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马玉龙：又优美又开阔

2009-03-11 17:55:51 　　来自: 黯夜如歌
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的评论   

　　 传说马玉龙善饮。有人称之为“酒神”，套用那首著名的《两天》，马玉龙也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喝酒，一天用来醒酒。当我向他求证时，马玉龙有点不好意思：“我想戒酒想了很久了，但朋友一聚就要喝，他们都喝，我不喝，显得特别不合群……”于是，在挣扎许久之后，他只好又举起了酒杯。
　　
　　 又传说马玉龙善舞。他觉得“善”称不上，但年少时候也是跳过霹雳舞的人。虽然现在的马玉龙身材略有些发福，斜倚在藤椅里的时候颇有一种看破人世的沧桑，但偶尔与朋友一起玩，兴致来了，他也会给大家秀一段自编的舞蹈，形状僵硬，动作缓慢，犹如科幻片里的残次品机器人——而你一抬眼，就能看到，一双不大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精光闪烁。
　　
　　 马玉龙的确颇有灵气。他大二第一次听到吉他声，觉得好听，又可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于是在一个月内迅速从一个没摸过吉他的外行变成一栋楼里的高手，半年后，他毫无争议地坐上了全校弹唱冠军的宝座，成为校园明星，万人迷。当时他尚未到20岁，“还没有现在这么胖，身材适中，穿着也很讲究”，每每去食堂打饭，从女生楼下经过，全体女生会探出头来，齐声高喊他的名字。经过这种盛景，马玉龙从此对成为明星失去了兴趣，“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马玉龙招女孩子喜欢，绝非仅仅因为一手好吉他。他善唱情歌。“全国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的”，又善写诗，声音碎片的歌词由他一手包办，每张唱片甫一发行，歌词绝对是引人瞩目的亮点。所以有人称之为“流浪诗人”，虽然实际上，他喜欢完全不动地呆着，基本上没什么流浪气质，但“诗人”之称，马玉龙当之无愧，甚至在当今社会风气下，“诗人”之名号之于他，倒仿佛该感到愧疚才是。
　　
　　 所以圈里都叫马玉龙“马老师”，感觉透着尊敬。我也如此称呼他，马老师神态有点怪异：其实“老师”根本不是尊称，而是一次演出后，有网友发帖，说他长得特别像“中学政治老师”，从此之后，“马老师”的称呼就传开了。“为什么说我像中学政治老师呢？中学政治老师什么样啊？”马老师认真地问。我只好说，中学政治老师，一般年纪比较大，长得比较枯燥。哦！马老师恍然大悟，“今天终于明白了。”他说。
　　
　　 其实中学政治老师哪里能比得上马玉龙呢？马玉龙老师是优美的，得体的，从容的。他声如洪钟，把他三十余年的故事娓娓道来，偶尔伸手架腿，模仿一下他的偶像鲍勃·迪伦。是的，你必须相信，马玉龙也将要度过如迪伦一般传奇的人生。
　　
　　
　　 前史：彝族歌唱少年
　　
　　 33年前马玉龙生于四川攀枝花，彝族。小时候家在农村，住过木头房子，背过藤条框，戴过大头巾，皮肤黝黑。所有的彝族孩子都善于歌唱，“我从来没听过我们那儿的孩子谁唱歌走音的”；大概十岁时，有一天马老师手指间长疮，一动不动地躺在太阳下让阳光消毒，收音机在他身边，放着齐秦的歌，是《离家的路》。“这首歌给我留下太美的印象了。乐器是吉他，我觉得特别好听，但我当时不知道歌名，也不知道那是吉他。收音机放一遍就没了，从此我一直打开收音机等这首歌，可再也没放过。好多年后我才在齐秦的一张专辑里听到这首歌，那种感觉……”马老师唏嘘着，“这首歌我现在还会唱。”
　　
　　 十来岁时，马老师家搬到县城，基本没吃过什么苦。在大四之前他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怀抱吉他在舞台上唱歌的人，觉得自己以后不过是跟别人一样，上学，再上班。直到大学毕业回家，在等待工作分配的那一个月里，马老师忽然觉得那种生活很无聊。
　　
　　 1999年，受到曹操在北京组了“木马”乐队的激励，抱着成立乐队的梦想，马老师来到北京。他的谋生方式很简单：唱酒吧；收入颇丰：每晚200块钱。
　　
　　 那时，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摇滚乐手的典型生态是这样的：住在郊区，每天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手头拮据，躲避房东，赖交房租，经常搬家；音乐风格则偏重，或深或浅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慨。与这些人相反，马玉龙一直住在三环以内，“从来不穷”，“那时候我天天在东直门吃饭，大摆酒席。”他常常去树村、霍营等摇滚歌手聚集的地方玩，但绝不愿住在那里，“当时所有的乐队都扎堆住在一块，全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没有独立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模一样。我特别不喜欢那样。”
　　
　　 在唱酒吧唱了两三年之后，马老师对流行歌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真吐了”。因缘际会，马老师终于组成了自己的乐队：先是遇到了吉他手李韦，再是早在四川便认识的鼓手和贝司手恰巧那时辞了家乡工作，来到北京。四人一拍即合，组成乐队，开始排练。
