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论村上春树的时候我在谈些什么

2009-01-23 21:41:57 　　来自: waits (明明如月)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评论   

　　作为习惯，身在上海的我每次经过福州路时，都会去古籍书店的三楼转转，那个楼层卖的都是出版社库存的半新不旧的打折书。刚开业那段时间，它的打折方式很有趣，每本书上架时都会打上日期，而这本书的折扣力度也是采取浮动制，从五折到一折，上架日期距离当下的时间越长，折扣就越高。但对于喜欢的书，也不能一味苦等抄一折的底，因为数量有限，很可能被人捷足先登，在三折或者四折时就抢了去。
　　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有时间但没钱，这种售书方式给我和朋友们带来极大的乐趣，有时，我是说偶尔，我们会把一本喜欢的书偷偷藏在书架某个隐蔽的角落，然后等待时间的镰刀慢慢横扫过去。这么做的人肯定不止我们，所以这里的好书时常会在书架间自动漫游，很多人慕名而来，做寻宝和藏宝的游戏。
　　后来，或许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多，或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这个书店取消了这种浮动定价制，书价再次固定，所有的书从此也就停在某处，一动不动。而我也渐渐工作，多了点闲钱，少了些时间。
　　很奇怪的，我见到有两套在市面上算是畅销的书，一直停在古籍书店的三楼某处，无人问津。一套是米兰•昆德拉，一套是村上春树。
　　
　　
　　当然，我也没有问津，虽然他们都曾是我爱读的作家，但迫于某种“抵制媚俗”的压力，我羞于谈论他们，更不必说收入囊中了。相信有很多爱逛折扣书店的人也是如此。
　　然而悖谬的是，这两个作家，尤其是村上春树，一方面他的小说似乎正淡出有一定修养、“抵制媚俗”的读书人的视线，哪怕仅仅因为他是《挪威的森林》作者的缘故；另一方面，他的小说趣味，他所热爱的那些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雷蒙德•钱德勒、约翰•欧文、杜鲁门•卡波特、蒂姆•奥布莱恩……正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谈论，所热爱。但没有人会羞于谈论雷蒙德•钱德勒，即便他写的只是侦探小说，也没有人会以热爱杜鲁门•卡波特为耻，即便他的生活充斥着虚荣与谎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村上春树和这些美国小说家在中国的不同遭遇，难道仅仅是因为美洲大陆比日本群岛更遥远的缘故？
　　最近，南海出版公司引进了《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译者终于不再是林少华），这本村上描写自我的散文集在中国的出版适逢雷蒙德•卡佛热，或许正是沾了这位村上翻译最多的美国作家的光，这本新作在文化圈反响甚好。香港的梁文道在《上海书评》撰写《村上春树的跑步修行》一文，说了一段类似《皇帝的新装》里小孩子的实话：“多半是我太矫情，由于厌倦那一阵子人人都说村上春树，人人都像引用圣经般地引用他，甚至于人人都想自己活得像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的无谓（也就是流行一时的所谓“村上风”），所以我就和躲避玉女歌手似的躲避他。一个自封为铁杆球迷的人居然以贝克汉姆为偶像，难道不丢人吗？喜欢文学的，又怎能跟那帮小资瞎起哄？”
　　梁文道在村上的这本新书里，看到了一个严以律己的修行者村上，这当然是对的，但很明显梁文道没有怎么读过村上的小说，因此，一方面村上在新书里已谈到小说家三个重要的素质：才华、集中力、耐力，另一方面，梁文道却只能抓住“耐力”这一最不“小资”的元素来发挥，“在这一剎那，小说家村上春树变了；他绝对不是那些广告写手最爱的青年偶像，他是严以律己的肃穆作者，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树。”“修行者”之于村上，是纠偏，同样也是另一种遮蔽。因为，假如从修行的意义上来说，所有好的艺术家都是修行者。说到底，变的不是村上春树，是我们自己的认识。
　　然而，当我这么煞有介事地谈论村上春树的时候，我究竟在谈些什么？
　　
　　
　　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是将近十年前。那年来上海面试，傍晚在住的小旅社附近的西藏路上溜达，在一家小书店里偶而看到并随便拿起翻翻的，是漓江出版社新出的《挪威的森林》，当时只是觉得文字蛮清爽，用来消磨随后的一个无聊夜晚该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就买了下来。那是我工作之后住过的最差的旅社，因为是自己掏腰包，可是，那也是我为数很少的还留有印象的旅社，因为那本书。
　　后来，村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看过来，看多了，其实颇有重复之感。主人公大多为男性，三十出头，离异或分居，喜欢爵士乐，阅读趣味是巴尔扎克托马斯曼古希腊史，身旁总有几个可人女孩儿，很会享受生活，却永远沉浸在过去与幻梦中。他的小说着力塑造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某种略嫌沮丧的人生，只是因为恰巧某个时段的我也身处人生沮丧的阶段，因此得以共鸣，以及深深的安慰。
　　梁文道的朋友企图用《海边的卡夫卡》证明村上的价值，但这本小说恰恰是我疏远村上小说的开始，几次在书店，甚至是折扣书店，我从它身边停下来，又走过去。在我看来，村上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最喜爱的作家，这是很奇妙也很好的事，但努力去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却是很可怕的事。林中有两条小路，我们总是惦记那条自己没走过的路，但最初的选择其实并非偶然，那就是自己的性情，勉强不得。
