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缚的“普罗米修斯”

2008-12-31 20:39:38 　　来自: tillich (谁有朝须点燃闪电，就须长期是云)
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的评论   

　　在现代社会，科学一贯以理性与进步的权威形象出现于人类文化之中，然而，后现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又译为“科学元堪”或“元科学研究”等）对科学的现代形象提出了彻底的质疑和严厉的批判。在后现代科学论的理论透视下，自然科学并非是对客观自然的反映和表征，而是科学家出于社会利益而做出的理论建构，科学的合理性并非由其确定的经验基础和严格的逻辑标准来保证，而是科学共同体不同学派之间以及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共同协商所构造出来的产物。既然科学合理性是由社会协商谈判的产物，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而且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研究结论都将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污染，于是，科学不再能以价值中立为借口逃避它对现代社会诸多弊病的责任。自70年代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法国的后现代思潮开启了后现代科学论的研究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后现代科学论对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逐步加大，科学的理性与进步的现代形象不断被受到撼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英美各国的科技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英国科研基金锐减，而美国众议院1993年6月24日做出了停止从能源与水的拨款议案中资助计划耗资约80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决议。
　　以索卡尔（Sokal）为代表的一些敏感的科学家发现，周围的文化开始对科学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友好和崇敬，科学作为一个实现人类文明的“普罗米修斯”，正在被其他文化所猜忌、怀疑乃至攻击，因而正在逐步陷入了孤立的困境之中。这些科学家认为，针对后现代科学论对科学形象的歪曲，他们有必要予以澄清，以捍卫科学本真的形象，重新为科学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文化氛围。本书的作者列维特也正是在这种动机的驱策下审视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的。
　　列维特在本书中并没有对后现代科学论历史考证中的错误展开详尽的批驳（相关内容可参见Fashionable Nonsense：http://www.douban.com/subject/1769000/以及《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思想家的科学神话曝光》：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14280/?i=0等论著），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为什么受后现代主义支配的文化会如此孤立和敌视自然科学的思想或政治根源上。列维特认为，当代文化中盛行的反科学浪潮与其敌视“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科学论要不将“真理”联系到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或文化中的霸权话语，要不就干脆就否认“真理”的存在。总之，真理或者是科学家出于社会利益的杜撰，或者是集权政府和跨国公司阴谋宰制世界的帮凶。当然，与对真理的敌视相伴随的，是对意见的偏爱，一个观点和理论的真假，是相对于文化和人群的，每种文化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自然图景，对于不同理论关于自然和世界的主张来说，它们都是叙事，都是经过一定传统而构筑出来的美丽故事，因此在人类文化中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地位，它们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对待。
　　列维特从这种偏爱“意见”，反对“真理”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中发现，后现代科学论对科学和真理的研究，虽然存在着诸多已经被揭露出来的虚妄，但仍然如此流行，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相对主义主张迎合了当代倡导民粹主义、无原则的平等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大众文化的趣味。后现代科学论消解真理，将一切理论主张都赋予同等的地位，将曾经被忽视的“边缘”凸现出来，这当然会受到边缘文化人、偏僻学科的专家和无能的大众的喜爱：对于他们来说，后现代科学论不仅有利于边缘学科研究地位的抬升，而且也拉平了无能的大众与有能力的科学家之间的距离，毕竟，逻辑、数学和复杂的实验操作是使大多数公众在评价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之前望而却步，而后现代科学论的研究则努力要证明，这些复杂的知识方法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它们在科学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反倒是人人都可通达、都能理解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威望等等社会文化因素，才是决定科学理论取舍、发展的重要因素。