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 乌托邦

2009-04-22 13:04:24 　　来自: God or Dog (和韩国电影说拜拜)
再见 乌托邦 / 再见 乌托邦的评论   

　　导言：位于香港尖沙咀的太空馆，是正在举办中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放映点。4月3日傍晚，它的一个容纳百余观众的放映厅座无虚席，盛志民导演的作品《再见 乌托邦》在这里首映。
　　
　　再见 乌托邦
　　记者苌苌
　　这部反映中国摇滚十年的记录片由三条线索组成：寻找小珂——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孩，在演出时经常像“乔治男孩”一样，留飞机头，画很浓的眼线，在1990年中期的北京显得惊世骇俗，1996年前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正如何勇在影片中说：“我听说的版本很多，他死没死都是个问题。”另一条线索是“魔岩三杰”的前世今生；第三条线索跟踪在录棚打工的男孩小畅，摄影机最后跟随他回到山东老家，这个讲述中国摇滚乐的记录片，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片尾字幕上了好几秒后，观众才回过神来。在不标准的粤语歌声中，送上了他们的掌声。
　　生于1969年盛志民曾经独立导演过故事片《心心》和《浮生》。2007年拍完《浮生》后，下一个电影的投资没有到位，而他此时心灵的焦灼，还与和周围生于1980年代的朋友日益严重的交流代沟有关。“我发现他们聊的事情，我开始听不明白了。那好，我回头看看我们这帮老同志怎么过来的。我有个80后的朋友，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周围一直很平静，那些理想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东西都只是道听途说。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或者能力去感受那些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缺失。他们有他们新的价值观，我就想告诉这一代人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我特别不想借这个片子向他们传达什么，几年前，我也许还会孜孜不倦地跟他们讲这件事的价值。”盛志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在大学学建筑的盛志民没有喜欢过自己的专业。在成为独立导演之前，他给陈果和贾樟柯做过制片，和孟京辉一起搞试验戏剧，更早以前，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他在北京组织地下摇滚演出。他觉得自己的个人历史的纪年就是随着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开始的，于是这场寻找“我是谁”的旅程，回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摇滚乐即将在中国井喷的年代。拿着一台由“全民乱拍”计划提供的数码摄像机，盛志民开着他的切诺基在北京城里，开始寻找曾经热闹非凡的生活的遗迹。
　　如果说是反映中国摇滚历史，这部电影并不全面。它并没有把当年所有叱诧风云的摇滚乐人囊括进来，没有黑豹，没有唐朝。盛志民解释说，他只是选择了和自己生活最接近的摇滚圈的朋友作为采访对象，没有清晰的框架，也没有参照现成的记录片美学，而是追随对人和事的情感，渐渐很多记忆和反思像顺藤摸瓜一样被掀了出来，语言在这部影片中变得很重要。除魔岩三杰外，他的主要采访对象还有崔健和当年将中国摇滚带入商业化的核心人物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作为一个清醒而重要的旁观者，他既在当时的那个历史里，又可以跳出来看那些事情。也许因为电影开拍在那段历史已经尘埃落定之时，也许还因为他的镜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信任的反思和表达的平台，语言在这部电影里显得沉甸甸的，130个小时的采访素材剪辑成这部90分钟的电影。盛志民说：“某种程度上它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除掉的过程。”
　　有的片段就像是非职业演员参演的故事片，但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脚本，就是在温情的镜头下体现很自然的生活片段。它还使用了一些旧日的影像资料，在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出中，何勇和讴歌的狂野不羁、窦唯桀骜不驯的眼神，不仅令当时的观众热血沸腾，也在如今的电影观众中也引起轻微的躁动，也许是因为和他们后来的形象反差太大。曾经那被认为是个激昂的年代，个人有机会参与时代变革，转换自己的命运。但十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魔岩”三杰们后来自闭的自闭，崩溃的崩溃？“它也不全是讲摇滚乐的，说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付出的代价。”盛志民说。
　　
　　1993年的岁末情绪
