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的“知识化”——范美忠现象

2008-08-31 15:38:51 　　来自: 纪恩 (万事皆不求人是我最大的愿望)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的评论   

　　把前面一个读者贴的文章放在这里，省得到天涯去看了。但是我对范这人是极不喜欢的。
　　
　　
　　　　　　如果说我们应该把某些躯体疾病当作心理疾病来对待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我们也应该把某些人的知识（言论）当作心理疾病来看待。心理创伤，不仅能够躯体化，同时还能知识化。我们都知道心理创伤有“躯体化”的表现，却未听说过心理创伤还可以“知识化”——这就是范美忠现象给我们的启示——从他身上我们发现，心理创伤是可以“知识化”的。
　　　　　　
　　　　　　众所周知，心理创伤不是外伤，它往往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从一些不正常的表现（结果）来推断心理（曾经）受到了创伤（原因）。范美忠（现象）就是一个典型。有网友说：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自由和公正”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的一切行径。需要再加一句：作为防御或者抵御。在很多人身上，就可以是创伤的“知识化”——因此而扭曲自由和公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心理创伤？什么可以成为心理创伤呢？在这里，我们用美国著名的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著作《苦难和疾病的社会根源》来回答。
　　　　　　
　　　　　　《苦难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研究的主题非常明确，那就是精神创伤的躯体化。《苦难和疾病的社会根源》是本很薄的书，研究结构非常清晰，所要回答的问题非常具体和明确：即中国的神经衰弱是不是就是抑郁症。吴飞指出，这本著作中始终贯穿着现象学家和哲学人类学普莱斯纳的巨大影响：“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正是身体体验的可以调节的本质；身体过程是通过我们把它们理解为我们生活中富有含义的事件和关系而被调节的；那种理解变成了病痛本身的身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还可以这样描述：““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正是心理体验的可以调节的本质；心理过程是通过我们把它们理解为我们生活中富有含义的事件和关系而被调节的。”假如前者是创伤的“躯体化”，那么后者就是创伤的“知识化”。
　　　　　　
　　　　　　吴飞指出：他在书中提出“躯体化”这一核心概念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人性是什么。对凯博文而言，人性不是空洞的哲学说教和冥想，而是体现在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体验的反应、塑造和赋义当中，或者用近今年喜欢的概念，就是“道德体验”。
　　　　　　
　　　　　　因此，人在社会中的各种经历，都可能进入他对具体病痛的理解中，这种理解往往未必是言词式的，而反映在躯体的表现当中。而在我看来，“人在社会中的各种经历，都可能进入他对具体知识的理解中，这种理解往往正是言词式的，反映在一个人的知识体系当中”。 凯博文发现，当一个人无法用言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某次灾难，甚至头脑未必还记得清楚的时侯，那件事的痕迹却可能深深地烙在他的躯体上，形成身体的某种习惯或疾病。
　　　　　　
　　　　　　在我看来，这种形式显然也可以出现在人的知识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中：即一个人经历的某次灾难，甚至数次灾难，那些事的痕迹可能深深地根植在他的精神上，形成某种思维习惯或者意识形态，比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为了治愈创伤而建立起他的知识体系，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者《自私的基因》——我们知道知识同样是药物，正如命名在医学治疗中的重要性那样。如果说心理创伤可以转化为躯体疾病，达到某种类似治愈，那么转化为知识体系是完全可以确定的，知识体系可以类似治愈心灵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同样有效，那么心理创伤的躯体化或知识化便都不难理解。
　　　　　　
　　　　　　凯博文认为，因此刚刚经历过“文革”的那些病人未必会向医生诉说“文革”中的种种不公正，甚至未必记得他的每次遭遇。但他的疾病却会呈现他在过去十多年中的日常生活。当医生简单地把这当成神经衰弱的时候，那沉甸甸的记忆，可能就在他们的处方笺下滑过去了。
　　　　　　
　　　　　　很显然，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因此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有些人未必会向别人诉说“文革”中的种种不公正，甚至未必记得他的每次遭遇。但他的知识体系却会呈现他在过去十多年中的日常生活——有些人对文革是心有余悸，而有些人却因为文革而构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他们没有躯体化，却有知识化。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知识化，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躯体化了——不是演变为某种知识结构，而是演变为某种身体疾病。
　　　　　　
　　　　　　很显然，假如说一个人的疼痛可以是一种症状，那么一个人的知识则可以是一种疼痛。因此面对一个人的疼痛可以和面对一个人的知识时一样——凯博文在描述和分析那些病人的个体创痛的时候，始终不会仅仅把他们当作互不相干的个体，当他面对那些操着湖南口音的病人的时候，凯博文试图看到中国人的“社会苦难”，而不是倾听那些个体的呢喃。而在我看来，在描述和分析某些知识，乃至道德观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社会苦难”——尤其是针对范美忠（现象）的时候。
　　　　　　
