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救市中的汉密尔顿身影

2008-09-30 15:02:14 　　来自: malingcat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的评论   

　　
　　鲍德温饰演一个投资银行家，一边与客户打着电话，一边打开办公室的窗子，不动声色地跳了下去。在空中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最后时刻，他还在以乐观积极口吻劝告客户说：“多么好的投资时刻啊”。——以讽刺著称的“纽约星期六之夜”节目在明白地告诉我们：银行家的日子不好过了。
　　今天是2008年9月30日，美国众议院对7000亿救市方案的否决是媒体报道的焦点，我放下董桥的怡情小书，找出王希教授的专业大书，回忆一下美国的“原则与妥协”。王希教授是国内美国学界所推崇的华人学者，这本书按道理讲是我无权置喙的，所以算不上书评，仅仅是以此书为主线，将我所知道的材料串联一下，作为判断当前局势的一点辅助材料。
　　
　　话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身寒微，但是对于平民政治和浮泛民主十分反感，是坚定的精英政治的鼓吹者。而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本乃富家子弟，但是对于共和民主矢志不移，认为人民应当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广阔的自主空间。汉密尔顿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立国之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秩序，以鼓励和辅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杰斐逊的理念完全不同，他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因为工业社会除了制造出拥挤的城市外，还会造成财产享有和分配制度的极度不均，其结果是有钱人在经济上剥削平民、在政治上操纵大多数。所以，为了防范腐化，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在建国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如何清偿独立战争期间各州发行的债券，是个众所瞩目的焦点。汉密尔顿主张由联邦政府接管和继承各州在独立战争时期欠下的一切债务，建立一个由国会监管的合众国银行。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杰斐逊所代表的南部各州已经妥善处理了战争债务问题，但是汉密尔顿所代表的新英格兰各州仍然是笔糊涂账。所以这个政府“一揽子方案”损害了南方各州的利益。众议院议长麦迪逊站在杰斐逊一边，谴责建立合众国银行超越了宪法授予国会的权力，并着重指出在制宪大会上已经否决了国会有权成立企业的提案，而银行是一种金融企业，根据立宪者的原意，国会无权成立银行。不过，众议院最终还是以39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了设立合众国银行的法案。
　　在提交总统签署法案时，华盛顿总统为了慎重起见向内阁咨询，杰斐逊在反对意见书里以“州权”作为辩护，潜台词是反对建立一个以北部经济和商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全国经济体系。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以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捍卫联邦政府建立合众国银行的宪法权力，那一款规定“国会拥有货币的铸造和价值厘定的权力”、“以合众国的信用借款”并“管制商业”。国会为了商业的需要可以在河道设置灯塔、建立辅助航运的各种设施，既然这些都没有被认为违宪，那么同样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发放资金、处理公债的国家银行又何以违宪呢？除了“合宪性”，汉密尔顿还指出：政府的无能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能“推动公共福利”，也就必将失去人民对它的尊重。显然，汉密尔顿的理论打动了华盛顿，华盛顿签署了银行法案，这就是美国第一合众国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有效期20年。
　　这个中央银行法案不无偷梁换柱的成分。第一合众国银行总股本1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联邦政府只拥有20%。在2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20人由私人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虽然美国货币的发行权在美国国会，这个法案却把这一权力赋予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其中的悖论之处不言自明。第一合众国银行在当时颇受欢迎，1791年7月4日国庆节，它发行200万元股票，在几个小时内就告售罄。也许是它的“权宜之计”性质，1811年营业权到期时，美国政府否决了授权延期的议案。
　　戏剧化的是1812年爆发了美国与英国的战争，大大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而第一合众国银行解散后，各个地方银行泥沙俱下、管理不善，造成纸币泛滥、信用全无。民主共和党人不得不再走联邦党人的老路，于1816年通过了建立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法案。第二合众国银行同样得到了20年的营业授权，总股本3500万美元，仍然是80%由私人占有，20%属于政府，拥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的职能。
　　1819年，在著名的马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大法官马歇尔从宪法的起源和本质这一前提出发，论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正当性。他指出：宪法明确赋予了联邦政府如下的权力：征税、举债、调节商业、建立军队和宣战等。因为这些规定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国会应该拥有行使这些权力的具体手段。就本案而言，合众国银行就是一项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基本和有效的工具。鉴于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授权联邦政府通过“执行其上述权力所必要和适当的一切法律”，所以，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建立和存在合乎宪法。
