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前生今世：两颗煎熬挣扎的心灵

2009-02-27 22:29:23 　　来自: (づ￣ 3￣ )づ (相约，2010)
如焉@sars.come的评论   

　　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我看过的很少，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当下创作的乏善可陈是许多人的共识。直至前一阵子，我整理电脑里的一些旧文档，才发现有一部小说的电子版，叫做《如焉@sars.come》（简称《如焉》），因为完全没什么印象，我决定删。删前点开，漫不经心瞄过一眼，发现开头倒很有趣：“儿子出国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于是暂没删，而是顺着读了下去，一口气到半夜，终于看完。可以说，阅毕的瞬间印象是，作者是个思想者。跟单纯讲故事的小说家相比，他更倾入了很多思索的痛苦和近乎宣道般的执着。讨厌说教的人，会排斥这样的文字，以为这是对文学性和审美旨趣的遮蔽，但我想当下的中国，实在很需要这样直面现实、兼具思想力度的作品。
　　
　　作者叫胡发云。现在想想，我高中时在《小说月报》上看过他的几篇中短篇小说，当时觉得这是个很扎实的作者，但是谈不上多么打动我。而这部《如焉》呢，创作于03、04年，06年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尤其得到国家出版署在某次内部会议上“不许再版”的点名批评后，更是成了文化圈众人追捧、恨不能人手一本的大热书籍，真是让作者都哭笑不得。业界对这部书评价颇高，最近，徐友渔在“推荐30年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10本”中 ，把《如焉》排到了第五位，评语是：“以罕见的价值立场和深邃的目光观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颂扬道德勇气和真善美，鞭笞犬儒主义。”胡发云的价值立场的确罕见，他撷取了建国以来一系列的历史断片，其中不乏一些很敏感避讳的事件，并透过笔下人物的口，大胆表达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究其根本，作者自己也认为，妻子的不幸去世和自身的健康欠佳一度心跳暂停都让他把生死看淡了许多，当看开了许多事情之后，心态也趋于豁达平和，写起字来便勇气倍增、“笔无遮拦”。不再忠于某个外在，而只忠于自己的内心写作，在这个时代，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如焉》中，胡发云通过中年女子茹嫣（“如焉”）的视角，塑造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思想者形象，他们都是渺小的个体，在历史的洪流和命运的荒谬中沉浮多年，在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卫立文的感召下，他们积极地反思历史、透视当下，直至宿命般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些人物中，卫立文老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作为前代的知识分子，见证了那么多辛酸残酷的过往，难能可贵的是，他却把粗糙苦涩的沙砾熬成了晶莹剔透的珍珠，用坚强和勇气完成了彻底的自省和自我的疗治。
　　
　　卫立文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独特的心路历程：年轻得意，风云突变，受辱受难，积重回返，大彻大悟……他的经历，是无数建国以降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被定为胡风分子，是卫立文人生中第一个灰色的转折点，反右，文革……之后的苦难，顺理成章，不可抗拒。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痛遭遇，卫立文陷入了痛苦的思索，纠结着那个似乎渺远而永恒的答案。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少有不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简单说来就是：魔鬼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时，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患者的表征即是，在强权的威迫和洗脑下，自保的本能压倒了理性的判断，出于恐惧和焦虑，他们会给强权披上一层虚幻的羽衣，反过来则不断贬低自己，进而把自身对强权的屈服不断合理化。久而久之，屈服成了信服甚至膜拜，受压迫不再是现实的可怖的，而是强权力量赏赐下来可供他们甘之如饴的美物。结果，受压迫的人和压迫者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不再有反抗，只有自欺欺人的麻木缄默，甚至狼狈为奸。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集体性爆发的时候，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大多数人难于幸免。就像《如焉》中通过达摩的笔作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被压迫者的灵魂已经被巨大的恐惧所吞没，既是外部强权的奴隶，也是恐惧的心奴，他们无力直面悲哀的现实，只好在外界反复的洗脑强化和自身不断的暗示催眠中，逼迫自己爱上这恐惧和制造出恐惧的力量，他们最终也变成了这恐惧发动机上的一个牢固的部件。当真正迎来自由、开放的世界时，受压迫者早就难以适应，竟会觉得这自由是不真实的、可疑的，甚至是让人排斥心生厌恶的。这个事实的存在固然让人很悲哀，也很无奈，但是作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我难以去诟病，况且人们心里多少都存在着“斯德哥尔摩情结”——局部情境下，依赖性强易受感动的人容易爆发出来；而在极端情境或者整体情境下，人人都是潜在的患者。卫立文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也不能一开始就挣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魔咒。
　　