　　而所谓《挪威的森林》，其实就像这本谈论跑步的新书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个偶然而已，青春和爱情，并不是三十岁才开始写作的村上最关心的事情。我最喜欢的村上的小说，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本书写在《挪威的森林》之前，我不止一次向只看过《挪威的森林》就对村上心生反感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好久以后，在书店里翻到杰•鲁宾的《倾听村上春树》，发现这位美国人竟也和我一样，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视为村上最好的小说。
　　在一处称作“世界尽头”的所在，主人公的人生就是在安静的图书馆里阅读藏在独角兽头颅里的古梦，陪伴他的是一个女孩，图书管理员，屋外是永远的大雪，屋内是氤氲的咖啡香气。我觉得，这是村上小说世界中最动人的场景，这种世界尽头的动人场景，来自一种心灵尽头的简单，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斯宾诺莎用内在信仰将失败的犹太人从现实政治重负中解放出来，与此类似，村上也是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依旧还可以听着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
　　当然人们可以质问，这种解放在何种程度上为真？我的回答是，当然不够为真！就像在斯宾诺莎之后，犹太人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一样，但我们并不因此看轻斯宾诺莎。人之为人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永远身处某种局限性中，却依旧能做出奋力向前的姿势。
　　
　　
　　在小说世界之外，能令我一直对村上这个作家抱有好感的，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所体现的丰富性。
　　他并非一个沉溺自我世界的人，日本在20世纪的一系列现实境遇，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以及战败后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在他严肃的审视之下。而在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他同样又是最先站出来、面对现实的作家之一。《神的孩子全跳舞》，是一个小说家对这次事件的反思，在我看来，也是村上最好的短篇集。他在《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曾自比做一根漂流木，他没有展开谈，但熟悉他的读者自然会联想到《神的孩子全跳舞》中的那篇《有熨斗的风景》。在一个海边的小镇，总会时而不知从何地而来的漂流木被冲上海滩，它们是篝火的最好材料。一个堪称篝火迷的老人，为之停下流浪的脚步，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住了下来。他喜欢时常点起这样的一堆篝火，在深夜的海滩。而且，他总是会打电话请两个朋友一起来观看这篝火。点篝火是一门技艺，粗圆木和小木条被巧妙地组合起来，俨然前卫艺术品般地高高堆起。当篝火真正燃烧起来之后，几个人便停止说话，静静地看这盛大的火焰。篝火燃烧的最后，总是会剩下一根最粗大的漂流木支撑着整个火堆，等到它一旦熄灭，整个艺术品也就坍塌了。
　　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现代人的荒凉处境，是目睹最后一根藉以燃烧的漂流木轰然熄灭，在一地的灰烬中，去捕捉残存火星的徒劳。作为一个为同时代人写作的小说家，村上不是要扭转这种荒凉，也无力去扭转，他能做的就是成为一根新的漂流木，冲上海滩，继续这暂时的火焰。
　　因此，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村上还是一个很好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对于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美国作家，村上并非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地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尔德翻译鲁拜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
　　至于他的随笔，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他是个好的随笔作者。但没关系，就像智利导演佐杜洛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作品《(鼹鼠》时所说的那样，“假若你很优秀，《鼹鼠》就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假若你很平庸，《鼹鼠》也将是一部平庸的电影。”同样，随笔本身的优秀与平庸，对于村上的读者已并不重要，喜欢看村上随笔的读者，多半只因为想要了解村上这个人罢了。
　　好些年前，我曾经拿《爵士乐群英谱》当作自己听爵士乐的入门读物，我相信，或许过些日子也会有人对照着《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去跑步，这里面，已经不是某人对于爵士乐和马拉松的认识是否专业的问题（纠缠其中会很无聊），而是说，这个人对于世界的丰富性的某种感受，居然有力量传染给了另一些人。
　　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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