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尼亚的天使

2009-04-04 22:34:16 　　来自: 何家炜
在天使手中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如果你去博洛尼亚（Bologna），一定不要忘记带上这本伪自传体小说（autofiction）。那里有天使出没：在长长的柱廊下，在古老教堂的穹顶，在陵墓的甬道上……如果你没有看见，并非因为你不像“传主”那样出生在博洛尼亚，而是你没有带上费尔南德兹的眼睛。
　　
　　“1922年3月5日，我出生在博洛尼亚。”小说一开篇，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就不由分说地代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细说平生，如同灵魂附体一般，而那个被呼唤的那不勒斯男孩，则成了想象中的听众：“亲爱的杰纳里埃罗，有多少事情包含在这几个词中！”
　　
　　这呼唤的声音不时出现在整部小说中，让这本厚厚的书感觉像是一封长信。被呼唤的男孩，是收信人的角色，是倾诉的对象，是恋人，对于“传主”——“你是我的收信人，我唯一的收信人，我不需要别的人了。”也是读者，对于作者费尔南德兹——“时刻进入任何一本新书中，但如果作者用一种复杂而艰涩的文笔惹你厌烦，你也会哈哈大笑着将书扔掉。”或许还是费尔南德兹本人（同样是同性恋者），他曾于二十八岁时（1957年）在那不勒斯的法兰西学士院任教，并著有小说《波波利诺，或那不勒斯的秘密》（1974年，获美第契奖）。
　　
　　就人物及其生平而言，所有的故事都是已经发生的故事，然而重点不在于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进入一个真实人物的灵魂深处，进行一场看得到头但或许走不到边的精神与情感历险。费尔南德兹的巴洛克写作风格恰当地提供了繁复叙述的可能性，枝蔓错节也正源于人物的敏感内心和细微反观。此外，更有时代主题的层面需要得以梳理成叙述语言，以便读者进入人物彼时的生存状态：那些艺术文学，那些宗教历史，那些政治现实，那些社会时尚，那些革命抵抗……无一不要求作者以看似随时走题的散发性笔触，去拉出一节节载满记忆和想象、思考和评论的列车车厢。
　　
　　一切从博洛尼亚开始，这是“我”的出生之地，是摇篮中的摇篮。
　　
　　然而首先是柱廊（portico），只有博洛尼亚才有的那么多那么长的连拱廊（三十五公里！）。这座故乡之城进入帕索里尼记忆的第一视点，就是这些高达2.66米、可以让骑马的人通行的精美建筑。柱廊源自始建于十一世纪的欧洲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迅速发展，大量涌入的学生需要增加住宅，但又不能损害城市交通，于是博洛尼亚人发明了柱廊，在其上增盖了好几层住房。
　　
　　但帕索里尼的着眼点并非在于柱廊的艺术价值或实用价值，而是它所象征的平民精神：早先博学的大学教授在柱廊下跟青年们从容地谈论教皇国和帝国的各种问题；每一栋房屋都以毫无隔断的门厅与邻屋相连，富人的府第与穷人的陋室外观上毫无区别；柱廊把居住的私有空间跟散步的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平等化的社会交流构成了向所有人开放的长廊，人们在这里穿行、邂逅、聊天、结交友谊，“每个人都准备着迎接所有人”。
　　
　　在帕索里尼的视角里，博洛尼亚的公共建筑盖过了孤立的房屋，“大众理想粉碎了占有、卖弄、家族精神”，沿着拱廊一根根柱子，并列延展着斯帕达宫、酒吧杂货铺、乳品店、补鞋摊、书店、煤炭店……如此不平等的场所具有了相同模样的华彩。国立中学的学生帕索里尼有一天躲过警察闯入了斯帕达宫内院，就是在那里的客厅，他看到天花板上“一个穿玫瑰色衣裙的天使置身于布料的旋涡之中”。然而，他很快就清醒过来，“玫瑰色的天堂信使是不会在就餐者的盘子中，在一片圆圆的摩德纳熟红肠旁边，加上一块玉米饼的。”虽然贫富差距一直存在，但帕索里尼相信，柱廊使得这座城市里的富人和穷人更趋接近而不是更分开。柱廊哺育了帕索里尼的平等与博爱精神，他流连在长廊荒凉的夜色中，为“这一无隔碍社会的乌托邦”激动不已。
　　
　　柱廊在帕索里尼记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赋予柱廊的精神象征，是否让我们联想到了古希腊的艳阳天，甚至联想到了古希腊的同性恋风气以及那时人们对此风气的宽松态度。至少，在费尔南德兹饱含情怀的游荡目光里，柱廊作为博洛尼亚第一胜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然而除了柱廊，还有古老的教堂：有母性的罗曼式风格和父性的哥特式风格。