牛顿力学的隐喻表现了牛顿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简直可以将其称为“牛顿强暴手册”；巴斯德反对生命的自然发生说，并没有太多理性和经验的工具，而是为了反对法国的无神论，捍卫他保守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以谋取更多的社会政治支持等等。在一个反对高和低、肤浅与深刻的价值评价的虚无主义文化中，后现代科学论的相对主义“齐平化”的论调，显然会有它自己的市场。列维特似乎意识到，正如对历史上曾经流行的相对主义一样，欲克服后现代科学论，仅指出它学术研究中的错误或逻辑上的不融贯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深入到后现代文化之中，改变那块拒绝高低上下之分的虚无主义思想土壤，才能真正为自然科学乃至人类文明的繁荣滋长开辟出适恰的空间。依循这条思路，列维特就尝试着对当代文化提出了相应的评论乃至改造建议。
　　应当说，列维特的上述思路有其敏锐之处，其建议对于很多支持科学的人文学者来说，也颇有吸引力，但是，审视一项改造文化建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抽象原则和思路，而在于它就具体文化评价和主张些什么。在读了列维特不乏犀利见解的前两章之后，我逐一审视了列维特就技术、教育、法律、新闻传播、种族、信仰等问题的具体文化建议。我失望地发现，列维特对非科学文化提出的评论或改造建议充满了种种无知的傲慢和专家心智封闭的自满自得。
　　列维特主张要将科学与非科学截然区分开来，若从反对假借科学行骗的意义上来讲，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列维特意图并不限于此，他希望像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那样，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一道一劳永逸的界限，并根据这一界限剥夺非科学文化对自然的认知权利。在列维特看来，其他文化的思想家对自然的研究是一无是处的，对科学知识提出的批评是拙劣的。他相当轻蔑地谈到歌德对牛顿颜色学的批评，认为这纯粹是“文人”歌德不自量力的愚蠢表现，然而，即使卡尔纳普这位相当固执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也在他的《科学哲学导论》中强调，“我们不应该忽视像歌德的直观方法对于发现新事物和提出新理论，特别是在相对新的知识领域发现新事实和提出新理论所具有的伟大价值”。但仔细审视科学的历史就能发现，科学的发展受惠于大量按照今日观点看是非科学的文化。这不是在主张其他文化研究自然的理论都可以和科学有一样的地位，享有同等的资金支持，而是在主张科学要开放地向其他文化汲取可能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傲慢自大地对待其他文化所提出的异议，这只能枯竭科学的灵感，限制科学发展的诸多向度。
　　列维特依据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而拒绝认真对待其它文化的思想遗产，这种傲慢自闭的态度深刻影响了他对当代美国教育、新闻媒体和法律的批评态度。列维特认为，美国学校在进化论之外，仍然教授宗教对人类起源的解释，这是宗教蒙昧思想的可悲结果。显然，他并没有明白，科学的真理恰恰是在其与其它替代性假说的争论中才得以维持的，真理若不通过与其他意见的比较，若不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辩，就让孩子单方面的接受，那么无论什么真理，都难免蜕变成教条，无论什么教育，都难免蜕变为灌输。如果科学知识真的代表了关于人类起源的真理，那么它就不怕与宗教信仰的交锋，我们需要反对的不是知识教育中教授两套理论，而是反对那种回避科学与宗教交锋和论辩的相对主义态度。列维特这位倡导自由的科学斗士，为了维持科学在文化和社会中的权威性，不惜冒灌输教条的恶名也要驱逐不符合现有科学理论的思想，这种教育思想很难真的培养出具有理性开明对话能力的学生来。
　　基于同样的动机，列维特也反对大众媒体，认为他们将过多精力放在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上，或者放在了诸如UFO这样的伪科学之上。列维特对传媒充满商业味的科学报道的批评诚然是有根据的，但是列维特提出的解决方法相当贫乏，他仅仅停留于谴责公众素质低下，媒体记者智力低能的水平上。在列维特看来，科学是相当深奥的，需要高度智力和相当长时间的专业培训才能理解的，一般公众和记者显然不可能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既然他们无法理解科学和技术，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服从科学家的建议和主张。当然，列维特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科学专家之间的建议发生矛盾的情况。到时，记者该如何报道，公众该服从谁，这恐怕就不是简单靠科学共同体的等级职称和同行评议就能解决的了的。