　　在回首往事时，他自己也沉痛地说：“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然而随着受害经验的延绵不绝，卫立文并没有就此屈服成为更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早年受俄苏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熏陶滋养，那种高贵的精神尊严和那些深厚的人文传统早已沉淀在了他的骨子里，成了心灵深处最柔软、却也最坚不可摧的一部分。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努力地挣扎着，不停地拷问自身，直面世界，反思苦难的根源；心灵始于煎熬却又不甘受缚，一时的麻木不可怕，但是正常的情感不应被扭曲、健康的愤怒不能被压抑，他慢慢调试着敏感度和痛感神经，在孤独的炼狱中锤炼洗礼；在他的坚持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治而愈了，这是用罕见的勇气才能达到的自我疗治自我救赎。最终，随着磨难的暂别和岁月的累积，卫立文迎来了心灵的全面复苏、成长乃至人生的又一次涅槃，不说大彻大悟，也算洞彻世事。无论是对历史还是革命，对当下还是制度，对未来还是人性，老先生都有了坚定而清醒的认识，这些真诚睿智的言论不仅让小说中“青年马克思”团体的青年人获益匪浅，也让久已疏于思考的我不禁汗颜，继而陷入难以抑制的沉思……
　　
　　（针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群众的欢庆游行）“不要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过行，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更是天天游行，开九大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
　　“让我，还有许许多多与我一样或不一样的人受折腾，有他们（指四人帮），也有反对他们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不带个人情绪的思考，除非是机器人。但是，如果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经验，带有普遍的意义，那它常常就会穿越许多迷障，看见深远处的一些东西。”
　　（针对平反，这不啻是一份赤裸裸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的自愈宣言）“要是我们自己都满足了，他们就更不会进步了。他们只是将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还给了我们，还没有全部还清，难道就值得我们感恩戴德？有些事，看起来对我有好处，但是对他们更有好处。”
　　“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可是看看我们，全军溃败，集体投降，一声令下，任何个人的声音都不见了。我们像猪狗一样活着，没有悲伤，只有恐惧。没有勇气，只有疯狂。没有尊严，只有傲慢。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只有对权势的谄媚……”
　　
　　这其中的决绝姿态，小说中的年青学人们自叹弗如，恐怕也震动着每一个那个年代跋涉过来的同路人。然而路同道不同者，硕矣。事隔多年，当卫立文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他向这些堪称忘年交的青年们袒露了自己心灵深处苦思多年的结晶。
　　
　　“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1955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我想，到后来，我的下场，周扬是一个最不坏的榜样，如果我还心存一点良知，今天就只好度日如年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感谢1955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
　　
　　“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强化了今天权力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十多年后，那些押着我游街的学生，那些打骂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来的……所以，近些年来，我的一些思考其实是很痛苦的，它几乎又要将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55年，66年，是别人从一个方向对我的否定，那么今天，则是我自己从另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否定。”
　　
　　这些直抒胸臆的言辞，是一位老者历经历史变革后的厚积薄发，是一颗伟大心灵彷徨后的终极呐喊，虽然从整体上来看，这破坏了《如焉》文学性的含蓄和艺术性的留白，但是卫老的苦心和作者的努力已经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每一个读者了。技巧的纠结，不如干脆的共鸣来得有趣。
　　
　　更加饶有趣味的是，如果说卫立文老人作为参加过革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寓意着知识分子的前生，那么小说中的毛子，就是今世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也是个害了病的患者。与卫老那代人罹患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同，毛子遭遇的是当今更普遍的犬儒化浪潮，是知识分子犬儒化的一个典型。其实在文学语言中，“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本身也是一种强权下的犬儒病。这两种病症间，竟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毛子的人生沿着一圈耐人寻味的轨迹，与卫老的同样具有中国特色。毛子出身贫寒，当他作为“知青”下乡的时候，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他一贯喜欢读书思考。七十年代初，毛子和几个哥们儿常在一起交流心得、议论国是，渐渐形成志同道合的一伙，自称为“青马”（青年马克思）。七十年代末期，“青马”成员各奔东西，按各人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毛子以高中学历报考省社科院的研究生并被顺利录取，整个八十年代他以锐气新鲜的文字行走学术界，积极投身各种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这段燃情岁月后来成了毛子的前尘旧梦，也是许多人心中难以释怀百般纠结的深刻印记，多少人就在怀旧中宣称：我（我们）死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群体的迷梦与心结，因为谁也抗拒不了后来的集体大转向，以及由此铺展开的历史的嘲弄、命途的荒谬。八十年代末期那个迷雾一样的政治事件，席卷着无数个体，也裹挟走了毛子的魂。经过这次严重的打击，他由最初的积极分子，到疯儍般不吃不睡，只是呆坐床上或者像狼一样干嚎，若不是好友达摩用胡屠户医治中举范进的招给他一下子，他离神智恢复正常恐将遥遥无期。