　　
　　 排练了很久，乐队才蹲在排练室的门口确定了名字。“我当时想了无数个名字，最后大家确定用这个，因为比较好听，上口。”马老师说。对自己的创造力，马老师永远有些得意。
　　
　　 2002年7月，声音碎片第一张专辑《世界是噪音的花园》发行，在当时一片风行的重金属中，这张专辑风格低迷，全无“重”感，特立独行。“当时就是想做得跟他们不一样，想另类，就这么点小心思”，马玉龙伸出小手指，挤着指尖比划着，“就这么一点点心思”。他大笑起来。“当然我现在也不再喜欢当时的表达方式。我从来不是那种愤怒青年，不会在歌词里写自由啊什么的。”
　　
　　 这也许是因为马老师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的缘故。那些美妙的小说与诗歌，带给了有点胖、衣着不太讲究的马老师优美的姿态，正如他所说，“优美地低于生活”。
　　
　　
　　 音乐：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
　　
　　 黯：声音碎片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马玉龙：我们排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创作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不是靠灵感，而是已经完全系统化了，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写无限首歌，旋律已经成本能了。有时候我听人说“这是我创作的什么什么”，我觉得特别可笑，就好像硬揪出来什么似的。
　　 王朔说过，业余写作的人会半夜三更灵感来了爬起来写，但是专业作家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了就开始写，写到十二点，这是不间断的，而不是等灵感来了再写。当你对一个东西熟悉到一定程度、职业化了以后，“创作”其实就是个确定方向的过程，定下了方向和基调，直接坐下来就工作了，跟上班一样。像我们要做一张唱片，就先定一个方向，然后排练；排练的时候先确定节奏，再确定和声，几个人和起来之后，人声一加，唱一遍就出来了。就这样做出四五十首歌或者更多，然后再筛选。歌词也是这样。文字它难不倒我。比如我就想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写歌词，就先坐着，慢慢开始写，到12点了就不写了，明天继续弄。其实是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比如国外的大乐队，都是在巡演的路上写歌。在这个地方排练时候成了首歌，到下个地方就开始演，成新歌了。
　　
　　 黯：我觉得因为你的歌词，声音碎片在原有音乐的表达上提升了很多，起码在很多乐评人看来是这样。很多乐评是从歌词出发的。
　　 马玉龙：其实有的乐评人还不如普通听众，乐评人只会写字，当然光看歌词。当然我是指一部分乐评人，有的是真懂音乐。歌词也有一些意义，但远不像乐评人分析的那样。比如鲍勃·迪伦吧，有个哥们把鲍勃·迪伦所有的唱片、演出搞了一遍，统计出来这首歌在其一生演了多少遍那首歌在其一生演了多少遍，然后每天在鲍勃·迪伦家楼下，在垃圾桶里翻他家的垃圾，想找出点什么东西来分析歌的含义……后来鲍勃·迪伦专门写了一首歌，故意瞎写，什么意思都没有，结果也被评出意义来了……这样弄文字的人是有点讨厌的。
　　
　　 黯：我看到在听摇滚乐的这部分人群中，声音碎片是挺受欢迎的一个乐队。比如你们最近的演出，豆瓣上挺火的。
　　 马玉龙：其实我们是非常主流的乐队，没有弄虚作假，都是非常单纯的表达，仅此而已。以后我们形式上的东西会减到最少，包括舞台表演也会越来越简单。经常有些乐队描描眉，穿穿花衣服，留留长头发，增加点视觉效果，我也不是不能这样，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因为你最终还得回到音乐本身。视觉效果是这样的，你第一次在舞台上脱裤子，我也爱看；你第二次脱我就觉得，怎么还脱啊？！到第三次我就不看了。最终还是要回到音乐本身，让它职业化，让别人听起来始终享受。
　　
　　
　　
　　 黯：从《世界是噪音的花园》到《优美的低于生活》，再到《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马玉龙：《世界是噪音的花园》是一个很小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反叛青年，就想弄得跟别人不一样，就这么一点小心思。做第二张《优美的低于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想法太傻了，为什么一定要另类要摇滚？为什么不能真实地表达你自己呢？当时已经有了那样的野心，想把每一首歌都写得不一样。当然第二张还不够开阔，到最近这张《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我完全是为别人写的，我像一个旁观者，希望音乐能进入更多的人心里，而以前那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东西已经完全没有了。
　　
　　 黯：有人说你在第三张专辑里终于开始写爱情了，就是《情歌而已》。