　　列维特对科学传播虽然没有什么积极可行的建议，但是，对美国的法律却提出了一大堆的职责。在列维特看来，美国法律关注形式正义，注重证据搜集的合法程度，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法律对取证程序等形式正义的关注，忽略了对真正的客观事实的追求，结果导致了谋杀妻子的辛普森能大摇大摆的走出法庭，也让许多科学家基于“真理”的证词因为律师的“诡辩”而降低了权威性。列维特改造法律的建议很简单，凡是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案件，让不懂行的律师闭嘴，让不懂科学的陪审员离开法庭，只让科学家来提供证词，其证词的可信心不许律师质疑，只让科学家组成陪审团，法庭上的一切由科学专家做主。列维特的法治理念是相当可笑的，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证据可信性和法庭做出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可靠性。虽然在某些案例中过度追求程序正义会造成一些错误，但是，程序正义是保证不出现冤狱的最好的手段之一，它可能会导致错放一些罪犯，但错放总比错抓要好。错抓不仅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而且还让无辜者蒙受毫无根据的惩罚。至于科学家证言的有效性，律师对其内容的理解固然存在着障碍，但是，律师和陪审团完全有能力根据这个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和受雇佣经历，去调查他与该案涉及的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由此判断该证言的可靠性。对于这些关系的判断，任何有理性的大众都有可能做到，列维特难道对法律真的无知到这种地步吗？列维特身为一个科学家，虽然口口声声承认不应该简单将自然科学的思维套用到社会科学中去，但是，他自己在评论法律和科学家在庭审中的地位问题时，却处处以科学“真理”的名义来捍卫科学家不受质疑的特权，就此看来，我非常怀疑他恰恰符合了后现代科学论对科学家假借“真理”来谋取私利的指控。
　　当然，列维特在有利于科学文化特权的情况下，确实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不像一些启蒙思想家那样，想以“自然”取代“上帝”的地位，从而根据自然科学知识推演出一套完美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列维特反对给予“自然”特权显然还有着更深邃的目的：反对激进的环保主义。列维特认为，那些有关科学污染环境的指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崇拜“自然”的浪漫主义惹的祸。列维特指责人文学者往往倾向于将自然“拟人化”，认为自然是人体小宇宙的反应，倡导天人合一，推崇自然，认为只要是自然的东西，就是好的，值得肯定并不允许破坏的东西。而科学致力于改造和征服自然，于是就收到了那些推崇“自然”的多愁善感的环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的言论影响了大众，以为自然食品就一定是安全健康，对人有益的食品，而受到科学原料和辐射污染的食物就一定对人体有害。列维特辩称，自然界的生物为了保护自己而在自己身体里面形成毒素，因此，在我们的天然食物中到处都有有害的物质，可人却心安理得地食用，而那些科学转基因食品未必如天然食品那么对人体有害，很多人却因为迷信天然绿色食品而盲目拒斥生物技术，或者反对生物学家在自己小区的貌似无害的实验。列维特坚持认为，这就是群众受倡导“纯天然”的神秘主义自然观影响而做出的不智之举。
　　列维特的上述论断貌似有理，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然食物的毒性即使真的存在，那也经过了上千人人类身体的适应，所谓的毒性，其实是相对于什么有机体的毒性，对于适应了某种化学元素的生物来讲，那种化学元素对别的物种也许是毒药，对这种生物就很难称为毒药了。而生物技术的毒性，即使并不比自然生物中的毒性要强，但终究人类到目前来说还是难以忍受的。更何况对于自然食物的毒性并不容易改变，但科学技术既然是人所创造的，它的产物的副作用也应该更有可能避免。对科技产物的影响保持严格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防止人类力量异化是相当必要的。
　　然而，列维特并不承认科学家对其科技产物的道德责任，他借用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不仅技术发明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其产生的结果也不可预测，对于不可预测的事情，科学家又凭什么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这话说得当然有一定道理，有些曾经导致巨大灾难的技术，也可能在适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里，列维特又犯了一个科学家典型会犯的错误：一项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能一次性地确定出来，但是，结合某个特定历史语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特定时期的意义和价值的。这就和政治理性有关。人类文明需要均衡的发展，某些的科学技术力量以目前的政治理性并不足以驾驭，这就需要人们更多地研究和发展政治和社会建制，而不是一味片面地发展科学。
　　可以想见，列维特对发展人类社会政治建制毫无兴趣，对他来讲，人类社会进步只需要一根顶梁柱，那就是科学。作为一名的“唯物主义者”，列维特认为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仅仅是纸上谈兵，重要的不是这些人文学科的空谈，而是以科学技术促进的物质发展来促使社会进步。只要科学进步了，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能力加强了，那么所谓的资源环保、伦理经济问题将迎刃而解。至于现在的污染情况嘛，这是由于当前的物质水平决定的，环保主义者再怎么闹也没有用。与其浪费时间在限制科学上，还不如专注于科学研究之中为妙。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许多本可以制止的环境问题才被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有些科学造成的污染危害，对于列维特这样高高在上的科学专家来说，其生活在相当时期内（甚至这一辈子）当然不受影响，但在污染发生地，大量普通民众却为科学家看似无害的行为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不过列维特这样的科学家既然主张精英至上，凭借着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显然并不会太在惜第三世界无法理解科学的普通民众的权利的。