　　
　　在述及帕索里尼的同性恋来由时，费尔南德兹花了不少笔墨在母子间亲密的关系上，这种纠结不清的关系充满了温柔和归属感；相反的，对于父亲，帕索里尼从小感到的是威严、暴力和恐惧。这一阴阳相对立的情感，正好对应于他对罗曼式教堂和哥特式教堂的印象。“我特别喜欢这四个小小的罗曼式教堂……全都矮矮的，玫瑰色的，简朴的，寂寞的……只有弯弯的曲线，圆圆的拱门，弓形的柱顶盘。令人心安的氛围，一种宁静涌入我的心田。”圣司提反教堂和其他罗曼式教堂让他“感到信心十足”，“就像母亲的一条温柔的胳膊，把她的孩子搂住，保护在自己怀中。”
　　
　　而当罗曼式风格被哥特式风格取而代之，他感到“跟母亲的亲密关系中断了，合而为一的幸福被掠夺了。”他从穹顶威严的黑暗中依稀看到了父亲那张隐藏着的可怕的脸，“在圣佩特罗尼教堂，你不由自主地颤抖，你没有受到欢迎，而是受到了审判。雄伟的中殿以它黑暗的壮丽把你压垮。……你只是一个等待惩罚的无限渺小之人。法则、威胁、畏惧从此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父性的耶和华的写照；而他的母亲则扮演了圣母玛利亚的角色，同时把他扮演成襁褓中的耶稣，并把跟他交往的姑娘们都视作仇敌，把他将来的婚姻视作叛逆和背弃。
　　
　　帕索里尼二十岁时，因一本以弗留利方言写作并附有意大利文翻译的小册子《诗歌》而声名鹊起。然而，就在当年11月，他屈从了纳粹德国的邀请，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前往魏玛参加欧洲作家代表大会。回到博洛尼亚之后，他遭到弟弟、伙伴们以及其他人的蔑视；他对自己犯下如此奴颜婢膝的无耻行为，认为是在“寻求自我惩罚、惩罚自己在私生活中作为懦弱者”。而就在这段日子，他在出版商马里奥·迪兰的书店附近，圣多明我的坟墓旁，发现陵墓的甬道上有两个大理石天使，姿势、着装、翅膀都完美地对称着。
　　
　　“左边那位天使显露出一种‘天堂般的甜美’：柔软光滑的长头发，竖琴手一样细长的指头，半闭的眼睛，女子般的雅致，沉思中的举止。他怀着敬意和神秘举着枝形大烛台。这是古典的天使，带有理想的美……我久久地待着，贪婪地瞧着他……我跪在这个纯洁的天使面前，就这样把自己献给了精神升华的暧昧的甘美……”
　　
　　对天使雕像这般虔诚的凝视和沉迷，是为了给他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依托，至少，让自己对在博洛尼亚度过的那些岁月感到纯洁，没有罪感，让良心得到安宁。可以看到，这“左边那位天使”依然带着阴性的柔弱，就如同维吉尔笔下的牧羊人追求的那个美少年。那么右边那位天使呢，他又如何？
　　
　　“短短的鬈发，结实的胸脯，厚实的脊背，运动员般的脖颈，饱满的脸颊，目光稳稳地正视着前方：更像是一个粗鲁的小工，而不像一个轻灵的天使，他是不是正等待着什么，准备朝前一跳，把他手中只有形状没有实质的枝形大烛台扔到地上？……从那一时期起，他就成了我的类别，显然是我的类别……当我仔细瞧了一阵右边的天使后，我走出大教堂时比一匹狼还饥饿。”
　　
　　在这里，帕索里尼确认了自己在同性恋倾向中的类别，是阳刚远胜于阴柔的那一类。“右边那位天使，像一帖兴奋剂，为我灌输了富有战斗精神的贪婪的活力。”这种对自己男性性别的认同，其强烈程度超过了性别暧昧的诱惑，是对自我存在的认识和认同。另一层面，古典的美对帕索里尼已经是且只能是一个甘美的幻象，而现代主义的精神，那种粗蛮贪婪的活力，才是激励他前行的力量（殊不知，正是这股粗蛮的现代之力将不断摧毁他，像天使之手掌控着他直到最终完成他奇诡的悲剧人生）。经过这番精神历险之后，帕索里尼或者说费尔南德兹，获得了心灵上的自我拯救，或至少可以为自己付出的勇敢而自豪了。
　　
　　如果我们翻开这本伪自传体小说，在赠献页“献给夏尔·F. 杜佩谢”后面的插页上，十分恰当地引用了夏多布里昂的一句话：“在描绘他人的心灵时，我们其实只是在描绘自己的心灵。”我不知道这是作者费尔南德兹的引用，还是法文原书的编辑加的，抑或是中文译本的编辑加的；确实如此，在夏多布里昂之后半个多世纪，普鲁斯特说过另一句殊途同归的话，只是它更有现代感了，大致意思是：我们唯有通过认识自身，才可能去认识他人。
　　
　　如果你去博洛尼亚，现在，今天，当你流连在那些长长的柱廊下，在古老的教堂或圣墓旁，愿你看见你的那位天使，或许他就在树枝上朝你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