　　　　　　吴飞指出，作为一个严肃的的社会学家，哪怕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凯博文都没有像很多西方人那样，将中国社会中个体的苦痛简单当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控诉书。他清楚地知道，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都是复杂的，任何个体和社会的灾难都是微妙的，更何况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文明。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问题，而可能反映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而我们则可以把范美忠现象称之为“后文革”遭遇。同时，不得不看到的是，正如凯博文所洞察到的那样，范美忠现象的确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反映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有时候是躯体化、有时候是犯罪（假如此时我们能想起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杀案的话）、有时候是知识化。
　　　　　　
　　　　　　吴飞指出，走出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中国人，并没有免于集体灾难；相反，我们身边发生着越来越史无前例的事件。在我看来，其中就包括“知识化”——很多在“文革”中遭遇不幸的人，随后并没有躯体化的表现，而是构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一种很鲜明的对照：在“社会苦难”面前，有些人躯体化了，而有些人则知识化了。
　　　　　　
　　　　　　有位网友这样写道：他（范美忠）有时候虽然做虎啸，做狼嚎，但骨子里是受伤的，而伤害他的，与其说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如说整个社会------真的，在这个社会里，喊几声哈耶克是容易的，再打几个漂亮的擦边球，就很容易摆出另类的姿势，一面吃着政府的肉，一面做出一种灵魂受伤的样子，仿佛化身为白银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轻抚着本来就不存在的伤口大声地喊痛。但这不是范美忠，如果他喊痛，他的痛苦一定是真实的，来自他敏感而脆弱的灵魂深处。
　　　　　　
　　　　　　更精彩的是，这位网友竟然这样写道：据说每个人都有他的词汇表（当然也可以看成是知识体系、知识结构，乃至知识化——本文作者），宛若三宫六院，在我的词汇表里，仿佛许多冤家公认的，这三宫六院是由“道德”打头阵的。而助理则要威风得多，左一个“美女”，右一个“流氓”，中间端坐着“民主”，地位仿佛短裤，只起遮羞的功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块布，其他词语的颠鸾倒凤便显得理直气壮。
　　　　　　
　　　　　　这位网友还写道：助理读了不少书，至少在历史与政治理论方面是远胜过我的。不但知识结构有异，知识态度也大不相同（很显然，有时候，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化”——本文作者）。我比较刻板，语言有时候固然锐利，骨子里却很严肃，存着一份悲悯，而助理则与对待女人一样，态度近乎调情。偶然严肃一会儿，便显得极其珍贵------助理也有天真的时候，比如他总以为自己是我的总设计师，地位仿佛邓小平，而我在他的设计下一步步地走向民主，所以有时候发现我退步了总免不了诧异甚至恼羞。每逢这时，我就有些惴惴不安，很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配合助理的想象而内疚。
　　　　　　
　　　　　　很显然，我把范美忠称之为现象是不错的。当然，不一定是“知识化”现象。比如这位网友还写道：与助理第二次见面是在盐外，开会的时候忽然见着助理，顿时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好意思，那次让助理见识了皮鼓脆弱的一面。但我想助理也能够预见，皮鼓远不如他想象的聪明狡猾，“朝谁递烟朝谁支砖门儿清”，而恰恰是过于天真，过于理想主义的，而且这份天真与脆弱是深入骨髓的。我不是那种一边谈着哈耶克一边享受生活的新青年，倒经常体会到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撕裂。
　　　　　　
　　　　　　罗豫指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凯博文就在湖南医学院进行了长期的精神病研究和调查，重点关注了精神病疾病和工作、家庭、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凯博文看来，与充斥暴力、贩毒和酗酒等问题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严密的和广泛扩散的社会控制系统造成的，这个系统严重限制了个体权利”。 凯博文在八十年代调查的病人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限制常常成为他们的疾病的根源：由于阶级成分不好而遇到的严重失意和挫折；由于工作单位对个人生活的全面管制导致事业理想无法实现；隐私遭到侵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中国文化中对集体和责任的强调，“家丑不外扬”的心理和对精神疾病的鄙夷，让当时的不少病人不愿意承认所谓的“精神问题”，使得精神困境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暴发出来，而“神经衰弱”等概念成了方便的标签。凯博文指出，中国文化对神经衰弱自有其与医学事实无关的观念——“受神经衰弱影响的个体过于虚弱和疲惫，因为他们的神经功能太虚弱，以至于无法履行正常家庭、学校、政治或工作活动”。 凯博文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取向，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渗透着神经衰弱的病痛体验”，“神经衰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 罗豫指出，凯博文给出的的原因——中国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对食疗的强烈关注等，或有商榷余地，但这一观点足以成为医学人类学领域相当吸引人的命题。
　　　　　　
　　　　　　很显然，实际上凯博文变相指出了“精神问题”的“知识化”。甚至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某个民族、国家的“知识化”：一方面有神经衰弱的疾病，另一方面有神经衰弱的文化——套用罗豫的话，或有商榷余地，但这一观点足以成为心理医学领域相当吸引人的命题。
　　　　　　
　　　　　　罗豫写道：凯博文的研究距今已二十多年。“文革”曾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精神创伤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正如凯博文在分析“文革”创伤案例时所言，中国似乎已经把这“失落的一代”抹掉了，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一代的学生上，期望他们在教育和精神上更好地作好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勇敢地强调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向。”“失落的一代”带着他们精神和身体上难言的隐痛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凯博文所说的那一代学生，如今渐次走入社会，其中不少已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中国的精神病学领域也急待有人像凯博文这样，沟通医学与人类学，为当前的一代的精神问题提供一个融合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体系。
