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29 14:56:54
来自: 天水明夷
日瓦戈医生的评论



帕斯捷尔纳克:诗人的证词
帕斯捷尔纳克观察世界的方法决定了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即便1958年出版后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是一部关于革命与诗人命运的小说。在40岁之前完成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他这样描述莫斯科的冬天,“街道被黄昏缩短了三分之一”;在一次旅行途中,“天上的银河很像一条蒲公英打籽的绒毛编织成的飘带”;1914年的战争到来了,“好像双脚踏进冰冷的水”。还有在文字中流动的那些春季的傍晚,矮矮的板障,毛茸茸的白柳,微微透出低度露酒的浅绿色黯淡的天空,还有尘土、故乡、干涩而刺耳的谈话声(那声音干枯得像带刺的碎木片),还有战争之后冬季的黄昏、恐怖、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屋顶和树木……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感受更多地与一个诗人的禀赋有关。但不同于但丁、惠特曼、歌德等与时代主潮同步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在时代的堤岸边漫步和眺望的诗人。他不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俯瞰,更有着把整个历史作为一个静态的时空实体来对待的企图和野心。于是在他的身上,当一名哲学家的兴趣远远大于听号令而呐喊(“在临近哲学的地方将出现我未来事业的胚胎”),他更热衷于做的是,在感受时代正题的同时,自觉地搜寻隐藏在正题背后的副题和反题,并在哲学、美学和道德等方面与自己居住的年代进行争辩,他所有的诗歌和其他叙事性作品就是一个漫步者和眺望者对他那个时代的一篇证词。
1900年夏日的一个早晨,正准备去敖德赛的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车站与旅行俄罗斯的里尔克偶然相遇。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10岁。已经名满欧洲的诗人对他的影响要在许多日子后才显露出来,30年后,在题献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他这样描述印象中的里尔克:“在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掺杂在人体中很像一个朦胧的剪影,很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在这本书中,帕斯捷尔纳克叙述了自己从音乐到哲学再到诗歌的生活经历,中间还穿插了他在俄罗斯和欧洲各个城市的游历。这本从与一个诗人(里尔克)的相遇写起,到另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结束的小书,实际上是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成长史。
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这是因为他血管中流动的就是一个诗人的血液,诗人不是他后天选择的职业,而是他的天性和禀赋。以后的生活和训练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并强化他的这份天赋。因此他才会在听到另一个诗人的称赞时流下眼泪,并带着狂热说出“我和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蓄都归功于您”(1926年4月致里尔克信)。顺便说一句,1926年和里尔克通信(三方通信的另一方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时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他写作生涯中的危机阶段,他试图去理解现实,试图继续他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主题的思考,可是他无可奈何地感到,一切都已写尽了。这时,远方诗人的称赞,使他在泪水中有了走出孤独的欣喜。
这是两个诗人灵魂的相遇,在这种相遇里,情感的支持成为继续写作、思考并走出对自我怀疑的困境的力量,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诗艺上的苦行,当然还有他天性中与生俱来并最终对其命运产生影响的敏感、脆弱和柔情(尤其是他对女性的“高尚姿态”—这是一种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羞怯的敬慕之情,“一生中为妇女的美、为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为对她们的怜悯和对她们的恐惧所挫伤所震惊”)。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不惜为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乃至被处死,这种精神是作为政治压迫和政治黑暗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当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出“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而他自己的命运也预告了这一群体的共同命运:被处以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十年。普希金在读《死魂灵》时慨叹“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伤”,这是整个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叹息。到了20世纪初,在他们开创的人文背景传统下思考和写作的帕斯捷尔纳克,像一个文化的卫兵传承了他们的使命,也重蹈了他们的命运之辙。而这一切,都是某种日益变得强大的责任感的驱使。独立思考和写作是一种责任,自觉地受难也是一种责任。正因为此,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感觉到自己欠着同时代人一笔债,他企图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来还清这笔巨债,随着小说缓慢的推过,这种负债的感觉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了。他检讨说,多年来,自己仅仅从事写诗和外国文学的翻译,而现在,他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他自己的时光—那已经遥远而又恍在眼前的年月。在1945年给女友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透露了写作这部“极其严肃的著作”的计划,“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时间不等人,他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虽然岁月一去不返,但他相信,他的父辈和祖先的价值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会复苏。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将在这部小说中勾画出俄罗斯将近40年的历史,同时,这部小说还将通过“沉痛的、忧伤的和经过细致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成为表达他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的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许多事物的观点的作品。由此开始,一个诗人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叙述。心肌炎和颈椎关节硬化症不时折磨他,但他却认为自己“自由、健康、愉快和振作”,困为他可以不为垂青、轻轻松松地坐下来写作谁也不需要、而他自己又摆脱不了的日瓦戈。他觉得自己在为爱他的人们(他总感到有负于他们)而写,他觉得自己在为这些爱他的人们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所以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小说的调子就是他在不停地说话。以对话来展开情节,展示一个人思想的变化。这种对话包括作家自己和自己对话(独语),与上帝对话(祷告)。对话和场景写得好与坏,是可以检验一个作家真正的功底的,《日瓦戈医生》中大量的对话使它有了古典式小说的沉着和扎实—或许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的传统”(授奖词)?
