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商君书》，你就知道电视剧是扯淡～～

2008-09-28 22:43:27 　　来自: 北极光 (知易行难)
大秦帝国的评论   

　　
　　《商君书》
　　
　　1.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末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2.《商君书》的“自治”观
　　
　　　　在中国语文中，“自治”二字作为一个固定词组连用，盖始自《商君书》，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词，凡三见。曰：“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曰：“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又曰：“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从字面的意思看，《商君书》中的“自治”，是指民众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学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视“法”的功能，他们强调整个社会应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民众做好自己份内的职事则可，此即为“自治”。但是，在《商君书》特定的语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实际上是法制框架下的无条件顺从；第二，从中可能体察出民众自由和权利的缺失。笔者不揣浅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于方家。
　　
　　　　一
　　
　　　　《商君书》中，“壹”，是被反复讨论的命题。其提出“壹”的概念，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立意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来自上方的专制的权力之下。《赏刑篇》曰：“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又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言篇》云：“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是为其证。
　　　　“壹”，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思想的统一，再者就是政令的统一。理论言谈统一于上，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必导致盲目服从于君主，《战法篇》即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又曰：“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思想的高度统一，正是为维护君主的权威服务的。《靳令篇》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乱。”《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守一则治。”《农战篇》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又曰：“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以战者，民不勇。”《壹言篇》曰：“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算地篇》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算地篇》曰：“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壹言篇》又云：“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所以，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君臣篇》曰：“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
　　　　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官吏富贵之途皆出君主之手，正如《去强篇》所言“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强；而无虱久者，必王”。如此，则民众之自由及运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像《慎法篇》所云“民倍主俭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这样的现象，是绝对禁止出现的。
　　　　在君主独大、社会完全一体化的情况之下，必然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民众自由与权利的严重缺失。
　　　　首先，没有思想的自由。《商君书》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禁除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的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目的就是厉行愚民政策。《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其次，没有生产的自由。《商君书》提出“利出一孔”。这个唯一的孔道，就是“农战”。除此之处的商业、娱乐等事项，尽在禁除之列。《农战篇》曰：“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农战篇》曰：“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于农。”《农战篇》云：“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其例不胜枚举。
　　　　没有思想能力的民众个体，只能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在整个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而且，在社会组织上，还为此思想创制了相当的制度措施。《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的自由，只留下附首听命了。
　　
　　　　二
　　
　　　　由上所述，《商君书》所谈的“自治”，并没有凸显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事实上，《商君书》在富国强兵和稳定的口号下，进一步压制了民众对自由和权利的诉求。
　　　　在《商君书》里，君主作为一个明主、作为一个圣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内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是为其证。
　　　　视实力为立国之本、实现国家的强大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
　　　　维持稳定也是《商君书》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农战篇》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壹言篇》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农也。”
　　　　同时，在《商君书》中，还有转嫁国内危机于外国之策划。《靳令篇》曰：“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去强篇》曰：“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把一切斗争的矛头指向于外，从而保证国内局势的稳定。《史记·商君列传》云秦人“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又云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可见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富国强兵与政治社会稳定相互表里，富国强兵，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关键在于，社会及政治的稳定，不会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稳定主张的提出，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众仍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为了能使民众成为驯服的统治工具，《商君书》反复重申法制、以法治国的原则。
　　　　在《商君书》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视的因素。《画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错法篇》曰：“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国治矣。”
　　　　为了厉行法制，法令必须掌控在君主所能控制的法官系统之内。《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靳令篇》曰：“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执法是法制的重要环节。《慎法篇》云：“劫以刑，驱以赏。”执法的精神要充分体现在刑赏上。民之情，皆惧死，是以《商君书》重刑赏。民怯，则以刑驱之，《去强篇》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又轻罪重处，“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民有功，则重赏，《错法篇》云：“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强矣”。违法则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于将过”。
　　　　法及刑、赏作为其实现政治统治的措施，而非“自治”下的民主手段，《商君书》所言“自治”与民众的自由与权利无涉，由此更加明了。
　　　　三
　　　　综上所述，《商君书》所言“自治”，不是关切与培育民众的政治权利与民生发展，说到底，而是为了“弱民”，让民众服贴地做政治威权的奴隶。《说民篇》云：“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画策篇》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因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在这样的前提下，正如《弱民篇》所云，君主须“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所恶者，一是穷，二是刑，所以方法就是驱民以农战，陷民以法网，教民以愚朴，由此，可以探知《商君书》的基本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其所主张的政治，不是民本的政治，而是君主的政治，民众只是不过政治统治的对象而已。君主利用民众，也只是蒐集民力，以为己用。作为工具的民众，是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君主对民众采取何样的措施，都是被允许的。
　　　　《商君书》虽言“尚公”的观念，但此“公”非《礼记·礼运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公”，也非《吕氏春秋·尚公篇》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 之“公”。《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强调“天下”之意，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是以天下、国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而《商君书》中的“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绝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说，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理论依据。
　　　　因此，《商君书》中“自治”的思想，不能作为民众自己治理自己理论的张本。正如笔者在拙文《<商君书>中的“公”观念与整体主义政治观》中提出的，《商君书》提倡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秦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这样，“自治”非但没有推演出非威权的政治体制，反而使民众成为威权体制下服服帖帖的政治奴隶。所以，《商君书》中的“自治”观念，并没有体现出多少现代意义，更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建构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3.军事思想
　　
　　　　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民富强的国家，为秦尔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乏，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人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