　　　　　　
　　　　　　一切仿佛环环相扣的那样，眼下就出现了一个标本：范美忠。很显然，无论如何——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我们的社会都不可否认：范美忠是受伤的个体。网友阿啃1919这样写道：
　　　　　　
　　　　　　第一个见到的网友却是范美忠。范美忠架着厚厚的眼镜，光线似乎都无法穿透，他从广州飞来绍兴，为了跟我争论几个问题：钱钟书是不是两脚书橱，王小波意义何在。时间是2002年5月。
　　　　　　　　
　　　　　　2001年左右的新浪论坛读书沙龙有很多读书人在，也有很多喜欢玩的人在。我差不多跟范美忠同一个时间来到这个论坛。不过那时候范美忠确是一个讨人嫌的家伙，第一他喜欢辩论，有一种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辩论精神。其次，他动不动就讲北大，夸张的说，就有“兄弟在北大的时候”的味道。
　　　　　　
　　　　　　不过（同时）他倒（又）不是因为毕业于北大而吹牛皮，他再三强调他鄙视北大（括号中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后来作证的是他的一篇引起轰动的长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很广，不过我倒觉得未免有些刻薄。后来范美忠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还有就是我一度认为他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他能够理解到问题的一个层次，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他就觉得可笑。这一点后来我们相熟了，才明白，这是一个只为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活的人。他的不通情理，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要去通情理。我想这也是他毕业以来不断流浪不能停止的一个原因。
　　　　　　
　　　　　　而在我看来，这就是范美忠的“知识化”
　　　　　　　　
　　　　　　阿啃1919接着写道：最初的搭话大概是因为一个关于鲁迅的问题，我读完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觉得很不错，便推荐范美忠不妨去一看。范美忠回答很不屑，觉得这本书很一般。我觉得奇怪啊，李欧梵，那是大师啊，居然是垃圾，范美忠未免也太狂了。
　　　　　　
　　　　　　这样的争执有过好几次，还有一次是因为王小波。王小波曾经给过我很多启发，可以说我一直是他的拥趸。而范美忠对王小波也是不屑的。我们两个争论的帖子写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范美忠的狂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喜欢恬淡从容的文字，又有些古典精神，写文章不免引用别人的话。范美忠便说是“文抄公”、“掉书袋”。如是者三，我便生气。我写了10000多字节的文章骂他，标题是《自大、偏执、好为人师：范美忠额头的三个印记》。写完很高兴，我期待范美忠跳将出来跟我辩论，我要好好的对付他。但是很奇怪，这次老范没有什么剧烈的反应，大出所料。他说以后有机会见面讨论。　　
　　　　　　
　　　　　　飞机是到萧山机场的------甫下飞机，没有客套，范美忠的第一句话是“王干不行啊”。
　　　　　　
　　　　　　范美忠飞机上在看一本王干的《边缘与挑战》。于是我们的讨论就从当前的中国文坛开始。这场对话持续了3天。我在绍兴租住的地方是一处陋室，夜已经很深，我们的谈兴依旧很浓。范美忠斜倚在床上，昏暗的台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他的脸埋藏在幽暗之中。我们各自手里握一杯茶，继续话题。话题散漫，无边无际。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全方面交流，从古典诗歌到自杀的胡河清；从加缪的西西福斯到鲁迅的过客------我得承认，他在多数地方，见地都高我一畴。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思维密度，他须臾没有离开过他思考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天我们去绍兴周边的古迹游玩，我发现，范美忠对这些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致，他最在乎的，还是他自己的意识流。这一点我以后还会不断的感觉到，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顿饭，最后我只能说他在食物方面的要求便如王安石。王安石只吃他面前的一盘菜，范美忠庶几如此。　　
　　　　　　
　　　　　　我喜欢听美忠朗诵诗歌，里尔克或者叶芝，或者穆旦，或者海子。在朗诵《豹》的时候，他读到“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这两句，眼睛便凸出来，四肢紧张，手指屈张成豹爪状，他完全成了那只铁笼中的豹------叶芝的《基督重临》，“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他的声音浑厚而沉静，朗诵起来，就像有一阵阵旋风吹刮过我的头顶，树枝树叶都簌簌沙沙作响，随风盘旋，而风暴的中心，似乎存在着一条未知的路径------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虽然他现在还是乐意在中学里教书------他和李玉龙两个都是教育“疯子”------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当然，他的失败除了中学教育本身的死板与僵硬之外，我还要说，这里也有范美忠自身性格的原因。
　　　　　　
　　　　　　范美忠除去目前在成都某校兼课不算，他在中学里待过2次，一次是大学刚毕业，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竟然选择去中学教书，这件事情本身就叫人惊讶。余杰在其文章《教育者的伤痛》中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范美忠才无愧于北大学子。这个愧不愧我不敢说，只是范美忠满带理想的去了，结果却是逃亡。
　　　　　　
　　　　　　还有一次是在杭州，他教了2个多月，最终也还是逃亡。
　　　　　　
　　　　　　我们多可以继续控诉万恶的中学教育，竟然容不下这么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对教育如此虔诚的人。但是我也想，如果能够认识到现在的中学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是不是我们在进入之时也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策略？方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有时候失败仅仅因为，我们一时热昏了头。
