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2009-01-12 16:59:14 　　来自: Lydion (have an elephant in my room)
史家陈寅恪传的评论   

　　昨晚清理书架，忽然发现一本汪荣祖先生所著《史家陈寅恪传》。这书是我当年赴中大复试时购得，自己虽然不知国故不明陈学，但几年前《陈寅恪最后贰拾年》一书惊心动魄之处仍犹在目，又其时于寅恪先生故居处感怀良久，于是购入，打算在回程火车上打法时光。只是小子得志，气血浮动，只记得康乐花木珞珈湖光，哪还读得进表彰豹隐的文字，草草翻过便插进书架靠里一层，三年多来再未翻动，几欲蒙尘。
　　
　　如今看来，这本书基本可归于“思想传记”一类。全书虽已年代为纲，但不拘此限，宁愿按照所撰记者之学术思想勾勒况味心路。据信海德格尔在1921－22年冬天讲疏亚里士多德前介绍生平时只道：他出生，劳作，去世。简单一句话，几乎是给思想传记作家留下一条绝对律令。打破流俗的标签、脸谱，恰如其分地理解思想，便能够恰如其分地理解思想家；“对思想家，没有偶然的巧合”，或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去年里，我粗率看过萨弗兰斯基大作《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与《尼采思想传记》，对此种写法颇有好感，也破了自己从前不读少读传记作品的陋习。
　　
　　翻检目录，见附录有作者比较陈寅恪与胡适之文章，一读之下，心生感慨：
　　
　　陈寅恪为冯友兰所撰审查报告早遗美谈，“同情之理解”也一度于学界内外俯拾常见。但作者指出当中“阳赞其是，阴斥其非”的态度似乎也可假设为陈对胡适博士《中国哲学史 上卷》的批评，又所谓“阳论冯著，阴评胡书”。此前，陈也曾间接批评胡适“从《马氏文通》读通文法”之说“自乱宗统”。除了“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等等纯学术的原由，更因“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斩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
　　
　　其次又有方法批评，胡适博士本人讲求科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作者推测，陈寅恪对此必颇不以为是。“因假设密切关系到求证，假设不当，再小必求证，不是浪费时间，就会牵强附会。所以，假设若太大胆，极易造成找事实凑合假设的弊病，流于‘随便的假设’（haphazard hypothesis）。今人以某种模式来牢笼事实，或以论带史，都可以说是‘大胆假设’的后果。”
　　
　　两人之对举终于又来到政治层面。胡适随国民政府远去台岛，寅恪几经辗转落足赤色羊城。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二人仍不免“殊途同归”，晚境悲怆。对于胡适，一叹其学术，曲竟人散，终不见哲学史下卷问世，二叹其落入政治瓠中，雷震一案首鼠两端，“过河卒子”境遇一览无遗，最终在各方叫骂声中凄惶下世。寅恪因其不涉政治，避过大陆上的各式阳谋阴谋，却无论如何避不过连计谋都懒得伪饰的新兴革命，虽晚年瞽目膑足中成鸿篇大制，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一语成谶。作者于此指出：“自由主义者形不成一个有效的中间力量，成不了气候，最后被形势所逼，只能在两个‘魔鬼’中择其一”，“其右派选择了国民党，其左派选择了***。但无论左右二派，大都对国共两党均无幻想，只是表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无奈。”如此而言，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之语似乎意味深远。以此比照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之脸谱、之活剧，当真令人鄙薄。
　　
　　胡陈之交不深，而且学术与政治上的去向均不相同，但是二人却相敬相重。胡适听闻陈眼疾不治，感叹'The Light that failed”，又打探名医，又汇钞资济，处处真情流露。而邓广铭回忆寅恪先生飞离北平前有云：“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如是观之，后人纵有天才，欲以政治取向评说先贤，这一关怕是就难过得很。
　　
　　本书最后还牵涉一场笔墨官司，作者答问余英时《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又及义谛纷争。而于前篇附录读后，此中又另有一番滋味。我虽心下不喜余先生强解弦外之音的索隐本事，但还是想到作者在“旧时王谢家”一章中所记寅恪祖父陈宝箴事迹。其时，宝箴为曾国藩上宾，而曾因平太平军所用税饷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交恶。宝箴有意调停：
　　
　　“从容言曰：‘舟行遇风，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宝箴字）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其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百年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两世纪的主义和观念交锋，有多少是因为气血过盛，又有多少穿凿着人道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