　　 马玉龙：那不是仅仅写爱情。那首原来叫“情歌”，后来真写歌词的时候发现跟别的歌没什么区别，恋爱了高兴失恋了痛苦，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改成了《情歌而已》。里面有些表达还是很深的。在生活里面我唱情歌是第一流的，中国没几个人能唱得过我。情歌本来是足够美的，但现在真的会唱的人不唱了。情歌已经泛滥了。最近有个女歌手让我写歌，让我上网看看那种排名第一的歌，按那个路子写，我一听那什么歌啊，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我就跟那个歌手说写不了，那个表达太低级，对我来说那种歌一天写一万首，一点问题都没有。歌词都是什么我曾经爱过你，现在不爱了，雨又下了，冬天好冷啊……旋律写上就完了。可是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流行歌坛真的弱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黯：流行乐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关于你们乐队，有乐评人认为你们有很多乐队不具有的神魄与感染力，但是缺乏对时代的呼应，你觉得呢？
　　 马玉龙：干嘛要跟时代发生关系呢？这个时代不是你想呼应就能呼应得了的。所谓时代像洪水一样，你只是那么一个点，最终的命运都是会被时代冲走的。崔健那样是挺在那里，几秒钟而已；我们就跟着时代走，只是没有像那些烂泥一样被卷进去，而是找个方式跟时代一起走。
　　 凡是跟时代有关的东西都是淘汰得巨快的，相信我这句话。比如文革是一个时代，最能代表文革的东西淘汰得非常快。三十年代鲁迅的杂文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现在没有意义。六十年代的民歌手绝对代表时代，但是十年后又有人来代替他们。有些东西则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看唐诗宋词？为什么我们还在听Beatles唱我爱你你爱我？过了一万年还有人听，还有人觉得这是唱的自己的事，还是觉得他们牛逼。
　　
　　 黯：我觉得你的理念里很强调“优美”，你怎么理解它？
　　 马玉龙：比如我觉得Hip-hop就不美。它虽然表达的内容、节奏都挺好，但是它不优美。为什么有人说我们是英式乐队？英伦风格是干净，不闹腾，我们也是这样。我喜欢旋律。Hip-hop你念出来就行了，旋律则是要用脑子写要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它就是优美的那一部分。
　　
　　 黯：那你怎么把这种音乐中的“优美”体现到生活中呢？
　　 马玉龙：这个就不用体现到生活中来了，否则就是自讨苦吃。生活远比音乐深沉复杂，音乐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你还有感觉的时候，表达；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干点别的也挺好，而不是老弄一些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特别讨厌这种，何必呢？！争取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不一样，这是我的追求，如果有一天这些激情这些能力都没有了，那我就随便开个小卖部，晒晒太阳，挺好的。
　　
　　 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对音乐或者对艺术有一些美好的想法的追求，他们也力求把这种想法和追求贯穿到生活中去，然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
　　 马玉龙：人有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类似生理反应，饿了就会叫，比如梵高，他的表达就是饿了，痛苦，然后刷刷开始画；还有一种，把自己的生活控制得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来表达。比如毕加索，他没有穷过，他严格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在绘画方面尝试很多风格，有手工装置，有古典油画，也有别人完全看不懂的。画画对他来说只是玩，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再比如鲍勃·迪伦，六十年代青年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开始他也关注了一下，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自己能左右的，就退出了，跟妻子在农村生活了十年。他的内心完全在自己掌控中。我喜欢这种方式。
　　
　　 说完这些马老师就笑了。虽然来北京已经快要十年，马老师还是喜欢跟他的那些彝族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随时抱起琴来，转轴拨弦三两声，马老师高渺的声音就飞起来。2008年快要结束了，这次采访也到了尾声，当最后我问马老师他的新年愿望的时候，马老师埋头想了好久，然后说，我没什么愿望。我是那种没愿望的人。
　　 为什么啊？
　　 我太早就看破很多事，未老先衰了。马老师笑眯眯地，又宽和又带着点无所谓的样子。
　　 国旺胡同的天黑了。马老师在门外飘动的琴声里悠闲地坐着，像他两张专辑的名字那样，又优美，又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