　　　　　　
　　　　　　而所谓的“知识化”在于：根本无力认识到问题竟然会是自己身上——自己也有责任，，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责任——都很难承担，并且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知识体系。
　　　　　　
　　　　　　阿啃1919接着写道：我经常记得一件事情，那是1995年的夏天，浙江淳安的一个贫穷小镇，我们去支教的师范生满腔热情，似乎要给山里的孩子带去些什么，想要改变一些什么。比我们早毕业两年的英语老师，他戴着玳瑁眼镜，踢着拖鞋，跟我们说：没用的，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的。他一边走，远远的回过头，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声音，拖长了跟我们说：真的没用的。我经常记得这件事情，10多年了，一直将这看作一面镜子。我便不相信轻易的冲动。别的我不知道，对中学教师这个职业，我竟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世故起来。
　　　　　　
　　　　　　我不是说美忠去中学仅仅因为冲动，他的《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一文使得我所有的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选择当中学教师，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的、繁琐的事情。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这些机械的、低级的、重复的简单劳动，给我们的学生一点点文学的熏陶、思想的启蒙。须知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哈耶克所谓用观念战胜观念，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战胜同时代人，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
　　　　　　　　
　　　　　　我无数次的跟范美忠说过，你不适合当一个中学教师。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究竟有什么工作适合他做，他只是一个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人。我想不出可以有一件怎么样的实际工作可以让范美忠做。
　　　　　　
　　　　　　上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人。他在日常生活的笨拙常让我哑然失笑。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想要实现一些目标，如果不通过现实生活的媒介，如何到达呢？所谓到岸舍筏、得鱼忘筌，之中要有一个筏子，有一个筌。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一途径。
　　　　　　
　　　　　　我认为范美忠不应该做一个中学教师，还因为中学教师也是一个横站的士兵，甚至，他不但腹背受敌，他还要挣脱来自他自身的羁绊。
　　　　　　
　　　　　　以我为例，教了10年书，忍受了10年了，按理也应该麻木了吧？但是我现在竟然越来越不能忍受了。不是说课堂无法忍受，也不是说跟学生交流无法忍受，而是除此以外，你每天都必须面对无数的繁琐而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摆在你面前，煞有介事，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它毫无意义，但是你居然就绕不过它。荒诞就在于此。
　　　　　　
　　　　　　很显然，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所谓的“后文革”阴影。
　　　　　　
　　　　　　阿啃1919接着写道：你还必须跟考试搏斗。虽然你范美忠当年可以痛斥学生为了几个破分数紧张成这个样子。但是，美忠，我们学生能不重视这几个破分数吗？为了这几个破分数，你就不得不和弱智的《优化设计》交往，你知道做这些个练习是侮辱你的智商，但是你每天不停的侮辱着自己。
　　　　　　
　　　　　　
　　　　　　范美忠的一些所谓的的朋友给他的评价是：你还要跟你自己搏斗，警惕自己。因为重复的、低效的、浅薄的知识体系，它会拖你到一个贫乏的深渊。也许有一天你从学生的作业本中抬起头来，你就发现你已经被那些本来一样是关注当代思想的朋友们抛在了后面。这也不要紧，你说，当中学教师就是一种牺牲嘛，我可以在教育上有自己的建树呢！
　　　　　　
　　　　　　从“你说，‘当中学教师就是一种牺牲嘛’”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范美忠的自相矛盾之处——与他在地震后的言论相比——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化”——而他的创伤性经历是无可置疑的。
　　　　　　
　　　　　　阿啃1919写道：晚上给美忠打电话，他正在都江堰通往他所在学校的路上独行，回校晚了，已没有公交车，他就走回去。这条路，大约也有几公里吧。我听见电话里有汽车呼啸而过。放下电话的一刹那，突然一阵心酸袭来，不能自已的一阵心酸。我想这本来不应该是我应该有的情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情绪。老范，我们在一起喝酒吹牛也好，电话长聊也好，永远只谈论形而上的东西，永远在云端里不肯回来。　　
　　　　　　　　
　　　　　　------我结婚的前一天，范美忠特地从成都转道长沙飞过来，带了一捆有我那篇批判魏书生的《教师之友》。夜深了，范美忠极度的疲惫之后，竟然极度的兴奋，我们联床夜话，竟不知东方之既白，似乎我也忘了明天还要结婚。　　
　　　　　　
　　　　　　我认为老范身上------一方面他常被现代性的焦虑包围；一方面，当他暂时脱开一切，他就充满了儿童般的快活------范美忠记不住路------他也不用心分辨，还是跟你继续谈论的那个话题------我从来没有跟范美忠谈论过我们各自的物质生活。似乎这个东西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高居于云端之上，不食人间烟火。
　　　　　　
　　　　　　第一次见面------当时范美忠在广州日报下面的大洋网工作，他说，每天他就煮面条吃，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读书。我也觉得自己读的不少，但是跟他的疯狂比起来，还差得远。后来到杭外，我们还是谈论文学、音乐、思想、中国的现实。我去杭州，或者他来绍兴，交流的还是我们各自最近的读书心得。再后来，他去了成都的《教师之友》，于是他火热的投进了教育事业，他潜藏在内心的教育热情被唤起了，于是每天跟我讲的，就是语文应该如何，教育应该如何。我都被他拉下水了。此前，我虽是教师，但是我对教育，压根不感兴趣。
　　　　　　
　　　　　　我们几乎不谈收入啊、房子啊物质之类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假清高，而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居然有谈论的必要。我们倒是谈论过成名的问题，很久之前，老范就引张爱玲的话跟我说：啃兄，成名要早啊！