　　
　　之后的毛子，遇到了一位颇会驭人的新任院长。他便瞅准时机，曲意逢迎，用一篇背离了自己过去价值观的文章完成了对院长的“高雅”行贿，院长因了他的文章巩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自然也不会亏待毛子。于是毛子开始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了。评高级、当所长、提博导，物质上也随之进入中产阶级水平。十几年下来，毛子不再是当年热血冲动的青年学人，也懒得去做一穷二白的民间思想者，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被体制化”，并在体制内尽可能地攫取着生存资源。他配合时务，见风使舵，搞搞帮闲学术，写写面子文章，不痛不痒、抽筋去骨的文字趴伏在他动辄洋洋数十万言的学术著作里，里面常常充斥着一本正经却狗屁不通的废话。当达摩看到此类的书籍时，他感到真切的愤怒，也为毛子心痛。好死不如赖活着嘛，生计所迫为稻粱谋，毛子讪讪地这样对老友辩解，仿佛同时也是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一个无奈的总结。达摩作为作者的化身，当即一针见血地批评他的言谈：“简直是一篇犬儒主义者宣言”。而早在很久以前，卫立文老先生就预见了这一点。小说中这样写道：“卫老师多次对达摩几个说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从愤世嫉俗的热血到玩世不恭的虚无，从坚守原则不妥协到难得糊涂无所谓，从曾经沧海的理想主义者到打着“务实”旗号的犬儒主义者，这种演变应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能逃脱或者甘心逃脱的，终究是少数。当然，今时今日看来，理想主义的热情有时也是虚妄可疑的，比如说，理想主义者通常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相当程度的同理心，也很少看到多元价值间的冲突和此消彼长，这样，他们以自我覆盖世界，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在信仰和道德原则的荒原上迈向犬儒之路。一个人如果不足够坚强，那么他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容易蜕变。但是显然，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存在永远是必要的，它喻示了对现实的永不满足，展望着人类不断上升的潜能和进步的可能，这是人性的高贵和希望所在。但在现实中，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屡屡碰壁，并逐渐变成犬儒，也是势头所趋。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失去了内心理想的支撑，丧失了自诩的道德制高点，犬儒主义者戏称：“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于是，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说一套做一套，深思熟虑地装疯卖傻，以不相信一切获得某种合理性——这是他们赖以维系的生存方式、自御机制。当他们对强势者与弱势群体持同样语焉不详的态度时，客观上就是有利于强势者而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主义者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他们在精神上倾向躲进心灵深处的洼地去寻找一种软弱的宁静和快乐，面对别人的苦难时通常是背过脸去——遑论要斩断那种与强势者血肉相连的利益关系了，这对他们是更难以忍受的痛苦。
　　
　　犬儒病和软骨症在当代中国，尤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此普遍，又要怎样医治？毛子最终的命运是卒于犬儒，还是焠火重生？抑或只是不知所踪的幻灭？作者不言，读者如我，也唯有掩卷长叹。可我无法苛责毛子。鲁迅先生的话，适时地钻进我疲惫的脑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确，唯有前进了……貌似的希望，总好过彻底的绝望，一时的犹疑，也绝非一世的软弱。但愿。
　　
　　纵观此书，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就这样被我看个遍，嚼出的味道却是五味杂陈。那些挣扎煎熬的心灵，是也许忘却的纪念。小说的最后，卫立文老先生悲剧性地死于非典时期，他那“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的宏愿犹在耳畔。生前的对话亦是犹在耳畔。毛子说，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稳稳，有饭吃，有衣穿，仅此，足矣。卫老师说，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回顾于此，我不禁默然，唏嘘。
　　
　　同时，我总是倾向恶意地揣测，会不会有人冒出这样的风凉话：“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对历史、现实的分析，以及一些大而无当的思想说教，不过都是常识罢了，我们谁不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胡他写出来了，摆在纸面上了而已，不管怎样，这都不能掩盖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粗糙的事实。”这其实是我的杜撰，但我深切地认为，这不止是我个人的异想天开，因为几年前，也是有人这么评价吴思的力作《血酬定律》的。可是比起把玩那些艺术精致散发唯美气息的尤物文学，我更乐于埋头扎身在粗重而浑厚的沙砾石块下，观察潜藏在那里的碎金——那是不屈不挠地散发着思想光芒的真金。
　　深刻体察着生存状态，忠于自我地独立思考，这就是作者胡发云真心诚意的努力，他把这份努力和诚意，无甚保留地倾注和贯穿在自己的作品里。对此，我坚持认为，写出来，说出来，就是比不写不说强。
　　
　　我毫不犹豫地给此书打了五颗星，只是为了表达我致敬的心情……我向卫老先生致敬，我向那些曾经的年青人致敬，我向胡发云和他的孩子《如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