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此书而作的书评（刊于《南方文学》）

2008-09-21 01:00:12 　　来自: C.L (Veni,vidi)
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一
　　 第一次对Thomas Clayton Wolfe有印象，并非由于《天使望故乡》这部小说，而是因为少年时喜欢的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一本小书《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中国套盒》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更名为《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译者不变，仍是最早译介略萨作品、著有《巴尔加斯•略萨传》《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及《拉丁美洲文学史》等书的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专家赵德明先生。《中国套盒》是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亦可以看作是巴尔加斯•略萨向文学前辈与大师们致敬的作品。书中首篇《绦虫寓言》即提到了Wolfe，略萨首先讲述了一个与寄生虫有关的故事及寓言：
　　 “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何塞•马利亚，一个西班牙青年，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他就患上了这种病。绦虫一旦钻进他身体的某个器官，就安家落户了：吸收他的营养，同他一道成长，用他的血肉壮大自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建立了殖民地。何塞•马利亚日渐消瘦，尽管他为了这个扎根于他肠胃的小虫子不得不整天吃喝不停（尤其要喝牛奶），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烦得你无法忍受。可何塞吃喝下去的都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快感和食欲，而是让那条绦虫高兴。有一天，我们正在蒙巴纳斯的一家小酒吧里聊天，他说出一席坦率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咱们一道做了许多事情。看电影，看展览，逛书店，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政治、图书、影片和共同朋友的情况。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和你一样的吗？因为做这些事情会让你快活，那你可就错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它，为这条绦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着我肠胃里的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奴隶而已。’”
　　
　　 这段让略萨吃惊的话引起了他的深思：
　　 “从那时起，我总喜欢把作家的地位与何塞•马利亚肠胃里有了绦虫以后的处境相比。文学抱负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同我那位在巴黎的朋友一样，文学变成了一项长期的活动，成为某种占据了生存的东西。它除了超出用于写作的时间之外，还渗透到其他所有事情之中，因为文学抱负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正如侵入人体的长长的绦虫一样。福楼拜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 　　
　　
　　 略萨随即引述了Wolfe关于心中“蠕虫”的描写：
　　 “这个把作家的抱负比作绦虫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通过阅读托马斯•沃尔夫（福克纳的老师，两部巨著《时间与河流》和《天使望故乡》的作者）的作品，我刚刚发现这个想法，他把自己的才能描写成在心中安家落户的蠕虫：‘于是，那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那童年时期感人、模糊、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蠕虫在这之前就钻进我的心中，它蜷曲在那里，用我的大脑、精神和记忆做食粮。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心中的火焰抓住，已经被自己点燃的火吞食，已经被多年来耗费我生命的愤怒与无法满足的欲望铁爪撕得粉碎。一句话，我知道，脑海里或者心中或是记忆中，一个发光的细胞将永远闪耀，日日夜夜地闪耀，闪耀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无论是清醒还是在梦中；我知道那蠕虫会得到营养，永远光芒四射；我知道无论什么消遣，什么吃喝玩乐，都不能熄灭这个发光的细胞；我知道即使死亡用它那无限的黑暗夺去了我的生命，我也不能摆脱这条蠕虫。我知道终于我还是变成了作家；我也终于知道了一个人如果要过作家的生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作家与“蠕虫”的关系使略萨得出了文学家的创作理想与实践重于其天才的结论：