　　　　　　
　　　　　　------我们发现底下的听众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是否名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名声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物质生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生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思考的方式。
　　　　　　
　　　　　　我们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是不对的。范美忠那篇《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中青报“冰点”上发出来之后，我跟一个一个网友发短信，跟她说：希望这给美忠带来一些现实的利益。那时候，因为《教师之友》被改组，美忠和李玉龙，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工资了。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这句话是齐豫的一句歌词，很抒情，齐豫的声音宛如来自缥缈的云端之上，于是似乎流浪就是一件带着淡淡忧伤的诗意享受。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米兰昆德拉这个小说的另一个题目就是“抒情年代”。有时候我真这么想，也许，颠沛流离，到处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吧。
　　　　　　
　　　　　　美忠在广州失业的时候，我在qq上这么安慰他，我说，跟你的肉体流浪不同，我相信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是多么的不着四六，多么的矫情啊！有时候，一个人内心的软弱会那么尖锐突起，硌得人生疼。此心安处是吾乡，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安妥这颗柔弱的心呢？
　　　　　　
　　　　　　我曾经这样想，现在有时候也这么想，这样的漂流无根，这样的境遇，伴随他的是焦灼感、荒漠感、虚无感，这是他创作的泉源。
　　　　　　
　　　　　　美忠深刻的生命体验，他对生存困境的内在省视（然而可惜的是，即使是这种“内在省视”也可能是“知识化”的一部分——本文作者）------指向黑暗的最深一层------茨威格有文章称，与魔鬼搏斗，范美忠何尝不是在搏斗之中------我们获得了审美的同时，我们轻易的忘记了这是切身的苦难和血泪。
　　　　　　
　　　　　　用凯博文的理论就很容易把这理解为“知识化”——它不是躯体化，却类似于躯体化。
　　　　　　
　　　　　　阿啃1919写道：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无法被诗化的，诗化在诗人本身便是一种虚伪，而在他者眼中，便是一种薄情，甚至冷血。
　　　　　　
　　　　　　范美忠97年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不久因为课堂言论不得不逃亡，到深圳，再到广州，不久辞职，到重庆蛰居，想考研，但是无法忍受外语和白痴的政治，放弃，不久又到北京，几个月的编辑生涯使他深感不自由，不久又到杭州，在一个中学教书，不久再去成都，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算是最长了，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教育狂人李玉龙，但不久随着《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清洗，不久又失业，现在，他在都江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兼职教书，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在这个地方呆多久。
　　　　　　
　　　　　　这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他永远都在路上，就像那个过客说的，不，我不能停下。他便仿佛是那个永远往复不已的西西福斯，承担着最为深重的苦役。
　　　　　　
　　　　　　但是，并没有出现如凯博文观察到的躯体化，而是出现了我观察到的知识化——尤其是他的那篇引起轩然大波帖子——这无疑会加深他的创伤，同时，可以预见到的，也一定会加深他的“知识化”——这一点可以在他与跟贴的对抗中窥知。
　　　　　　
　　　　　　阿啃1919写道：事实上我那么的希望老范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安定了，才可以让人有一个从容的心态。电话里，我常跟老范讲，比如，我在婚姻之后的平和心态。这种心态是我读书写字的保证。但是我无法说服他，对我而言，他实在太强大了。于是我痛恨。据说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中国之大，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太久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这或许会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到世界的荒寒，从而更深刻的洞察我们的处境，又或许，这样的生活也将使我们的心灵粗砺。老范说，行走抵抗虚无，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抗这种虚无呢？老范所爱的诗人里尔克，有两句诗，一句是“有何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可是，里尔克还有另一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这不是一句谶语，而是一句警示。
　　　　　　
　　　　　　我也不愿意将一切都归咎于老范所处的环境，环境，自古皆然。你所服膺的鲁迅，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么？我还更不忍心说，这一切，还由于你老范性格上的缺陷。我承认我比你世故多了，但我还是要世故的鼓吹，妥协一点，就妥协那么一点点，甚至我不认为这就是妥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安顿好自己的身体。不是教你市侩，你知道这些市侩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学会更全面的看待自己，学会了解自身的复杂性。
　　　　　　
　　　　　　学生眼中的范美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他，起码我是不太了解的，只是在他教过书的那个中学有幸得他言传身教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一地的“掌故”和传言。在我毕业离校的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