　　列维特对与科学权益无关的政治社会事务置身事外的态度，与他对科学的热情适成对照。他将科学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认为只要科学进步了，其他社会文化问题即使不是全部，也将是绝大多数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他毫无根据地拒绝其他文化对科学的批判性监督和反思，以想当然的态度来对待人文社会学科对自然科学的批评，甚至对某些善意的提醒也报以恶意的攻击。他简单地将后现代环保主义运动看成是将自然拟人化的前现代神秘主义的重复，因此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浪漫感伤。但是列维特没有看到，后现代的一个中心主张是消解人类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主体与客体二元区分的现代本体论诉求。列维特将后现代科学论看成是主张心灵和身体、自然和社会二元论的哲学，以对立于他自己主张一元论的自然主义，殊不知，后现代所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截然两份的粗暴思维。从列维特的这些误解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列维特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他所谓的对手的基本立场，就开始凭借着科学主义的傲慢自大想当然地攻击他假想的敌人，这种反驳除了激起更多非理性的误解、攻击和谩骂外，恐怕很难有什么积极的成效。
　　列维特想从社会文化中刨出后现代科学论更多荒谬的根源来，但颇具讽刺的是，如果说在具体学理上后现代科学论的考证确实存在着诸多漏洞，但在文化政治上，列维特等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卫道士却显示出了极大的傲慢和虚妄：他们表面追求社会正义、平等和人类进步，可通观他们在具体社会、文化和政治立场上的言论，这些科学专家仅仅考虑的是他们科学家自己的利益、特权，他们一方面坚持认为，科学是不可能被外行所理解的，另一方面又借着科学真理的名义，要求社会其他公民无原则地服从他们的一切指示。他们一方面指责其他文化歪曲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不肯真正花费心力让外行深入了解他们知识主张的理性根据，而仅仅满足于谴责非科学家的心智低下。他们一方面指责其他文化将科学家侏儒化，把科学设想成一个贪图利益的庸人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又贬低其他文化，尤其是把政治和法律简单看成是一个利益交易的藏污纳垢之所。
　　列维特等科学家所反映出的傲慢自大，让当今的自然科学画地为牢，不仅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学科和文化的知识，而且还在没有充分了解其他文化的条件下盲目反驳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批评与建议。德里达曾经嘲讽过由索卡尔等科学卫道士人为炒作出来的科学大战，他认为这非常类似于一场狩猎，其中有些训练无素的骑士有时无法分辨出猎物，甚至连场地都没有分清。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列维特对当代文化的批判。
　　列维特将当代科学比做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并以一种受难英雄的姿态控诉整个当代文化的罪行，然而，他没有反思，科学作为造福于人类文明的“普罗米修斯”，为什么会在当代文化中受困？当代科学共同体中居高临下的态度，让科学自闭于其他文化，由这种自闭产生的傲慢自大，让科学产生出大批对社会和心灵的全面发展无动于衷的专家，他们逐渐丧失了与其他公民、其他文化建设性对话和交流的能力。科学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独立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真空中生存。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靠科学专家来赋予的。科学专家的自我中心倾向于将自身的研究价值提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家即使为了自身的生存，也需要学会如何运用适当的方式去让科学界之外的人士来了解科学，了解自身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经受来自其他文化的批评和质疑。然而，列维特等科学家的傲慢和势利让其主要关注于直接能发放研究资金的企业和政治组织，很少考虑民众本身的利益，于是，科学家在价值中立的借口下逐步成为大型私人企业、国家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附庸。科学家在得到有权势的政府财阀的资助后，逐渐丧失了社会批判的锋芒，而仅仅满足于研究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名誉和利益上的好处。由此，当代科学在自身的傲慢、贪婪、怯懦和冷漠中束缚了自身，逐渐陷入了被其他文化孤立、质疑和批判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