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青年不紧张

2008-10-20 21:53:36 　　来自: ch
街角社会的评论   

　　怀特自言，在大学时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他甚至“试着去写一部长篇小说”。他以此“了解自己”。而《街角社会》串联的出色文笔，使怀特看上去确实像个写过小说的人。该书的前两编《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完全可以作为小说阅读。
　　如果将科纳维尔青年们飞溅的口水比之为《黑暗骑士》里的“声纳”，那么通过怀特在《街角社会》里搭建的“探测系统”，我们完全可以窥出该贫民区的“建筑”风貌。哈里•汉森认为，怀特从“人的角度”为美国社区生活的老主题提供了新资料。之所以有此定调，与怀特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挖掘“个人”的器官功能密不可分——他的双腿紧跟“多克”而“步步为营”，穿梭于参差木结构楼房、逼仄街巷和声色交杂的娱乐厅里；他的嘴，尽可能地道地待人接物，即使意大利语生涩；他让双手掷保龄球、拎啤酒、投假票和扶眼镜架；他用大脑去设计、收集、分类、索引、分析和推理。当怀特细绘出诺顿小伙、阿芙罗狄蒂姑娘、俱乐部青年们的活动轨迹乃至心理轨迹后，你可以将科纳维尔尽收眼底。
　　海明威坐在1920年代的圣米歇尔广场咖啡馆里时，一边专心于短篇的“自动发展”，一边纵容一位倚窗而坐的姑娘扰乱心神——前者是深度的“进入”，后者“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是蓬勃的“涌出”。怀特从哈佛的亮堂光线下转到科纳维尔此起彼伏的骂娘声中，他也在完成“进入”与“涌出”。他希望自己，像他的经济学朋友一样，在一个地区的某个酒馆，结识一个姑娘，请她喝酒，然后鼓励她向自己道出生活的经验。在对方倾身倾吐的同时，提醒自己，下床以后还要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对于初来乍到的怀特而言，同样是个问题。《附录一》亮点多多，而在我看来，最大的亮点便是怀特坦言了自己在“成书过程”初那份“又面又紧张”的感觉。当年轻的作者第一次进入楼上酒吧时，他发现“那里确实有女人，但都不是独自一人”。这让怀特心理斗争起来，一番纠结后，他认定“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离自己不远的“一男二女”，询问后者是否“介意”让自己加入其中，“一男”在把怀特“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表示要把他“扔下楼去”。怀特旋即表示，绝不用“一男”费事，最后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情况下径直走下了楼。
　　这是怀特打入当地贫民区的第一战，结果惨淡，但一句“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实在使闻者鼓舞。因此，当你“静如处子”时，请向老迈的艾伦•布卢姆看齐；当你“动如脱兔”、哪怕被逼着成为一只“脱兔”时，请向1936年、时年22岁的威廉•富特•怀特看齐。
　　直到后来，当怀特在波士顿北部建立足够的私人关系后，当他也像多克和奇克一样，成为科纳维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他终于像一个地道的“古惑仔”一样了。他投保龄球的功夫，甚至超过了土生土长的科纳维尔青年军。而“保龄球”是群众游戏，“社会地位”才是各人目的。通过切身观察“保龄球”诸类群体活动，怀特计量出了各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和效果。“对偶”或“集合”，一目了然。当你度过“紧张期”后，是否也能水乳不相融，沆瀣不一气？
　　或许，一个好的人类学者，会有以下四种品质：一，亲和，以供不时深入对象之需；二，清醒，以供不时脱离对象之需；三，耐性，以供不时提炼资料之需；四，个性，以供不时振聋发聩之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914年至2000年，怀特四者兼备。
　　
　　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怀特曾数度重访科纳维尔。在这块波士顿茶党案的发生地，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还在。还在的人，以不同程度接触了这本以当地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经典”。怀特自己也无法证明，《街角社会》到底给北区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些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书中的街角人物，对怀特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文教馆的社会工作人员认为，怀特“转过来和他们作对，并使他们在上流社会支持者面前丢了面子”；克里斯托弗•扬奈拉（奇克）埋怨怀特将自己写得“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内斯特•佩奇（多克）“似乎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难为情”，他在经济阶梯上辗转一阵后，与怀特渐行渐远，最后书信全无。
　　这种来自民间的戏剧性反应，也使后来来自贝伦等人的学术界批评变得可以理解。在《街角社会》功成名就的背后，可能正是怀特的“清醒”，给他带来了“声誉”上的危险。一些学者撰文，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但怀特本人则表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
　　怀特无可厚非，若学问不是一处“惟有德者居之”的庙堂，而只是“唯才是举”的正道；若“多克们”的疏离，只是个人对个人（P2P）的反应；若“贝伦们”的批评，也只是对从业者“德才兼备”的理想要求。《街角社会》的成就，摆在那些想一拓新天地、再来一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人面前。怀特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否能成立问题？是或否，《街角社会》上的每个字，自是承认或否认的铁证。
　　怀特后来甚至成了有志者的“精神导师”。《附录二》似一篇安杰洛•拉尔夫的“献身”表白。拉尔夫介绍了自己是如何将“怀特模式”应用于军旅生涯，帮助军队进行“士气”研究、“发展一些军事基地与周围社区之间的合作项目”，感激之情昭昭然。拉尔夫不是在履行某种义务——将怀特的“参与观察法”发扬光大，而且，他也不是“弱者”。他没成为“大人物”，他原本是“小人物”。只是，他和其他“小人物”有所不同，他更愿意以“来自街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当然，此处被怀特收录书中，不免带有继续回击批评者兼带自我标榜的嫌疑。
　　
　　之前，在我选修的“人类学专题研究”课程上，课程老师曾提及林耀华如何在陪伴患病妻子的过程中，写出了一本小说体社会学著作《金翼》。当时不解。直到两周后读到《街角社会》，才明白其中的可能性。因为《街角社会》就是一部精彩的“跨界”之作。精彩到什么程度？它甚至让我想起了《美国往事》。《街角》第一版于1943年，《美国往事》摄于1984年。我在想，瑟吉欧•莱昴内是否看过《街角》？课程老师的反应是，“美国很多导演都看过人类学的东西”。
　　当然，《街角社会》和《美国往事》涉及的都是美国的意大利裔人。怀特在《街角》的第二编第四章开头中提到，“禁酒时期酒的非法交易为今天的许多著名非法团伙成员提供了经商的经验和资金来源。……竞争常常导致暴力。……后来，‘老板’被谋杀了。杀他的是几个相比之下无足轻重的歹徒。他的被杀似乎是由于一场与垄断企业毫无相关的争执。不过，即使‘老板’活着，在那段由于1933年废除禁酒令而出现的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也难以再维持对非法活动的统一控制。”而莱昴内的《美国往事》，正是以类似的贫民区“黑帮”故事为线索展开。美国的禁酒法案《沃尔斯特法令》于1933年12月4日凌晨废除后，“大佬”麦克斯带领两兄弟为私酒再走险单，纽约警方在接到“告密者”“面条”的电话后，将麦克斯三人“击毙”。除此之外，《美国往事》中布朗克斯区的青年与《街角社会》中科纳维尔的青年有着同样饱满的形象。
　　上为共同优点，若意大利人瑟吉欧•莱昴内看过《街角社会》，那真是更好更有趣的事情了。
　　
　　（作业，待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