我们今天读《日瓦戈医生》,知道它是写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前的不适感的,是一个大背景下的“宏大叙事”。然而归根到底,这部出自诗人之手的小说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想像在叙事性作品里的延伸,诗性是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继承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更新了小说传统。在此之前也许从没有人注意到,真正的诗歌可能出现在外表像小说的作品里。
日瓦戈医生的评论




帕斯捷尔纳克:诗人的证词
帕斯捷尔纳克观察世界的方法决定了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即便1958年出版后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是一部关于革命与诗人命运的小说。在40岁之前完成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他这样描述莫斯科的冬天,“街道被黄昏缩短了三分之一”;在一次旅行途中,“天上的银河很像一条蒲公英打籽的绒毛编织成的飘带”;1914年的战争到来了,“好像双脚踏进冰冷的水”。还有在文字中流动的那些春季的傍晚,矮矮的板障,毛茸茸的白柳,微微透出低度露酒的浅绿色黯淡的天空,还有尘土、故乡、干涩而刺耳的谈话声(那声音干枯得像带刺的碎木片),还有战争之后冬季的黄昏、恐怖、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屋顶和树木……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感受更多地与一个诗人的禀赋有关。但不同于但丁、惠特曼、歌德等与时代主潮同步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在时代的堤岸边漫步和眺望的诗人。他不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俯瞰,更有着把整个历史作为一个静态的时空实体来对待的企图和野心。于是在他的身上,当一名哲学家的兴趣远远大于听号令而呐喊(“在临近哲学的地方将出现我未来事业的胚胎”),他更热衷于做的是,在感受时代正题的同时,自觉地搜寻隐藏在正题背后的副题和反题,并在哲学、美学和道德等方面与自己居住的年代进行争辩,他所有的诗歌和其他叙事性作品就是一个漫步者和眺望者对他那个时代的一篇证词。
1900年夏日的一个早晨,正准备去敖德赛的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车站与旅行俄罗斯的里尔克偶然相遇。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10岁。已经名满欧洲的诗人对他的影响要在许多日子后才显露出来,30年后,在题献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他这样描述印象中的里尔克:“在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掺杂在人体中很像一个朦胧的剪影,很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在这本书中,帕斯捷尔纳克叙述了自己从音乐到哲学再到诗歌的生活经历,中间还穿插了他在俄罗斯和欧洲各个城市的游历。这本从与一个诗人(里尔克)的相遇写起,到另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结束的小书,实际上是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成长史。
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这是因为他血管中流动的就是一个诗人的血液,诗人不是他后天选择的职业,而是他的天性和禀赋。以后的生活和训练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并强化他的这份天赋。因此他才会在听到另一个诗人的称赞时流下眼泪,并带着狂热说出“我和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蓄都归功于您”(1926年4月致里尔克信)。顺便说一句,1926年和里尔克通信(三方通信的另一方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时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他写作生涯中的危机阶段,他试图去理解现实,试图继续他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主题的思考,可是他无可奈何地感到,一切都已写尽了。这时,远方诗人的称赞,使他在泪水中有了走出孤独的欣喜。
这是两个诗人灵魂的相遇,在这种相遇里,情感的支持成为继续写作、思考并走出对自我怀疑的困境的力量,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诗艺上的苦行,当然还有他天性中与生俱来并最终对其命运产生影响的敏感、脆弱和柔情(尤其是他对女性的“高尚姿态”—这是一种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羞怯的敬慕之情,“一生中为妇女的美、为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为对她们的怜悯和对她们的恐惧所挫伤所震惊”)。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不惜为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乃至被处死,这种精神是作为政治压迫和政治黑暗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当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出“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而他自己的命运也预告了这一群体的共同命运:被处以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十年。普希金在读《死魂灵》时慨叹“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伤”,这是整个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叹息。到了20世纪初,在他们开创的人文背景传统下思考和写作的帕斯捷尔纳克,像一个文化的卫兵传承了他们的使命,也重蹈了他们的命运之辙。而这一切,都是某种日益变得强大的责任感的驱使。独立思考和写作是一种责任,自觉地受难也是一种责任。正因为此,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感觉到自己欠着同时代人一笔债,他企图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来还清这笔巨债,随着小说缓慢的推过,这种负债的感觉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了。他检讨说,多年来,自己仅仅从事写诗和外国文学的翻译,而现在,他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他自己的时光—那已经遥远而又恍在眼前的年月。在1945年给女友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透露了写作这部“极其严肃的著作”的计划,“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时间不等人,他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虽然岁月一去不返,但他相信,他的父辈和祖先的价值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会复苏。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将在这部小说中勾画出俄罗斯将近40年的历史,同时,这部小说还将通过“沉痛的、忧伤的和经过细致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成为表达他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的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许多事物的观点的作品。由此开始,一个诗人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叙述。心肌炎和颈椎关节硬化症不时折磨他,但他却认为自己“自由、健康、愉快和振作”,困为他可以不为垂青、轻轻松松地坐下来写作谁也不需要、而他自己又摆脱不了的日瓦戈。他觉得自己在为爱他的人们(他总感到有负于他们)而写,他觉得自己在为这些爱他的人们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所以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小说的调子就是他在不停地说话。以对话来展开情节,展示一个人思想的变化。这种对话包括作家自己和自己对话(独语),与上帝对话(祷告)。对话和场景写得好与坏,是可以检验一个作家真正的功底的,《日瓦戈医生》中大量的对话使它有了古典式小说的沉着和扎实—或许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的传统”(授奖词)?
我们今天读《日瓦戈医生》,知道它是写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前的不适感的,是一个大背景下的“宏大叙事”。然而归根到底,这部出自诗人之手的小说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想像在叙事性作品里的延伸,诗性是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继承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更新了小说传统。在此之前也许从没有人注意到,真正的诗歌可能出现在外表像小说的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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