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之累

2008-09-13 23:15:54 　　来自: 丁萌 (闲敲棋子落灯花)
上海摩登的评论   

　　这本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都市文化的背景”，第二部分叫做“现代文学的想象”，最后一部分为“重新思考”。前两部分各有四章，最后一部分有两章，再加上一个后记。所谓“上海的世界主义”的思考，显然与全书前面的论述有些衔接不上；因此不妨先注意前面两个部分。（按：这里看到有人把最后一部分看作“最有价值”部分，对此我保留意见。似乎这一部分只不过是李欧梵忸怩的“摊牌”——还不是一副好牌。）
　　第一部分写得有点像“文化史”的论述，事实上，李欧梵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这样自我定位（页71）。在这样的论述脉络里，第一至四章分别通过建筑、画报、电影和文学报刊描绘了一幅“上海摩登”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进行这种微观而又全景式的描绘时，是将上海置于一个所谓“中国现代性”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国的现代性，……是和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的，这种意识本身来自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进化概念的接受，而进化论则是世纪之交时，承严复和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流行起来的。（页53）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并不希望由此卷入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纷争论述之中，他又做了如下声明：
　　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我把这“概念”部分留给其他学者——或我的另一本书去做——我在此打算大胆地通过“解读”报刊上的大量图片和广告把我的笔墨都放到“表面”上。（页71）
　　有些批评认为，本书没有考虑到当时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或者，作者由于描绘了看上去过于“美好”的三十年代上海，使得文本的历史批判维度几乎全然丧失，失之后现代史学的琐屑，等等。这些批评没有能够看到的是，一方面，在第一章中作者就对可能的批评做出了回应：
　　只要聚焦在“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这个问题上，把任何关于上海的描述在理论上读解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或毛话语，甚至后殖民理论话语都不会太困难。
　　但尽管我本能地采取这种带“政党立场”的划分方式，我其实是有些怀疑它的笼统性的。（页4）
　　并且在此基础上声明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了她中西文化所共享的现代质素？”（页5）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李欧梵聪明地通过“概念/想象”的区分而把所有这些太过“沉重”的东西都抛诸脑后。因此，剩下的工作，或者说，正式的工作便是尽可能探索“文化想象”以及与之相连的现代化的“文化表征”。于是，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忽略‘表面’——意象和风格并不一定进入深层思维，但它们必然召唤出一种集体‘想象’”。（页71）出于同一种逻辑，本书对于四位作家的探讨也更为注重他们小说中对于各种“摩登”意象的挪用，并且不下三次提到田汉为一部中国电影所做的主题曲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样的重复有没有什么反讽意味，不去管它；我所感兴趣的是，在聚焦于“文化”的社会和生产机制以及“文化想象”的确立过程等主题上的时候，本书对于“上海摩登”（这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作者有意识的话语）的探讨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这一点最为根本地体现在作者对上海妓女的一份“日常花销”表的阐述上。
　　通过对一张开支表和舞场等公共场所的说明，作者写道：
　　上海城市生活中舞厅的流行给共和国新女性的出现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虽然这背景是负面的。……在30年代的左翼批评家们把她们都视为受压迫受欺凌的女性之前，一些上海作家，特别是新感觉派的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选择这组女性形象，把她们“现代化”为城市物质文化的载体，因此她们一个个显得活力四射，对她们自身的“主体性”也更有信心，甚而还与男人周旋，在舞厅、咖啡馆、跑马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耍弄男人。（页35）
　　作者似乎想指出，上海的这种女性形象乃是一种类似“另一种现代性”在中国发生——或不如说“西方殖民现代性”更为恰当——所带来的妇女主体感，并且这种新的主体性为此后共和国时期的女性的主体形象提供了某种参照。然而，作者含蓄地指出这一点（还加上了“负面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论点本身在当时的语境下足够大胆，更是因为这种说法绕不过去的事实是，实际上这种妓女的主体感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结果。不论上海妓女多么有活力，多么善于在和男性的交往过程中流露出挑逗、主动，还是掩盖不了根本上的屈服位置。这体现在作者对开支表的一句说明上：“但那些在乡村有家累的就很可能陷入经济困境。”（页33）现实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的逻辑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靠“想象”就可以弥补甚或替代的。上海的殖民地“文化表征”事实上并不意味着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就获得了一种中介现代物质体验的审美方式，这一点作者倒是说对了：“正是也仅是因为他们那不容质疑的中国性使得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页326）但是，这里不是什么“中国行”甚至“世界主义”问题（“上海世界主义”的说法恐怕是作者自己选择离开“深层”后的遐想），而是资本主义依靠“声光化电”连带着一种世俗化的末世论（彼岸世界的此岸化）历史逻辑制造的“表征”和“想象”问题罢了。因为作者无法深入这种“现实的逻辑”，因此，要回避这个逻辑，他只能借助于另一种“想象”——他把这种妇女形象归之于30年代作家笔下的摩登女郎，似乎是后者的描述为一种妓女的主体感划定了框架。因此，吊诡之处在于，在这样一种“文化想象”的论述下，妇女的主体性问题和作家的文学图景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上海摩登”之作为一个主题的话语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各个事物的表面，其本身的任何特征都无法界定，就连任何事实的叙述都显得可疑，一个叫做“文化想象”的deus ex machina悄悄地出现在每个问题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