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英国历史及其他

2009-04-20 01:51:57 　　来自: 毛十八
弑君者的评论   

　　时至今日，英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这样描述着那个本该不朽的年份——“注意1649年是清算的一年，内战的胜利者向失败者显示他们的权利”。英国的孩子必须用三个暴力事件来回溯这段历史，其中第一个就是“在白厅前，查理一世被当众砍头的恐怖场景”。
　　
　　接手起诉国王一案的约翰·库克，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阴影里。人们对他的认知很难超越“无名小卒”、“出身卑微”等既定框架。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奋斗至格雷律师公会（以与王室有联系为荣）的一名受年轻人尊敬的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其智慧而勇敢地将法理置于王权之上并终于将案件结束于一个令人错愕不及却意义深远的判决——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由《弑君者》一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发现约翰·库克的壮举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巧合。罗伯逊并非历史学家，作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法官，其不仅参与起诉皮诺切特（1973-1990年间智利首脑）和班达（1966-1994年间马拉威总统），还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官做过培训。约翰·库克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前辈乃至标尺，而罗伯逊的专业背景则使他比其他的历史书写者更能敏锐感觉到约翰·库克对法律界和律师行业的撼动。
　　
　　全书有两条主线隐隐贯穿其中，一条是大时代下的历史行进，另一条则是约翰·库克个人的成长经历。在第一部分“革命”中，两条主线分别独立进行，作者往往以一个章节描写大英帝国的山雨欲来，又在下一个章节跟着库克游历欧洲。而在其后的两个部分“共和国”和“复辟”，两条主线逐渐重合在一起。从库克接下审判过往的卷宗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必然摆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对立面。
　　
　　作者对库克清教徒的虔诚信仰着笔甚多，对于缺乏无论是对时代还是对宗教的体验的我们来说，理解库克的执着似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巧合的是，作者在提及英国内战死伤比例的时候用同时代中国的明清改朝换代来对比，而读到库克接下卷宗的那一段文字，使我并不恰当地想起谭嗣同这个名字。
　　
　　彼时绝大多数律师已经逃到乡间，首席法官和大法官们无一不“想尽办法避开这一事件”。在350多年前的英国，“希望或者想象”一位君主的死亡按照法令应被公开处死，遑论审判君主甚至宣判他的死刑——如果这样的叛国行为出自一名贵族，他可以被砍头了事，反之若是平民，等待他的将是令人发指的折磨至死，手段包括宫刑、焚烧内脏、五马分尸等。库克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事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早于其接下卷宗的一刻，保皇党们就已将他视作暗杀目标。
　　
　　然而他并未接受学生的建议暂时躲回乡下，而是留在律师公会“等候上帝的指引”。在友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案子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他们把他交给我了”。尽管这句话不可避免的带有宿命论的意味，与“有之，请自嗣同始”依稀相似的淡然与悲壮仍令人掩卷叹息。
　　
　　而库克的这一做法如今也成为了律师的职业原则——就像一个计程车司机不能拒接一个不受人欢迎但付钱的旅客，只要费用合适，他们应接受任何案子，哪怕可能会引起争议。
　　
　　罗伯逊发现了更多库克不为人所知的超前之处。他呼吁废除死刑、号召律师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许是因为出身贫农和身为虔诚清教徒的双重属性，库克并未染上许多律师行业独有的职业陋习。对此，作者不禁调侃自古至今，律师以及妓女这两个行当是变化最小的。
　　
　　作者用大量笔墨详实地叙述了改变库克命运轨迹的那一场庭审，动人的细节描述使行文读来毫不枯燥，一问一答的忠实记录令人有仿佛置身古希腊雄辩场的错觉。而还原这一审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处死暴君这一结局的开创性，更重要的是整个庭审过程的步骤合法、程序严谨、气氛肃穆。在1649年的审判中，国王被允许抗辩和交叉询问，而当查理一世的儿子重回王座对审判其父亲的“弑君者”们进行肃清的时候，库克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用来认罪或拒绝认罪——两种回答的结果实际上并无不同，“弑君者”被施以酷刑后大卸八块，情状惨绝人寰。
　　
　　重写这一段被遮遮掩掩的历史，杰弗里·罗伯逊的目的显然并不仅止于让世人认识约翰·库克。
　　
　　在与读者的交谈中，他表示，尽管处死国王有着警示统治者一样要受到法律约束的标志性意义，但处死这一判决本身却是个错误，“这令查理一世成为了一个烈士”。而书中描写的处死查理一世的场景证明了这一点，国王为自己最后的谢幕精心准备，对绝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并未去除的民众心中百感交集。
　　
　　审判统治者同时还不可避免的受政治势力的左右，更甚者沦为一场政治秀。罗伯逊在谈到对萨达姆的审判时，毫不讳言地指出这是一出政治审判，而非法律审判。在这之前，他还参与了一场对萨达姆的量刑是否应包括死刑的辩论，其所代表的“流放派”提出将萨达姆流放至芬兰、圣赫勒拿、马尔维纳斯（在作者口中当然是福克兰）或者极北苦寒之地的建议，但终究输给需要以萨达姆的死亡来做个了结的美国。
　　
　　尽管从程序到结果都存在着各种漏洞和待商榷处，另一方面，作者仍然以裕仁天皇的逍遥法外和东条英机的颐养天年来反证由约翰·库克开辟的这一事业的举步维艰。巴希尔仍旧在位、农谢大概熬不到判决公布那一天、巴戈索拉的无期徒刑则花去了国际法庭整整六年的时间。
　　
　　或许作者的终极用意正是在书中借由库克之笔写下的一段话：
　　
　　“所宣判的不仅是一个暴君的死刑，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因此，如果法官中有人变成暴君或者依法同意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暴政或妄图残忍地破坏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人身和财产，则他们也同时也对自己宣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