　　尽管马歇尔创设了司法审查体系，但是1832年持“州权至上”观点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延期的议案。杰克逊以“平民总统”而著称，他自一开始就憎恨合众国银行的存在，认为银行刺激和鼓励投机取巧，贬低“诚实劳动”的价值，破坏美国民主和自由的生长环境，特别是外国人也可以在合众国银行投资，给了外国人操纵美国金融的可乘之机。1833年，杰克逊下令将联邦资金从合众国银行取出，分别存在23个州银行中。1836年经营权到期时，第二合众国银行变成了宾夕法尼亚的州银行。
　　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国会以战争为名，扩充国会的权力，发动了一场“财政革命”。他们在1862年通过《法币法》（the Legal Tender Act），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权和操纵货币供应的能力。在1863年通过《国民银行法》，鼓励私人银行购买国家债券，通过控制国家债券的发行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不可否认的是，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对私有产权的维护、对市场竞争和商业自由的保护，一直是英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而在19世纪后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垄断的资本主义，最高法院持保守主义态度，不遗余力地维护资方利益、保护私有财产。大型托拉斯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1897年洛克菲勒退休时拥有的财富达到90亿美元；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占据了全国石油市场的85%。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以两百多亿的总资产控制了全国数百家银行和公司。1900年美国1%的公司控制了全国工业产量的三分之一。托拉斯的蔓延事实上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原则排挤出了美国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势下，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成了公众社会的一项政治要求，由此爆发了“进步运动”。他们认为自由不能仅靠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证，对自由的真正保障还必须利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利侵害。他们要求政府从社会的“公共福利”出发，以“社会公正”为原则，制止大资本和大垄断势力危害公共福利的行为。进步运动促成了反托拉斯法案，但是真正的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对金融的介入既深入又隐蔽起来。1913年，美国成立了第三任中央银行，但是不再沿用“国家银行”那样冠冕堂皇的名字，而是低调地取名“美联储”，总部设立在华盛顿，拥有12家地区分支机构。政府拥有主席和理事的提名和任命权，但是不再拥有前两任央行那样的20%的股份。重要的是，美联储法案根本没提及授权期限问题，它将是“永远”的央行。《第一财经日报》曾登载许以升的文章，提醒大家注意美联储的私有性质，他引用尤斯塔斯（EustaceMullins）《美联储的秘密》一书中的资料，披露美联储纽约银行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花旗银行的前身纽约城市国家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30000股。花旗银行的另一个前身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1955年，这两家银行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此外，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6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纽约银行是美联储最重要的分支机构。换言之，华尔街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头们，实则还是国际金融市场指挥棒美联储的拥有者。政府与大资本的暗地勾结颇得汉密尔顿的神髓。
　　罗斯福总统把处理经济危机看成是挽救国家命运的斗争。就职后他立即动用了宪法允许的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来稳定金融界的形势。颁布《紧急银行法》、授权财政部对黄金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建立美联储保险集团、通过《联邦证券交易法》等等。发挥和利用联邦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力量，将自由竞争式宪政主义转向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宪政主义。这种国家宪政主义赋予了总统以“总统帝王”的权力，直到水门事件，强总统的宪政模式宣告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流地位，在“解除管制”的口号下，企业的垄断不断加剧，金融市场的投机势头愈演愈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金融界“绑架”了政府。
　　目前美国政府的“救市”让许多美国人难以接受，普通纳税人不愿意为华尔街的投机者买单，不少政客也觉得这种政府干预的思路与前三十年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倒是希望美国借此反思一下，于原则和妥协中再造一个“伟大的宪政时刻。”
　　至于我自己，发觉亚当•斯密的理论已成昨日黄花，在当今民族主义和文化冲突的天堑下，汉密尔顿的国家经济主义才是硬道理。不知怎地，思想起杰斐逊的小农理想，那早告幻灭的小农理想，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