　　中国摇滚乐在后来的萧瑟，很难令现在的年轻人想像1993年摇滚新势力和新音乐井喷般爆发的情景。在那几年，也是刚刚出现的媒体文化副刊上连篇累牍的报道，经常冠以醒目的大号标题——《新民谣音乐的春天》、《新音乐的夏天》、《在这样的年代，有谁在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走入音乐新梦境》、《指南针——新生代的光芒》，乐评人们意气风发地抒写着即将到来的新音乐的春天，无不期待更加繁荣的明天，根本意识不到那已经是摇滚乐的日中天。尽管当时就有文章在年尾反省这场“媒体炒作”，但浏览所有那些激情四溢的文字，你不会相信那完全是一场集体阴谋。广州乐评人三儿写到他来北京出差，朋友给的任务是捎回去黑豹新出的第二张专辑，北京乐评人黄燎原“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找鞋”，看到和自己一样穿黑色军靴的就对人注目礼。“我从下往上看，一般情况下，他都充满自豪，这是战士的力量。黑色军靴健康、诚实有活力，一如军人，端庄、正直，严肃，与摇滚乐的精神合拍。”至于那次在香港的演出，香港的乐评人写到“唐朝”纯熟的演出水准和成熟度，说只能用‘肃然起敬’来形容。”
　　1993年岁末的一篇报道写道：“24日的夜晚，一个到处弥漫着音乐的晚上。外交人员大酒家晚上九点半开始，指南针、穴位、超载和石头乐队将于大家共度这一属于音乐的夜晚，蔚华离去后的新呼吸乐队，将在新主唱曹军的率领下，与大家见面。此外，在中苑宾馆，连续两天都有乐队演出，女子乐队也将在康乐宫举办活动。岁末，龙声文化娱乐公司为一位音乐DJ有待举办了一次与歌迷的聚会。音乐使大家即刻成为了朋友，在这种气氛之下，有待看到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我们来自二环、三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音乐，走到一起来了。”给盛志民看这篇报道，他说，那个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演出正是他办的。接下来是歌坛十分红火的一年，北京的音乐人纷纷变得蓄势待发不可收拾，新秀老腕的专辑陆续在这年春夏面市。一份1994年6月的华达录音带销售排行榜上，引进版的前三名分别是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才是李宗盛和刘德华。国内版的第一名是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第二名是毛宁，第三名是以老狼为代表的《校园民谣》。
　　张培仁在影片中说“所有美学都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当年媒体描述之下的摇滚生活，在盛志民和“摇滚果儿”的回望中，更带着绯红色的乌托邦的气息。“那时觉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们手里。它是人性的，甚至是破坏道德的，但生活方式本身是作为一种对抗，是对当时环境的一种态度。这也给我们激情，还有同甘共苦共患难的气质。在80年代末期，有个“中戏四大混”，说的都不是中戏的在编学生，但都吃住在中戏，有张楚、安宾，我忘了我算不算。”盛志民对本刊记者说，“张楚就说，‘有点钱和大家一起吃饭，也帮助戏剧做些工作。’那时张有待在戏文系上学，我们都叫他“有带”，因为他有很多磁带，每天拿个录音机对着窗户外放，办party的时候他做DJ，拿着两个单卡录音机紧忙活，张扬也在组乐队，所有人都特别好玩儿，过年了，我和何勇开着吉普去郊外放烟花，他和张楚来我家聊天，我发现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极其准确的思考。那时我们都不喜欢睡床，喜欢睡地上，地上铺个外贸草席，放个床垫儿。一周的时间全部排满，礼拜六晚上办party，礼拜一去阿尔弗雷德，那是华侨饭店里一个墨西哥风格的酒吧，放着很多绿色的鹦鹉工艺品，到后来都被偷光了。周四去丽都，因为是lady night，女士免费。”
　　 “那时候，中国摇滚乐人基本都在全总（文工团）玩儿。又年轻，又漂亮，又有钱，很骄傲，很有爱的一群人。虽然引得大爷大妈侧目，但在我们眼里他们就是当时社会里最酷的一帮人。”刘娜娜（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不用上班，还活得特美，特别没心没肺，感觉青春就是使不完，完全没有现在那种觉得必须干点什么的压力。大家都穿的特酷，出门要换好几身衣服，周末去郊区租房子，自己拍话剧，窦儿做导演和编剧，他年轻时还说相声呢，男孩女孩之间没有利益目的，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他们的讲述多少令人想起二三十年代的蒙巴纳斯，在毕加索等被资本选中前，艺术家们聚集在洛东达咖啡馆，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共产大家庭。让人想起弗朗索瓦丝•阿黛的歌声中“男孩和女孩手拉手走在街上，彼此相爱，从来不想明天”的1960年代。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中间是搞电影的，最惨的是东村画画的，现在第一和第三倒过来了。”刚刚为法国电视台拍摄完当代艺术家的盛志民说。为什么牛？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在影片中回忆起他在90年代初，刚来北京的时候去看地下摇滚演出，看到老崔把眼睛蒙起来唱《一块红布》，那小号声令他顿时傻在那里，抱着柱子痛哭。“你这辈子以为，这个民族可能就会掉在原来那个软绵绵的，没有生命力的，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的时候，你突然发在北京，当时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个事。”
