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灵的边境冲突——方法论篇

2008-09-06 12:17:49 　　来自: 丰无涯 (老贝同志诞辰239年)
屠猫记的评论   

　　这个题目是乱搞的，“群体” 与“心灵”怎么看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互斥，如此拼凑乃是为了蹒跚地接近此项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本书序言开宗明义，界定了民族志历史学家与观念史家的研究分野，民族志史家要“研究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并进一步“陈明他们如何在心智上组织现实并且将之表现在行为中”，简言之便是“生活策略”。既然如此，若用“文化”就难免让人感觉死板生硬，并有可能让人轻易代入一整套习俗从而忽略互动层面的意义，因此放弃“心灵”一词着实令人不忍，另外考虑到此类研究在法国称为“心灵史”的名正言顺，如此乱搭似乎也还是可以理解的（顺道一提，如今各种边界都被人们勇敢地不断突破着，想要精当地使用一个词实在是艰难了很多）。
　　
　　所谓方法论，首先要明确其工具本质，不可混乱甚至颠倒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其次要看清此一工具的使用环境与限制，最后才是工具的尺寸、性能。所以说，我向来对方法论的探讨抱有敬畏之心。虽然在预设、命题、模型的阵仗中步履维艰乃是人生常态，但人总会有掀翻棋盘的冲动，最惨的就是摊派之后还要老老实实重新摆过。既然有些事就是绕不开，那么还是直陈难处比较好，要将自然语言转译（化约？）成一套科学的（嗯嗯……）语言，其中艰难处绝非小可，含糊其词一方面保留了弹性与余味，另一方面不免将事情搅得非常复杂，保持简洁风格的重要性正在与此……所以我一向抱着理解万岁的态度面对各式各样的方法论之争。
　　
　　承上文所言，首先应该明确作者达恩顿身为民族志史家的研究目的——“生活策略”，以及他预设的研究背景——历史中的群体心灵生活（拼凑出的词，难免生硬）。在对自己研究进路的分析中，作者对当今法国史学方法的三大假定深表疑虑，这一传统将历史分为几个层面，其中“经济与人口”，“社会结构”是可以测量的，但第三个层面——“文化”却不知是从何而来。虽然如此，“第三个层面的现象也可以使用较深的同一方式来了解（借由统计分析、结构与场合的作用以及对于长期的变化而非事件的考虑）”。在此预设的引导下最普遍的尝试便是以计算衡量心态，然而数据、图标中并不能生出解释框架，“一切来自曲线”，而曲线的特定解释来自特定的观念体系，换言之正来自文化层面，成了一套自足的循环解释。问题实际上转化成历史与认知的关系，人是否可能对于历史形成一个客观的认知？认知（某种程度上只能是主观的）与事实（某种意义上是客观的，但经过叙事建构的事实是否客观？）的距离飘忽不定。究其根本，历史要从个体乃至群体的生活转化为叙事必然遭遇形式的瓶颈，而史家所为则是于古今之变中求得通达理解，并将这一理解以某种具体形式传递下去。正如地图绘制必依其用途（观光？考察？军事？）在种种地势、建筑之间取舍详略，要把真实世界转化成知识谱系图下条目的大段注释注定要牺牲大量信息，而真实（如果是指一种全面的真实）正存在于事物的蔓延交错之中。写作如此，阅读也是如此，种种线索纠缠错杂，不破教条主义简直不能读书。幸好我们生的比较晚，这种尝试的结果已经有了一些端倪，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沟壑便是证据。有鉴于文化课题的制造者乃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非历史学家（在这点上区别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建构性质而与生活世界的自然语言更有距离），历史研究者需要给予“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更多关注，例如田野调查，以及文献分析，嗯……很像人类学——“人类学家对语言的执著含有对表意与风格以及与语汇与句法的关注，而且这一层关注同时适用于社会与个人”。
　　
　　话说回来，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其特质和局限（这话听着很老成，很早衰），应当提防以下两种倾向：一是方法万能论，一是方法万万不能论，虽然这二者归根结底都是极端化取向带来的问题。无论什么方法、模型、理论，最终都的用途都是拿来解释现象，以更加实用主义态度来面对这种困境似乎更佳，通常来说严谨态度与实证精神同源于对现实的尊重，而对现实的尊重则往往于实践中习得。由于与第一手材料更隔一层的关系，依靠文本分析研究历史绝对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谨慎，布迪厄要将科学研究变成群体工作便有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之意。人－我界线，这把利剑高悬在每一个研究者的头顶，对了，还要加上时间轴的考量，所谓“四海之内，人同此心”说的是圣人，千万莫要忘记。“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本身就是在冒险，换成探险或许更好，在哪里可以找到钥匙，在哪里可以打通关节，每一次尝试都包含着风险。“证据和代表性”乃是无法回避的两大难题，当我们跟随作者穿梭于“文本和文义格局”，我们应该试着变身成布洛赫笔下的“食人魔”，追踪每一缕气味，寻找猎物——人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