿童知晓的丑陋秘密，现在也不再是秘密，也不丑陋，竟成了儿童的日常生活。
　　
　　
　　二
　　 “帮女郎”不是我想写这篇东西的原因。原因是另外两件事。第一件，相处不错的朋友，结婚不久便与老公吵着离婚。这让我想起我另一个好朋友，去年里定下婚期，宴席还未摆，已经离掉了。
　　 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波兹曼在书里阐述的“儿童化”的成人，这是伴随“成人化”的儿童而兴起的。儿童的言行举止因为电视媒体无原则的信息民主，过早地与成人无差别。而电视这种画面信息读取的形式，使它只能提供“12岁儿童的心智”的节目，并且波兹曼觉得它“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
　　 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成人，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始终停留于“过家家”的时代。童年的“过家家”，以对婚姻的模糊概念为基础，临时搭建起游戏的氛围，并且无规则可循，是最松散的，可以随时停止的游戏形式。而现在新闻常常关注年轻人“闪婚”与“闪离”，分明就是这种游戏在成年期的延展。
　　 作为生命的重要阶段，这种理论说起来实在有点冷酷。较温和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电影。中国导演里，对婚姻观察最见血的只有杨德昌，他的《海滩的一天》有这样的台词：“我们读过那么多的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样重要的难题。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以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的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没有人教过我们。”
　　 杨德昌还是心软的，他觉得还是应该找到办法让婚姻维系下去，也许还可以找到人来“教我们”。如果按照波兹曼的理论，既然成人不能长大，那么就游戏下去，分与合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游戏过程。圆满的大结局以后如果不好过，那么就不过。
　　 于是我觉得，童年的消逝对个人生活的幸福，也有着可怕的影响。
　　
　　
　　三
　　
　　 另一件事，今天看见柴静写的纪念央视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的文章，柴静在里面诉说了陈虻教给她，以及她自己领悟新闻理想，比如“真实”，比如“穷尽事理”，比如令观众“启蒙”与“觉醒”。这种理想，显然只能是建立在书本时代提供的逻辑思维支柱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发明以前的产物。
　　 看完《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看完波兹曼对电视这种媒体对人由印刷时代继承的逻辑思维的摧残，就会发现在电视时代做一个新闻理想者的可悲与可怜处，而且这可悲还根本不必涉及新闻审查制度。
　　 不论一个有理想新闻记者发现了怎样的真相，发现怎样的真理，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当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以嘴做表演的白岩松们、永远提供美好生活图景电视广告、舒缓心情的的背景音乐、有智力缺陷的电视剧、脑残晚会、白痴娱乐节目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内容中，这理想者将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于是，柴静的《新闻观察》所观察到的那些看似思想锐利的画面，除了和“帮女郎”一样引起观众一阵痛快的神经痉挛，大概也起不了别的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快乐的天堂。
　　 《童年的消逝》里说电视是契合儿童“即刻满足”心理的娱乐品，是极迅速流转而令人无暇思索前一个画面的内容组接。所以，当观众面对电视，思想便同时被关了禁闭。一同被关禁闭的，自然还有可贵而可怜的新闻理想。
　　
　　
　　四
　　
　　 那么，建立于书本所提供的逻辑思维上的那种“穷尽真理”的新闻理想，能不能新媒体上重生呢？1982写出这本书的波兹曼觉得还有希望，在书的最后一章《六个问题》中，波兹曼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他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
　　 波兹曼低估了电脑技术的发展，高估了电脑的文化属性。实际情形是，电脑以及以电脑为基础的网络，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波兹曼那样回答，是因为当时仅有“Xerox Star”这样一个还不成熟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问世，而苹果的 Lisa Office System 1还要等一年，微软的windows 1.0还要等三年才面世。如今图形界面发达到苹果的单键鼠标也能操控自如，电脑编程也仅仅成为一种特殊的高科技技术工种。
　　 当然，对电脑充满希望的同时，波兹曼也预见到了如今的可怕情形：“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需理解其中的所以然……”如今的网络游戏，Web2.0中的社交游戏，twitter这种以暴露隐私为乐的微博客……都是IT精英为了赚取点击率，采取的比电视更新奇，更美妙的“利用观众”的方法。这些方法，让我们加速迈进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
　　 至于新闻理想可能生存的各种门户网站，根本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无聊玩意，新闻早在这里变幻了制作的方法——要制造而不是等待发生。点击率至上的原则指导下，真实不重要，标题最重要；新鲜不重要，炒作最重要。网络只剩下一个逻辑：耸人听闻。并且，为了让人们停留在网页的时间久一些，网站将数量庞大而毫无联系的社会、娱乐、政治、体育新闻仿佛天女散花的碎片铺在一个页面上。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消耗在点击、阅读、再点击上面，至于读了些什么，随网页的关闭全部消失。新闻理想着所希望带给读者的“思考”与“穷尽真理”，越发像个优质喜剧——好的喜剧都是悲从中来的。
　　
　　
　　
　　五
　　 扯多了，但最后还是想说几句这本书的装帧问题。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中文版，与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公司出版的英文版，在封面用了同一张小女孩儿的生活照片。照片上女孩儿看起来大约是化了妆，穿牛仔衣，神情成熟，盯着看久了，竟觉得这似乎是个成年人。英文版编辑选这图来映证书中儿童与成人之间早已界限模糊的观点，传神极了。
　　 英文版将图撑满封面，色调是一种惨淡的红；书的标题、作者名，以经典的印刷体字母来标示，这也似乎是配合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哀悼。文字位置摆放，恰好将小女孩儿那成年得要命的眼神突出给读者。
　　 很不幸，中文版封面的设计，没有表达出任何书中的观点与态度。中文版把图裁切、缩小到大约封面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白框框住，虽然突出的也是女孩儿成熟的眼神，然而原版的冲击力尽数丧失，图片与书本观点的契合关系被抹杀。标题、著译者署名以黑体、宋体摆在图片边上，丝毫读不出用意，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规整与美观。
　　 学术书的装帧无须多么花哨或者工于技巧，但我想应是与书本身一样有思想，或者至少能提示出思想的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