　　小珂
　　“2007年底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人。于是就想由小珂开始，看我们这帮人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盛志民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中吴珂作为本片的重要线索，“当时死在摇滚乐上的不仅是小柯一个人，我和张炬也是很好的朋友，在体校是同一个跳高队的，但是小珂最让人感觉扑朔迷离，而且他是个小人物。当年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漂亮，有点阴郁，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玩金属范儿，而他就好像做梦一样，和当时一种截然不同的审美在他身上出现，直到后来，关于他的传闻扑朔迷离，很多的版本，而我觉得他消失的时间，和摇滚乐没落的时间正好契合。”吴珂的吉他老师祝小民的帮助下，盛志民找到了小珂的父母。
　　“96年9月7号。”小珂的妈妈说。
　　小珂走的时候24岁。因为过量服用镇静药物，没有人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之前，他深陷毒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给家人和朋友带来沉重的伤痛。曾经和小珂交过朋友的刘娜娜对本刊记者说，“小珂是家里的独子，他的母亲出了名的溺爱他。他带我去他家，要我先写一个简历给他妈妈看。他妈妈怕他跟坏孩子交往，我记得他们给做的饭特别好吃。”小珂父母的眼睛已经干涸，当年为了照看他，他们辞去了本职工作，“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他的父亲以前是中唱的录音师，曾经参与崔健的第一张专辑的录制。如今，他和妻子开了一家汽配商店。盛志民说他们把家装得很豪华，一只老得不成样子的狗在拍摄的时候，一直在旁边睡觉，据说是小珂当年养的。小珂遗体火化后，家人放弃了他的骨灰。
　　信仰在空中飘荡
　　摇滚乐在中国最红火的时光只保持了三年，原因众所周知：盗版、自身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过度炒作、市场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每个过来人都觉得委屈，不知道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他找到了一条路，把所有人带上这条路，不走这条路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会更好，但所付出的代价不能不面对。”盛志民说。“滚石魔岩文化”把中国摇滚带上商业化，签约后的唐朝，魔岩三杰被捧上了天，当你别的公司花几十万可以做的专辑，他们可以花花300万。投资收不会来，原因都推到盗版头上，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大群众基础，当年喜欢港台歌曲的都不好意思叫“乐评人”，于是占据文化副刊版面的乐评人无限放大了这个民族对摇滚乐的热爱。张有待对本刊记者说：“时代的牺牲品为什么选中他们？摇滚乐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文化上的根基。我国普遍的还是一个老鼠爱大米的国度，因为大多数人生活里只有老鼠和大米。你得认清这个现实，了解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事。老百姓喜欢许巍，有点飘荡，有点伤感，有点摇滚，这就够了。不喜欢太有个性，太张扬的。你得看清你干得事情和这个地方，和时代是什么关系。90年代的一个社会北京是大家都在寻找新的信仰，新的方向，所以需要启蒙。现在？没有人需要启蒙。如果你看不清这个规律，那就永远挺伤感，挺迷茫，挺失落的。”崔健在影片中讲到他观察到的规律：“对几十代的几百亿中国人而言，摇滚乐的批判属性，就不符合这个民族的审美习惯。”
　　下个月，张楚将在通州的草莓音乐节上登台演出，演唱一些老歌。他对本刊记者讲到进入商业机制后，当年唱片公司只和主创者签约的形式对乐队创作的破坏性。之前，摇滚乐队是集体生活，集体创作，即便某个人更有才华，但曾经平衡的生态被打破了。“我最近看《海角七号》，里面乐队碰到的问题，大家都差不多。这种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大陆相对更复杂一些。我个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们乐队的哥儿几个就散了，都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再见面心里总觉得挺遗憾的。”张楚对本刊记者说，很多人不知道，在成为“魔岩三杰”之前的张楚曾经是毒刺乐队的一员，“当时面临那个选择的确挺困难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没有这样的经验。” 之后信仰上出现的问题令张楚逐渐走向自闭。影片中，他在排练他新的歌曲《向日葵》。他对本刊记者说，“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那种精神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非主流的，非主流有巨大的压力。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的思想都不对了。”