　　　　　　
　　　　　　初三时便已听闻过他的种种，惊讶于山下的逸夫楼中竟藏着如此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更惊讶于北大的学生居然沦落到一个中学来教书。上了高一，他便捏着一本“飞檐走角”的历史教材、提着一个不知什么材料的脏乎乎的黄茶杯走上我们的讲台，厚厚的眼镜片边散落的余光不是落在讲台上，就是落在天花板上。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中学历史教材没什么好教的，接着便开始把我们知道，熟悉的一点点东西贬得抬不起头，又狂轰滥炸般把一大筐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捧得天花乱坠。于是第一堂课下来，我们在他眼中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无知单纯如白痴。
　　　　　　
　　　　　　第二堂历史课就有人开始做其他科作业或是睡觉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仍然饶有兴味地听他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堂课。
　　　　　　
　　　　　　那天他特别暴躁，据说是因为前几天学校宿舍失火，把他的许多书都烧掉了。我们默不作声地任由他激动地发泄着，其实他声音并不大，动作也不凶，且没有以哪个具体的同学为目标，所以那时我们对他的同情和敬佩远多于害怕和畏惧，尽管我隐约感觉到，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同情，他是那么高傲。他平时是拖堂频率最高的老师，但我们也最喜欢他拖堂，那天他没有拖堂，下课铃一响便沉默地从一片寂静的教室中走了出去，然后教室里便爆发出一团兴奋的喧哗吵闹——和平时一样。那时我们谁也没料到我们从此便不会再看到他了，他自顾自地走了，有人说是去了南方的一家报社，后来学校还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上登了启事，但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回来。
　　　　　　
　　　　　　他的另类从头到尾地贯穿在我们对他的记忆中，没有过丝毫的磨损。
　　　　　　
　　　　　　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是那么地看不起我们——却又坚持不懈地传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
　　　　　　
　　　　　　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读着、谈论着。
　　　　　　
　　　　　　除了课堂上的范美忠，我还看到过足球场上汗流浃背的范美忠、大桥上一手拎菜一手捧书的范美忠、小书店里蹲在地上看书的范美忠，他是我所见过的把“另类”二字阐释得最准确最自然的人。唯一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是一次期末考试后分发各班批改后的试卷，这种场合的混乱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嘈杂混乱中，他愤愤地嚷了一句：“分数就让你们成了这样！”他的话淹没在一片喧哗中，我当时正巧站在他旁边，我听见了，我从那以后再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分数，不管是什么考试。
　　　　　　
　　　　　　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但我们不敢向他打听，只能从他讲课时的言语中了解一些零星。他的孤傲、博学和强健，给了我对北大的最初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最后在北大和清华间的选择。
　　　　　　
　　　　　　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里关于他的记忆在年复一年地淡去，我们有幸成了他在这里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我们离开后，不知以后的学生们还会不会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即使知道了，又如何呢？不会再有人给他们讲叶芝兰波波德莱尔了。
　　　　　　
　　　　　　无论如何，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教过的这些学生，也不屑于他们对他的任何态度。我曾想过，如果现在有机会再见到他，甚至和他互相认识，我也会躲避、放弃，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会被他藐视。我曾把他讲的一堂课录了一部分到磁带上，我只是常常怀念着那段有他这样的老师的岁月，那段毫无功利之求地沉迷于文学的岁月。
　　　　　　
　　　　　　网友铁皮鼓这样写道：喝茶的时候共四个人，干干，摩西，美忠和我，专门选了美忠住所附近的一处露天茶林，美忠如同中国的土财主，老半天才踱着方步趿着拖鞋蹁跹而来，很有几分编辑的架子。
　　　　　　
　　　　　　这次我学乖巧了，不再谈刘支书助理或者郭初阳，改谈穆旦和里尔克，果然，美忠两眼开始放光（我亲眼见过“见钱眼开”的情景——在一个输光了的赌徒身上，不知范美忠“放光”是不是与之在很相像——本文作者），一个劲地追问：你上课怎么说？你上课怎么说？
　　　　　　
　　　　　　待我稍微解释几句，他一听，还不算离谱，于是接下来的会谈便异常顺利。
　　　　　　
　　　　　　他开始大谈《赞美》------接下来，照例是对中国教育的猛烈批判。还好，这次我不时还能插几句，仿佛一个迟钝的学生，因为提前温习的功课，居然回答了老师的问题，有一种中了彩票的欣喜。
　　　　　　
　　　　　　只是苦了摩西，他是冲美忠来的，结果非常敬业地睡了一觉。美忠对一线老师水平的鄙夷是众所周知的，或许是因为高度近视罢，入眼的就那么几位，（这鄙夷近来也传染给了干干）我是不在其内的。
　　　　　　
　　　　　　这让我有一种世俗的快感，毕竟还没有脱离人民群众。
　　　　　　
　　　　　　说真的，我从来不恼美忠对我的态度，在我看来，与美忠打交道其实最轻松，他的脑袋只是用来装书的，人事之类的全都写在脸上，或晴或雨，一目了然。你要计较，纯粹是自己找抽，绕过那些偏见，你会发现，与美忠谈话比和许多逻辑严密言语得体的人谈话要有益得多，也直接得多，这是我欣赏美忠，愿意经常与他聊天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就是知识化——与美忠谈话比和许多逻辑严密言语得体的人谈话------
　　　　　　
　　　　　　坦率地说，美忠的文字我并不欣赏，质木少文，再美的宝玉，也要打磨一下，磨得光不溜秋才能引人注意。语言有时候不但要表达思想，还要表达语言自己，机智俏皮的语言是文字的体操，而美忠显然不太注意这些，行文缺少过渡，有一种雄纠纠气昂昂的姿态，仿佛远道归来的疲惫的主人，不经过客厅直接飞入卧房，让人诧异得紧。又仿佛久不住人的花园，芳草连天，很夸张地铺张开来，以至于失了形状。但因为思力，因为那份扑面而来的峻急诚恳，这样的文章里又掩饰不住地暗藏了许多生机，所以，我还是少数的几个读者之一。
　　　　　　
　　　　　　我想，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妨碍了美忠成为一名学者。
