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15 13:19:30
来自: Lysistrata
疯癫与文明的评论



在14、15世纪的欧洲大陆上麻风病、黑死病的死亡气息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而逐渐减退。对麻风病的有效隔离和对东方瘟疫通道的切断使分布在欧洲的上万所麻风病院的中的病人人数骤然下降。随着这种最严重、最可怕、最致命的疾病由一种普遍流行的病疫减退到个别人的症状时,另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得到了凸显,这就是“疯癫”,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精神病”,一种同样无法治愈的纠缠性疾病,不仅纠缠病人,而且纠缠他人,其恐怖程度并不亚于麻风病,只是这种疾病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奇怪的是,对于这种疾病,政府并没有采用压制麻风病的隔离手段--麻风病人缩减而闲置的麻风病院为对疯子的隔离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然后,恰恰相反,15世纪欧洲大陆上的疯子被寄予了让正常人都希翼的自由,“愚人船”被从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中唤醒了。
15世纪上半叶的港口里风帆林立。太阳把金色的晨光泼洒在大地上,让那白色的帆也显得暖洋洋的。不知是哪个水手最先体察到了投向船舱的第一束光,他于是行动了起来。很快码头上就变得熙熙攘攘,船上的水手忙着准备起航,船下的搬运工向船上运着货物,送别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彼岸和此岸只由那唯一条细长、狭窄、脆弱的船梯相连,向上和向下都是走向一个陌生的异己王国。然而,这时码头上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是一群疯子,在一个看守的呵斥声中前进着,叫嚷着、狂笑着、或者是哭泣着,踏上了那条船梯,驶向“nowhere”. 他们将从一个城市被载向另一个城市,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被放下岸流浪,然后再被抓到船上去驶向另一个城市,无论在哪儿都自由地游荡。 在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愚人船”的驶进和驶出。
这就是“愚人船”,一种在15世纪极为盛行的现象。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1502年创作了《五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1503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 vanOestvoren)于1413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用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当然,博斯的绘画也属于这个梦幻船队之列。舞台上的疯子、傻瓜和小丑经常疯疯癫癫地说着智者的话话,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福柯细致地研究了疯人史,最终发现这种做法的仪式性。它并不是政府引渡外乡疯子的手段,而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这种实践不断地被仪式化、神圣化,最终上升到了象征性层面。在现实中,这些人可能是人见人打的疯子,而在精神层面他们却当为了“智者”和“圣人”。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 为什么如此呢?这里蕴含着文化主题的转换,由死亡主题转为疯癫主题。
直到15世纪下半叶,“死亡的主题都是独领风骚”。当瘟疫(外因)造成的人类死亡逐渐减少,“死亡的毁灭不再算回事儿了”。“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困扰人们的不再是外界死亡的威胁,而是内心的痴狂。当疯人的疯癫呓语被视为理性缺失的结果,他们的航行也就具有了追求理性救赎的象征性意义。由此我们可知,那艘“愚人船”驶向的是文艺复兴的理性彼岸。
引文皆出自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
疯癫与文明的评论




在14、15世纪的欧洲大陆上麻风病、黑死病的死亡气息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而逐渐减退。对麻风病的有效隔离和对东方瘟疫通道的切断使分布在欧洲的上万所麻风病院的中的病人人数骤然下降。随着这种最严重、最可怕、最致命的疾病由一种普遍流行的病疫减退到个别人的症状时,另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得到了凸显,这就是“疯癫”,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精神病”,一种同样无法治愈的纠缠性疾病,不仅纠缠病人,而且纠缠他人,其恐怖程度并不亚于麻风病,只是这种疾病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奇怪的是,对于这种疾病,政府并没有采用压制麻风病的隔离手段--麻风病人缩减而闲置的麻风病院为对疯子的隔离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然后,恰恰相反,15世纪欧洲大陆上的疯子被寄予了让正常人都希翼的自由,“愚人船”被从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中唤醒了。
15世纪上半叶的港口里风帆林立。太阳把金色的晨光泼洒在大地上,让那白色的帆也显得暖洋洋的。不知是哪个水手最先体察到了投向船舱的第一束光,他于是行动了起来。很快码头上就变得熙熙攘攘,船上的水手忙着准备起航,船下的搬运工向船上运着货物,送别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彼岸和此岸只由那唯一条细长、狭窄、脆弱的船梯相连,向上和向下都是走向一个陌生的异己王国。然而,这时码头上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是一群疯子,在一个看守的呵斥声中前进着,叫嚷着、狂笑着、或者是哭泣着,踏上了那条船梯,驶向“nowhere”. 他们将从一个城市被载向另一个城市,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被放下岸流浪,然后再被抓到船上去驶向另一个城市,无论在哪儿都自由地游荡。 在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愚人船”的驶进和驶出。
这就是“愚人船”,一种在15世纪极为盛行的现象。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1502年创作了《五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1503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 vanOestvoren)于1413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用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当然,博斯的绘画也属于这个梦幻船队之列。舞台上的疯子、傻瓜和小丑经常疯疯癫癫地说着智者的话话,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福柯细致地研究了疯人史,最终发现这种做法的仪式性。它并不是政府引渡外乡疯子的手段,而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这种实践不断地被仪式化、神圣化,最终上升到了象征性层面。在现实中,这些人可能是人见人打的疯子,而在精神层面他们却当为了“智者”和“圣人”。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 为什么如此呢?这里蕴含着文化主题的转换,由死亡主题转为疯癫主题。
直到15世纪下半叶,“死亡的主题都是独领风骚”。当瘟疫(外因)造成的人类死亡逐渐减少,“死亡的毁灭不再算回事儿了”。“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困扰人们的不再是外界死亡的威胁,而是内心的痴狂。当疯人的疯癫呓语被视为理性缺失的结果,他们的航行也就具有了追求理性救赎的象征性意义。由此我们可知,那艘“愚人船”驶向的是文艺复兴的理性彼岸。
引文皆出自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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