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8-10-25 00:52:45 　　来自: wizard (我见青山多弱智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的评论   

　　关于胡适，并没有特别的去了解过，只是读过一本贾祖麟的《胡适之评传》，此外虽然中国近代史也算读过不少，但遇到胡适的次数不多。这大概与他本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关，对于政治，他始终是游离于外，他试图以一种温和中正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但他不能明白的是，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有中间立场的。
　　1936年，正值华北危机最烈的时候，日方咄咄逼人，国民政府一退再退，而民间的反日浪潮自一二九之后日益高涨。胡适公开提出一个七点建议，试图重新鼓吹他一直在争取的和平，他告诉日本的读者，如果日本希望解决中日分歧的话，它就必须放弃《塘沽协定》、河北非武装区以及华北自治的计划。胡的这一建议招来了各方的火力。日本人控制的在华刊物提出把他逐出华北。中国学生组织指责其为卖国贼，因为他没有谈到“满洲国”的问题，似乎承认傀儡国是一个事实。胡适所不能理解的是，一项既让日本人满意、又能为中国民意接受的和平方案，在1936年是毫无希望的。
　　
　　在某种程度上，余英时与胡适一样，一方面他们有民族气节，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清晰的头脑，知道实力不逮时不宜枉自牺牲。他们似乎总在等待着某种奇迹，比如，中国突然奇迹般的励精图治，实力超越日本，然后从容的、没有牺牲的收复所有领土。
　　可做一对照阅读的是，余英时在书中谈陈寅恪的段落中，曾引用并赞成陈寅恪论唐史的一段见解，即李怀光之军队当时所以反叛，并不仅在于李本人之好恶，必别有另一影响到全军之共同利害者。可是当余英时痛斥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学生的煽动与胁迫时，他似乎忘却了，那时中国丢失东三省已有五年多，察哈尔若干县也落入敌手，华北自治的现实也一天天在逼近，国民政府则一退再退，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游行，到底是被共产党逼的，还是被日本人逼的呢？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下，1989年之后，余英时在普林斯顿接待逃亡至美国的众多“学生领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指责这些“学生领袖”不该煽动那些大学生们罢课上街呢？
　　
　　转回来再谈胡适，贾祖麟在《胡适之评传》中有一段精辟的评论，“在胡适对政治活动故作谦虚的后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及勇于思维而怯于行动的特质。他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有的偏见，即是将政治视为冒险而又肮脏的事业。有一种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想撷取政治的果实而不重视其根本，他们希望摘取每个果实-自由、议会、政府、政府的廉洁、经济繁荣以及免费的普及教育等等-要保持这些而与政治免除再进一步的接触。”
　　我愿意把这样的人称为“政治洁癖者”，胡适曾经说，“民主政治”是最不复杂的政治形式，因此最适合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中国民族。他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同样，余英时对国共双方也都报以严厉的批评。诚然，确实这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都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余英时显然在做出评价时脱离了史家的立场。所谓史家的立场，即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须体会当事者之处境，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之大转型绝无和平道路可走，牺牲自不待言，罪恶也无可避免。我们必须跳出个人道德的窠臼，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对错误做出必要批评时，不能不看到历史的进步。尤其是考虑到余英时此书主要谈1949年之前以及解放初期的中国历史，那么近于全盘否定的苛刻就显然是不公正的。
　　至于余英时引陈寅恪诗句借题发挥，批评中共建国后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这就纯属昧于个人政治立场的偏见了，他不仅看不到当时国际局势包括地缘关系绝由不得中国左右逢源，同时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为确保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而做出了怎样惨痛的牺牲，例如牺牲农村农民以保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这正是为了能迅速在险恶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避免成为苏联计划中的附庸地位，自然余英时包括胡适只会透过道德的棱镜看到这背后的牺牲，却看不到这牺牲所换来的，一百多年来所从未有的国家独立。
　　余英时曾谈到费正清操持的哈佛学派对胡适一直不以为然，以为胡适对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理解不及他们。这大概是对的，至于原因，大约可以用陈寅恪曾说过的一段话来解释，陈寅恪在解释自己出身晚清显赫世家却不治清史时曾说，正因为自己身世与清史有太多牵扯关联，所以才不治清史，以免个人的感情因素影响史家判断。我想，胡适和余英时，都是跳入了这个陷阱。
　　
　　必须承认，余英时在这本书中主要以胡适和陈寅恪为例，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这场剧烈变迁中的痛楚，谈的很透彻，也很深刻，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我以为，作者的局限正在于，他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太强，这使他无法真正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他把所有投向中共的知识分子都称为曲学阿世，除了坐井观天，还能给他怎样的评价呢。说到底，二十世纪的中国再也不是士大夫的中国了。
　　(补记：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起源之一。尽管这场运动最终以悲剧性的扩大化收场，但在起始，知识分子过于理想化和道德化而无视现实的思想倾向加之传统士大夫面对粗鄙武夫的优越感，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有极大影响。在今天，关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空洞的、用来反毛或反党的符号。至于这场运动背后的复杂成因，以及毛与党内其它高层势力的冲撞，却少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