　　　　　　
　　　　　　我从来不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读书多是学者的第一要素。 干干是那种真正能够贯彻“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种观点的人，而美忠显然做不到，而这做不到，又断然不是来自于心胸的狭窄，而是来自于他的性情。不是偏狭，是他真的就认为，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缺乏讨论的常识。
　　　　　　
　　　　　　听说美忠也恋爱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假使美忠恋爱的话，一定不像穆旦，而像海子。他的感情也一定如吐鲁番的温度计，起伏得厉害。在对待男女关系上，连我都替美忠鸣不平，觉得助理的天赋，助理周旋于不同女人之间的伎俩应该分一些给他才是，免得吃亏，老是伤着自己。
　　　　　　
　　　　　　许多人以为美忠狂妄，甚至送他一个“北大狂人”的称号，（虽然这称号像是金质奖章）但我以为与其说狂，不如说痴。
　　　　　　
　　　　　　通过以上这么多的文字，我想，人们应该不难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范美忠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人。
　　　　　　
　　　　　　却没有躯体化——那么，那种很容易出现的躯体化去哪里了呢？在我看来，它变成了知识化。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善意的人们在尝试着从医学的角度，而非道德的角度来理解范美忠或范美忠现象——当然，疾病从来都是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些疾病被视为浪漫病；有些疾病被视为伟人病；有些疾病被视为报应------但是医学的角度正是剔除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隐喻。因此，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范美忠这次的行为不是胆子大，而是太疯狂——他的言论的合理部分难以掩盖其疯狂以及紊乱部分——完全可以把他当作一个病人来对待——他的这次反道德的行为（帖子），有人说是无耻，其实是一种症状——但是我们的心理医学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在我看来，用其他心理学知识无法解释一个知识分子的如此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是如何构成的。
　　　　　　
　　　　　　但是，假如我们用心理创伤的“知识化”去理解，就会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实际上起着一个相同的作用，那就是保护本人的自我认同：“我高你低”——我高贵，你低贱；我高尚，你卑劣；我道德，你可恶——而这个你，不一定是具体的个体或个人（个人是不言而喻的），而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时，任何低姿态——比如我很软弱，我从来不是一个英雄，都仅仅是个姿态，并且本质上仍然是个高姿态——不屈、挑衅——有人说是嚣张。就这一点，需要读者们到范美忠的帖子中去细细体会。
　　　　　　
　　　　　　网友老蛋这样写道：“范美忠，这个名字注定也会和地震中出现的所有让人难忘的名字一样，留在历史中，留在国家记忆里”。
　　　　　　
　　　　　　很显然，至少对于部分人来说，这就是成功，或者至少证明了“我高你低”——我成为了历史，而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尘土——有人认为这是炒作，在我看来，这只是证明——不断重复证明（我高你低）中的一个证明。
　　　　　　
　　　　　　但是，范美忠变成范跑跑，毕竟他还是心虚的——这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做了老师，在地震来临时，抛下他的学生，独自逃生——还是发现了“我高你低“这个谎言面临戳破的危险——心理创伤的”知识化”表现在于：其实人无完人，但是“知识化”的人不承认这一点，他要在每一个地方证明“我高你低”。而正常的情况是，假如我发现哪个地方我不如人，比如不够勇敢，那么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做的更好，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知识化”的人不会这样——而是把劣势扭转为优势——以知识为武器。于是，事后他告诉质问的学生和国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再一次证明了“我高你低”——把不勇敢的劣势扭转为热爱自由与公正的优势。它还有一种逻辑——作为“知识化”的表现，那就是，你连自由与公正都不知道追求，还谈什么生命？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完成了他的精神胜利，同时也是知识化。
　　　　　　
　　　　　　他的心灵的创伤被“知识化”化解了——虽然他“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但是，他否认先人后己是种美德——他的心理创伤的“知识化”表现为：“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
　　　　　　
　　　　　　很显然，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为自己开脱，或者说在对自己进行治疗，用的是“知识化”的手段。那么，他为什么要急于证明自己，如此证明自己呢？这不得不从他的经历以及苦难（疾病）本身说起：
　　　　　　
　　　　　　如果从他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踏上社会开始算的话：一开始他就没能迅速地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立足，并作为一种打击——伤害，甚至是迫害——心理创伤，这种伤害使他感到自己受到在社会上很普遍的，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恶劣判断，即：“眼高手低”的迫害；面对这种迫害，其实我们很容易产生“我高你低”的反抗——这很正常，却不一定就会成为“知识化”；不正常的是——“知识化”的表现在于，这种“我高你低”演变成了“我高你们低”，甚至“我高民族低、国家低——中国低”（中国人都像猪一样生活在------），最后发展成为反道德、反社会，甚至反民族、反国家，反人类的疯狂程度（症状）。
　　　　　　
　　　　　　很显然，面对毕业后的种种磨难，范美忠没有躯体化的表现，却表现出了“知识化”。
　　　　　　
　　　　　　我们都知道，人受到心理创伤，有可能产生自虐（自残）心理或者施虐（迫害）心理，其次就是躯体化。实际上还有非躯体化的“知识化”的自虐心理或者施虐心理——后者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即“我高你低”——没有“躯体化”，而是“知识化”：
　　　　　　