　　 “我想，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那时候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而另外那个神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才能、天才的东西，不是以早熟和突发的方式诞生的——至少在小说家中不是，虽然有时在时人或者音乐家中有这种情况，经典性的例子可以举出兰波和莫扎特——而是要通过漫长的程序、多年的训练和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使之出现。没有早熟的小说家。任何大作家、任何令人钦佩的小说家，一开始都是练笔的学徒，他们的才能是在恒心加信心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来的。那些逐渐培养自己才能的作家的榜样力量，是非常鼓舞人的，对吗？他们的情况当然与兰波不同，后者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是个天才诗人了。”
　　
　　 我之所以长篇引用略萨书中的话，不仅因为这些文字与我在《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中读到的Thomas Clayton Wolfe有关，还在于“绦虫寓言”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写作愿望与经验。当写作变得不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折磨人”的事时，我曾在一首短诗里写道：
　　
　　 我拿着禁锢我自由的钥匙
　　 我挥动用来抽打我的鞭子
　　
　　 我的切身体验使我在阅读Wolfe这本小书时感触颇深。
　　
　　 二
　　 Thomas Clayton Wolfe生于1900年，卒于1938年。《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这本书的封底文字及《译后记》中对其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客观地道出了本书作者的特点与才华。威廉•福克纳称Wolfe是他们那一代最好的作家，而将自己排在Wolfe之后。福克纳说：“他很有勇气，他写起来好像自己活不了好久似的。”
　　 这句评语用来形容本书第二部分《写作和生活》是很合适的。在Wolfe看来，写作，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其过程都是艰辛的，要付出全身心的劳动。Wolfe把写作看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绝非仅仅是一件有趣或好玩的事。他写道：
　　 “……我已经把自己整个儿连根拔起，和我的旧生活——我的家庭，我出生的市镇，我早年的各种联系——几乎已完全一刀两断——现在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已仅有我自己和我的工作。我想我对我的工作所具有的那种几乎近于宗教狂热的信仰便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因为我想，完全是我还能够工作这样一个事实挽救了我。还有一件事实是，我要工作，而且感觉到我有工作可做；我想这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早已有所怀疑，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希望写作，可他们不愿意工作；有许多人整天谈着要做一位艺术家，可从来不肯不惜大量消耗自己的精力，专心致志地去工作，这却是一位艺术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契诃夫（1860—1904）与Wolfe一样出身于平民阶层，对于创作的态度因此也与之有着相似之处。两人都英年早逝，但由于勤奋及热情，都在浓缩的创作生命中，极大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力。蒲宁的回忆录中写道，契诃夫问他是否每天都在写，蒲宁回答没有，契诃夫便很严肃地对他说，一定要每天都写。《契诃夫传》的作者叶尔米洛夫写道：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命运：一个自己父亲开设的外省食品杂货铺的‘小伙计’，一个下等市民家庭出身的代人补习功课的中学生，一个一面求学、一面给一些庸俗的幽默刊物撰写消闲解闷的作品的医科大学生，最后竟成了伟大的世界文豪，——那你首先就会对于他命运里的这样一个特点感到吃惊：有多少严重的困难阻碍他的才能的发展啊！他必须经常鼓足力量，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为争取创作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生活时时都在嫉妒地考验契诃夫：他是否配得上他自己的天才？它给他步步设下了狡猾的陷阱；许多有才能的但是意志薄弱的人都掉进这些陷阱里去了……如果不肯每天锻炼自己的才能，如果不去从事顽强的精心的劳动，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条件，才能本身原是算不了什么或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
　　 与威廉•福克纳的评价相比，《纽约客》对Wolfe的下述评价，则与贯穿本书文字中的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是十分契合的：“Wolfe的创作力极强。与他同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热情、能量和对语言的控制力。”
　　 热情、能量、控制力，这不过是三个平淡无奇的词语，却能很贴切地道出Wolfe的出类拔萃之处。我想Wolfe、契诃夫、赫拉巴尔大概可以划为同一类作家，尽管其作品风格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各自人生与作品的特点都太独特了，不可能雷同。但这三位作家对于生活的渴望及热爱，对于写作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般的执著，却是非常相近的。这种以燃烧生命为付出的执著与Jack London也有近似之处，不过后者已是另外一种带着冒险家气质的激情了。Jack London自传性的小说Martin Eden的引言中写道：“让我热血沸腾地度过此生！ 让我饮寻梦者之酒而酣醉！别让我见我泥筑的灵魂之庐，化作空无的神坛，坍为飞灰！”
