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教育

2008-09-01 23:07:59 　　来自: 邓金明 (忍耐之铅)
杀李哥的评论   

　　我相信施勒格尔所说的，“一个艺术家倘若没有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必要写作两部或两部以上长篇小说。——显而易见，一个作家的全部小说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我想，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小说了。比如王朔的《动物凶猛》、韩东的《小城好汉》、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又比如最近出版的华秋的小说《杀李哥》。
　　
　　《杀李哥》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一个青年人的故事》来（我猜华秋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一个年轻人因恋上一个成熟女人而无法自拔，青春期变得隐秘而激烈起来，但一切被证明是徒劳的，纯洁而脆弱的青春期最终免不了被平庸的成人时代所收编。是的，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实际上也可以上推到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后期）的年青人所受的全部的“情感教育”。这里头，无疑包含着两个对立的部分，即“美好感”和“失败感”。
　　
　　我说的这种“美好感”，并不是那种对“八十年代”的浪漫“歌唱”，而是那种在八十年代的氛围下无条件地为“美”所俘获的感觉（“必须向我致敬，美的行刑队”——柏桦：《美人》）。比如，在《杀李哥》中，少年所暗恋的“传说中的美人”——“林阿姨”的出场：
　　
　　第二次看到林阿姨，是我正式入学吉木中学后没几天。我们蹲在宿舍门口---我们，是同宿舍的几个男生，正在信口开河地胡扯，突然同时噤声，原来林阿姨正从校门外的斜坡上走下来，右手提着颇重的篮子，摇摇晃晃的。
　　“美人！我敢保证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
　　我不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但因为变音期特有的尖利再加故作深沉而形成的嘶哑效果，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她穿的还是那条米色长裤和束腰衬衣，妥贴呈现优美的细腰和饱满的臀部，随之而下的是修长的大腿，那么美妙地脚不沾尘地走着。我感觉我被迅速发动，体内某处响起尖利的唿哨，不足一秒钟的时间内就经历了成人礼。注意到自己有些出轨的念头，我未免因为有其它同学在场而感到惊惶。还好，大家都一样紧张，很用力地安静着。林阿姨可能觉察了孩子们所受到的刺激，越发走得小心翼翼。她慢慢地，经过看起来特别漫长的灰白色操场地面。慢慢地，一个寂静无人的操场，灰白色，幻觉一般地弥盖少年心头。林阿姨显得有点畏惧地走过那么宽阔的地方。她终于，慢慢地从四五个少年的眼底溜走了。我们，有人叹了一口气。那是一张十四岁少年的脸，干净脆弱得令人心酸。
　　
　　无独有偶，在《动物凶猛》中，少年初见暗恋女孩的像片时，也是一般感受：“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现在想来，她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美”当然需要捍卫，于是，“年青人由于形象走上斗争”（柏桦：《美人》）也就成为必然。至于“军刺”、“菜刀”还是带血槽的“匕首”，已经不重要了，一样都能见证那些带黑社会性质的青春期。“杀李哥”，这个杀气腾腾的书名和“动物凶猛”如出一辙。看起来是那种黑帮片的调调：黑帮老大，迷人的情妇，毒品，帮派，血拼，争权夺位，抢女人——难道真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女人？是，也不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女人并不是权力、地位的象征（九十年代后才这样），而是一切优雅的、芳香的、美好的东西的化身。因此这个女人必须是一个成年女人、成熟的女人（冯唐说“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似乎还没太明白“姑娘”和“女人”的分别；姜文把《动物凶猛》搬上银幕时，让丰腴、成熟的宁静来演“米兰”是极其正确的）
　　
　　但是，正如美人终归会迟暮（成熟的女人尤其如此，这里已经潜藏了一个失败的主题），沸腾的热血终会平息，时间的冷却作用是惊人的（“整整一个秋天，美人/我目睹了你/你驱赶了、淹死了/我们清洁的上升的热血”——柏桦：《美人》）。
　　
　　时间带来了“失败感”。正如华秋自己所说的，“我自己的青春期的成长，来自八十年代灿烂的阳光，来自性感美丽的成年女人，来自英雄主义，来自惨烈打斗，但最后输给时间”（《杀李哥》）；“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这种失败，也是英雄主义的失败，作为青春期假想敌的黑帮“李哥”，最终不是被“我”而是被时间打败了。
　　
　　这种“输了”的“失败感”，并不是个别的，甚至也不是“六八式”一代才有的的隐痛，而是“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时普遍性的社会病象。这种复杂的感受，王朔有过很好的描述：“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动物凶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正常人、一个上进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呢？这不正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意识形态”所着力鼓吹和营造的吗？但是，任何一个曾历经“八十年代”的“情感教育”的人心里都明白，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只会是越成功就越失败，除非他只活在白天而不活在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