　　　　　　凡是有利于证明“我高你低”的，甚至是攻击性的、批判性的文化、知识都会很自然并深深地植入他的知识库和精神中——使他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甚至很深刻的知识分子——他精通反对、反叛之道。同时，对于建构什么，比如成为一个主流的或者相信注定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不朽的历史学家深感绝望。他无法通过其他方法，其他渠道证明，尤其是使自己确信：“我高你低”，却有一种这样的知识体系，以及思维模式——来反复证明。这样的——落魄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当然也更隐蔽——他们用鄙视来证明自己，或替代对自己的鄙视；他们以要求别人的方式来替代要求自己；以约束别人的方式来替代对自己的约束；以要求别人有责任来替代要求自己负责任——以知识的形式，用批评的方式来实现——重要的是，以此来抵御或应对心理创伤。
　　　　　　
　　　　　　我们知道，通常一个人要证明自己，就必须付诸行动——建构，比如写出伟大的、开创性的作品。但是惟有批评家不用，因为他的建构就是摧毁；他们的成功就是批评，成功的——深刻的或者尖刻的批评——我们往往是以批评来炫耀自己的了不起：“我高你低”的——而不是做出什么相同的壮举——我们往往会说：是时代限制了我们成为伟人，而不是天赋；我们往往会用“生不逢时”聊以自慰——始终是批评弗洛伊德的人多，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优越感是存在的，甚至是相同的。而人可以用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当然也可以用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对于精神不正常的人来说，可以演变为心理疾病的“知识化”。
　　　　　　
　　　　　　其实对于范美忠来说，读一读约翰-汉密尔顿的《卡萨诺话瓦是个书痴》应该就能释怀的。正如涂志刚说的那样，“众多读者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心中写作偶像开始崩溃了”。但问题不在于他不会读书，或没有读到自己最最应该读到的书，而是他早已“知识化”了——是“知识化”改变了他的阅读——他读的书必须是保护乃至证明“我高你低”的，而不是放弃。
　　　　　　
　　　　　　最为重要的是：范美忠的人生轨迹——构成了他的的知识体系——通过的是一条自我认证的狭路：为了逃避“眼高手低”这个残酷的现实，他采取了“我高你低”的策略——当这一策略无效，当这样并不足以平息心中的纷乱，心理仍然严重失衡，甚至愤愤不平，以至于流浪了数十年，他没有反思——自己有没有责任？自己有没有问题？而是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我高你低”的知识证据，而非事实证明——比如中国是个专制国家，这样他的无能为力便变得与他本人无关了，而是社会造成的；凡是能够强调专制社会的缺陷的知识都自动进入他的知识体系，并以此获得宽慰，以避免对自己的追问——尤其是逃避责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这一点在范美忠身上表现的尤为显著。
　　　　　　
　　　　　　其实，很多和范美忠相像的人都陷入了抑郁症，并以躯体化，比如神经衰弱来转化内心的焦虑，或者陷入千奇百怪的网络成瘾，但是他没有得抑郁症，而是得了网络成瘾症——他太相信网络了——正如一切网络成瘾者对网络的坚信，到头来多半是靠不住的——最后，一定是网络毁了他。
　　　　　　
　　　　　　那么，除了网络——如今，离开了网络他更加一无所有、无能为力了，是什么在支撑他呢——很显然，就是“我高你低”的思维习惯和知识体系——精神胜利挽救了他。当然，没有最终挽救。
　　　　　　
　　　　　　众所周知，“躯体化”是心理治疗中的常用词——心理疾病能够“躯体化”；我们的有些生理疾病，实际上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只不过，即使是心理治疗本身，对于心理疾病还可以“知识化”同样非常陌生，至少不如“躯体化”那么熟悉。而范美忠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中国式的范本——他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甚至知识结构，都是心理疾病的症状——无耻到极致。
　　　　　　
　　　　　　无耻，并非仅是道德现象，它也是一种症状——很多疾病都具有无耻的特点，比如吸毒者、赌博瘾君子，医学性依赖患者------只不过被我们忽略的是，无耻，不仅可以是行为上的无耻，还可以是知识上、观念上、逻辑上的无耻——有时，便作为心理疾病“知识化”的表现——它的参照物就是心理疾病的“躯体化”。同时，一切瘾君子都可以发展为无耻——那些名利瘾君子，比如不折手段的学术抄袭者或者科学造假者------那些精神上疯狂的人，比如原教旨主义者------
　　　　　　
　　　　　　显而易见地，范美忠作为“范跑跑”，他的行为表现可以被归类为多种心理疾病——有些人认为他是在炒作；有些人认为他真实，而范美忠本人则认为自己软弱而清醒——这种软弱和清醒在更多的人看来是冷漠，甚至冷酷，或者说变态——的确如此：他的表现至少可以用变态或病态来诊断——至少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他的表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人们对此是觉得骄傲还是可耻。
　　　　　　
　　　　　　但是在他身上，心理疾病并没有躯体化，而是知识化了。
　　　　　　
　　　　　　之所以把范美忠称为现象，读者可以去网络上浏览一下：实际上与范美忠相像——精神创伤被知识化，能和他此次表白产生共鸣的人并不少，而且基本上都很典型——以反社会、反道德、反“以理杀人”为主要形式------以妄图成为先驱、导师和领袖为标志——他们要么是职业的教育家，要么是业余的教育家——却从不尝试自我教育。
　　　　　　
　　　　　　尤为典型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单一；对于相反的知识、公允的知识、客观的——他们知识体系之外的知识视而不见；他们轻信而盲从；他们就是自己的对立面；他们所鄙视的恰恰是自己的特征，比如他们鄙视社会（制度）的不道德，却同时追求自己的不道德；他们追求社会的道德，却反对个人道德——对自己没有道德要求，甚至鄙视（个人）道德——却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我高你低。
　　　　　　
　　　　　　不难发现：自认为怀才不遇，或者未能为所欲为，尤其是未能在媒体，最好是主流媒体上畅所欲言；缺乏对自己的生活的合理而有效的把握，以至于生活落魄，感到自己在社会的洪流中无力沉浮；或者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抱负；或者明明是自己“眼高手低”，却把这个事实扭转为“我高你低”，甚至是“我高而人类低下”的人，面对苦难，伤害，很容易形成“知识化”范美忠甚至把十几亿中国人都看成了猪，他这样写道：——这无疑是一种变态，意识变态、价值观变态、信仰变态、知识变态——作为症状；甚至因为社会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运行、发展；自己的信仰被边缘，诸如此类的人——落魄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形成一种知识结构——知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