　　 王小波在接受一个意大利人采访时曾说，一个作家一生中总会有一部作品是写他自己的，而这部作品必然是最好看的。Wolfe则坚信“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他写道：“那就是我现在正进行的工作，把一些……素材……转变成符合诗和想像事件的文辞，转变成虚构故事中的真实——因为在我看来，那才真正是我的最主要的工作。”
　　 这句话即是Wolfe创作小说的主要手法、风格及态度，这种色彩鲜明的创作观也必然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生活本身。Wolfe因此极为重视现实生活，而较为忽视飘渺的空想，这便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就像晚年还住到贫民区的法学博士赫拉巴尔所说的一样：生活永远要比写作重要得多。Wolfe写道：“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艺术家的真空，也根本不存在可以让一位艺术家在一种愉快和安闲的空气中工作，完全不受到别人全都无法逃避的辛劳、不安和痛苦的时光，即使有一位艺术家真找到了这么一段时间，他也不应对他抱着希望，不应安心在其中生活，更不应该无限制地去追求它。一位艺术家就必须在辛劳、悲伤、痛苦以及严峻的生活纠葛中生活，工作，有所作为，像他的父亲或者曾经活着的每个人那样。”
　　 这段论述倒是令我想起做了大半辈子（三十六年）小职员，既要养活老父亲，还得照料杀死母亲的疯姐姐的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刘炳善译《伦敦的叫卖声》中写道：
　　 “兰姆一生大部分消磨在东印度公司的账房里，每天要工作八至十小时，只能在晚上读书，写作，会见文学界的朋友。……
　　 “《退休者》描写了一个小职员（也就是作者自己）经过漫长的三十六年的公事房生涯之后，一旦退休的复杂心理状态。……杜甫在华州当小吏时，曾因公务繁重而写道：“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兰姆对于账房里的生活也是叫苦连天，他写道：
　　 “‘三十六年来，我为那些庸人们干活，可是我的脖子始终不肯向那个轭套屈服。你不知道，一天一天，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整个黄金时间，我不能休息，不能间断，像被关禁闭似的只能在那四堵墙里呼吸，得不到一点安慰，这叫人多么烦闷……唉，但愿在我从办公桌走到坟墓之前，能够有一两年自己支配的时间！办公桌和坟墓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你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只是一件外加的机器。’（1822年3月20日致华兹华斯的信）”
　　 相比之下，Wolfe的天空要广阔自由得多，当然，也更为不平静得多。Wolfe服膺创作的真理源于广泛的生活这一观点，因此他便有了一颗旅行者的心。这样一种行者的心境对于写作是有着极大的好处与影响的。我不禁想起周作人在《希腊之余光》中引用部丘教授论希腊人的话：
　　 “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他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他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
　　 Wolfe对于漂泊的生活也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写道，有一些人离开家乡或祖国，另寻安身立命之所，其意却并非找一个地方去工作，而是找一个地方以求能逃避工作，这些人从南挪到北，从东走到西，却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我终于永远难忘地认识到了诗人霍勒斯的一行伟大诗句中的一个真理：“你可以改变你头上的天空，但你无法改变你的灵魂。”而且我忽然看到，我们中许多人多年来所干的都是在不停地改变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并希望这样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精神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看到我们在那么多年中一时跑到巴黎，一时又跑到西班牙或意大利去工作，实际上我们是在寻求一种逃避，逃离开必要的严峻的矛盾和劳累，多少也是逃离开我们自己精神中的懒散，逃离开自己的精神空虚、无能、怯懦和无才。我马上永远地明白了这个奇妙的、这个神话般的、这个能够创造奇迹的无比神秘的工作地点是哪儿都有的，它就在我们的四周，不论在哪里只要在我们自身内存在那能力、意志、不可抗拒和无可改变地要求工作的迫切感，哪里便都是最好的工作地点。”
　　 我想这段话对于那些正在无谓地消磨青春，却又自称钟情于缪斯女神的年轻人们都会有些警示意义。
　　 从这本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Wolfe有着一种作家当中难得一见的坦诚。他没有所谓的名士风度，也没有清高与矫情，他的虚荣心没有一般的艺术家们那样强烈，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并且能够冷静地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他能具有很强的语言控制能力的原因，这大概也是鲁迅在语言控制能力方面何以那样强的原因。就我所知，除了Kafka，还没有哪个作者能够像Wolfe那样如此卑微地评价自己尚未完成或已经完成，甚至是已经为众人交口称赞的作品。Wolfe的确具有不少Kafka的气质，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作“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话用在Wolfe和Kafka身上则正好相反，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过于苛求，他们希望写得更好的愿望常常过于强烈，这种愿望虽然能“迫使”他们持续地写下去，但有时也会对创作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使得作品迟迟无法完成，甚至是迟迟不能展开。