　　“昨晚，我去MAO看纪念无聊军队是周年的演出，现场还是让我挺高兴的。”何勇对本刊记者说，“这片子我也没当回事，就是帮朋友忙，影片中提到的这么多年我们唱片一直卖着，滚石卖了我们的彩铃，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都是特别真实的情况。这么多年没有消息。合约的法律条款好像得去台北才能解决，网络版权也是当年的合约不可能提到的问题。当年什么都做的特别好，在张培仁之前，就有港台的唱片公司找过我，而我最后签约是凭着张培仁的个人魅力。他很多事情放手让我做，让我自己选《钟鼓楼》导演，我都得到特别大的发挥。我们也是在体制内教育长大的，当年“版权”、“商业”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词汇。直到现在，碰到合约的事情我都是找律师朋友，因为那种算计我不擅长。红磡演出成功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极端问题：我们突然成名了，而魔岩却突然要撤。我当时工作特别累，没有经纪人，从没当过名人又年轻气盛。我们被推到前线，却没有人掩护，也根本没有后援的枪炮弹药，面临的问题都很让人崩溃。”在过去的一年，何勇只有三场演出。他对张有待说，想在海边有个房子，养条狗，那样兴许可以写出好歌来。“那更写不出来！”张有待提醒他，大街上是个人都想那么过。
　　张有待的回答太过冷酷，甚至被有的观众误认为他在嘲笑何勇。尽管何勇和他认真地讨教网络音乐的问题，显然是基于彼此的尊重。张有待对本刊记者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学会面对现实。不管你做音乐也好，还是做人也好。魔岩的出发点是好意，给他们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和当时的市场机制有关，首先中国就没有过正常的唱片工业。本来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自然生长，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为什么要去香港演出，就意味着作出一个姿态，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算是走出国门。但整个市场没有达到预期那么高，前面运作的很正常，后半截在中国根本是两回事儿。在九十年代，大家需要寻找新的信仰，新的方向，所以需要启蒙，现在？没有人需要启蒙”
　　何勇的新歌风铃的旋律美好，单纯而带着很浓郁的情感。窦唯没有在影片中发言，他给盛志民提供了十几个小时的当年的影像资料。“我一直挺希望窦儿说话，他说先到他家听听音乐。”盛志民说。去年夏天的一天，盛志民来到窦唯家，他刚拿回来他的新专辑《五音环乐》，“他说我们听音乐吧。我们一边听，他一边跟那儿擦桌子。他家里一尘不染，灯光昏黄，我想等待音乐结束再跟他聊，音乐就一直没结束，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音乐一直在那儿放。我翻看他在后海画的画，从画里你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精神世界，尽管他外表保持平静，但你能从他的画中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和力量。不发言，这就是他的态度，我想这就够了。窦”唯的沉默肯定是会令观众感觉到缺憾的。然而音乐之外的世界，很多时候仍然令他手足无措。就这个电影，本刊记者给他打电话询问采访事宜。窦唯说话温文尔雅，他说他无法接受采访，因为经常写出来的不是他想说的。想了一下，他说，“有时候的确是我自己说过的话，但仍不是我想说的。”
　　生活在台湾的张培仁对本刊记者说，他这辈子不想就这件事再发言。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公开讲，说一半，又不对。在影片中，他说起尽管魔岩在那段时间是赔钱，但他仍觉得是滚石历史上做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当年投资也就只能做到那一步了，无法再增加更多的人力物力，滚石希望他回台北做另类整合，他对公司说，你让我三年赚到足够的财富，赶紧再回来，还来得及。到1998年，他在台湾赚到魔岩需要的钱，但是整个产业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严重焦虑症四年，不能再回来。“台湾滚石不是慈善机构，张培仁一开始被音乐所打动，但他不能代表他，他背后是一个公司，是被金钱控制的。他希望把它引到商业的良性轨道上，但却水土不服。”张有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前不久许巍演唱会的伴奏乐队中，李彦亮、刘效松，鼓三儿都是当年叱咤摇滚乐坛的老将，上周，丁武带着他的新画去参加画廊博览会，崔健还有开个人演唱会的号召力，去年在他的工体演唱会上，盛志民就在台下忙着拍摄，如今就见那些文艺中年，张扬、姜文，在集体怀旧中自我陶醉的脸恰到好处地点缀在影片中。“魔岩三杰在上海的演出，我后来决定不去拍。有两个担心，我希望他们演出好，但我也害怕看到那种欢腾是一个假象。”盛志民说。影片的英文名字取自崔健的歌名《时代的晚上》，影片的悲伤也来源于此。他们仍然在努力的排练，想再回来，而时代就在他们发愣的时候迅速地窜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