　　Wolfe第一部书的诞生之艰难，从《一部小说的故事中》可以很详细地知道。我更为关注的是作者在持久的写作过程中的心理及日常生活状态。Wolfe写道：
　　 “有时我在写作时，自己便感到毫无希望，不相信我能完成它，心中除了黑色的失望之外，空无一物，可是我仍然写着、写着，我没有办法放弃写作。而且我还觉得，那绝望情绪本身正是一种驱使我前进的动力，使我甚至在没有信心能把它写完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写下去。……
　　 “……那时候我的整个感知系统和创作才智，我的感觉和思索能力，观察的能力，甚至我的听觉，还有更重要的，我的记忆能力，都已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敏锐和警觉的程度。每当我不辞劳苦地拼命工作一天之后，我的头脑却长时间难以平静，诗歌、音乐、饮酒、读书或其他任何令人开心的事都无法安抚它，使它安静下来。我无法入睡，也没有办法减缓或控制住由这种热情产生的翻滚激动的情绪，由于为这种情况所苦，有整整三年时间我在街上乱窜，探索这有着几百万只脚的市镇形成的巨大的丛林和万头攒动的蛛网，慢慢来熟悉我过去从不熟悉的千百种方面的情况。在那三年中，我对这个城市以及对美国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一般人的生活也更为接近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在他们的千百万种生活中所抱的没有把握、平庸、错误和多少显出几分英勇的目标和抱负，我都比过去知道得更清楚多了。……”
　　
　　 Wolfe在书中还记录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一些人与事，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Wolfe描述了1930年前后美国人热衷于股票的情形：
　　 “在我的四周，每天到处可以看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让我感觉到在整个国家以及全国人民面前出现了某种我过去从不知道的意外事故，你可以看到一些出租汽车的司机完全埋头于最新的股票价格报告之中；卖报的孩子也对当天的股票行情十分熟悉；在我教课的那所市立大学中，有些教师也拿他们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在进行投机买卖。在我自己的某些朋友身上我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这方面所表现的狂热。其中有两个我在哈佛时认识的年轻人，这时正受聘为电台编写节目，他们也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完全陷入这种投机活动之中；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曾经做过演员的年轻人，当时在一家电台任导演，可他的最主要的兴趣也变成了在市场上进行投机，据说他干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已经聚集了极大一笔财产。可我现在还完全记得，当“大崩溃”来到的时候，他一夜之间便彻底完蛋；后来他就那么平静地放掉自己的血直到死去——血流了两三天，可是他一开始就刺断了自己的血管，他们竟无法把他的血止住，直到他死去血还像水一样从海绵里面渗出来……”
　　
　　 “大崩溃”如飓风过后的洪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席卷了曾经神话般繁荣的美国，Wolfe的家乡小镇自然不能幸免。面对“美国究竟怎么了？”这样突如其来的疑问，Wolfe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找不到答案，他的笔只能试着记录与探索事情的真相。近80年过去了，这位美国作家笔下“大崩溃”时期世界头号强国的惨状，仍然对我们有警示意义：
　　 “在（1930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后看到外面是一片呆滞的黄雾，并发现毁灭的灾祸已终于到达了我自己的家乡。……镇上的银行一倒闭，本镇的政府、企业以及全镇的工商业生活便随着它一起完蛋了。等到我对细节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马上从中看到了一幅巨大灾祸的图景——一幅关于一大片腐烂的蛛网，一个由投机倒把、买空卖空、通货膨胀和彼此欺骗所构成的巨大的蜂房的图像——它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和有限的约制发展着，整整十年在公众的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迷醉和歇斯底里的情绪中不停地发展着。可是现在一切全变成了一堆废墟——不仅是整个市镇的生活，而且是全镇人民的生活也全都完了：这是整个大崩溃的一个可怕的微观世界——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缩影，也是曾经遍及全国的整个大繁荣的图像。现在，像我一年前在纽约认识的那个人一样，成百上千我一直都很熟悉的人全部安静地割破血管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整个市镇都在放血自杀，好几十人在头几个星期便自杀了，还有几十个人则死于惊愕、悲伤、失败、失望和绝望；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完全失去生命力之后却仍能苟延残喘。……”
　　
　　 三
　　 这本十万余字的小书，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犹如经历了一次旅行，一次小小的，追随半个多世纪前那位生命力旺盛却不幸早逝，创作生活中均交织着巨大的矛盾、成功、挫败感的杰出作家的浮想联翩之旅。在阅读与浮想的旅程中，我记起了二十岁时写在草稿簿里的一段话，正好用来作为Wolfe此书读后感的结尾：
　　 “回忆隔着一层布一样的东西，覆盖着黑暗房间里的每一尊雕像；你可以摸出手边任意一座塑像完整的轮廓，甚至摸到部分细节，你可以在不断触摸的质感中反复回想它们的形态，而你所触碰到的，实际上是有着与雕像类似的轮廓与褶皱的一层层薄布。”
　　 （200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