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攻：政治哲学解读 (评论: 墨攻)

2008-08-29 21:51:32 　　来自: amigojeff
墨攻的评论

　　一个文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显在层面上说了什么，更在于其隐匿的言辞，以及解读出的微言大义。因此，一本通俗的电影甚至漫画，其表面叙事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极可能蕴涵着深层的意义和寓意。固然，这要冒“过度诠释”的危险，但有算计的冒险于我有着如塞壬歌声般的诱惑力，因此，试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一看这部漫画改编的古装电影《墨攻》。
　　
　　梁城的政治格局因为墨家门人革离的到来而面临着重新洗牌，至少老奸巨猾的梁王作如是观，而革离的到来，则缘起于一场迫在眉睫的足以使这个蕞尔小邦倾国倾城的侵略战争。
　　
　　故事的时代设定是战国中期（前370年），正值东方前现代社会从封建向专制的转化期，依赖宗法制的贵族为主体的君主（王、诸侯）、贵族（卿、大夫）和平民（国人）的混合均衡政体逐步瓦解，君主专制的体制得以在华夏诸国确立，带有一定共和色彩的古典诸侯国演变成国君的“家天下”，一人之下，皆为臣民，生死与夺，系于一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里的说法，梁城政体属于那种“变态”的君主制，梁王实乃“僭主”。虽然僭主的原初意义指非正当地攫取统治权者，但后来也指为人民所痛恨的暴君，从电影中，我们仍无从得知梁王是否“非正当地”获得君位，但其擅弄权术阴险奸诈暴虐乃是不争之实。可见，在革离来之前，梁城是一个君主独裁的专制小城邦（这里的城邦并没有古希腊polis的政治含义，而仅指两者大小规模之近似），并没有政治生活所需的公共空间。梁王借助着来历可疑的“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理据，依靠其国家机器，实行着僭主统治，一切的决定均在宫墙之内，朝堂之上做出，他就是立法者，他的意志就是法。梁城这个小小共同体的四千居民，从公子梁适，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均是对梁王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臣民。
　　
　　但正如神意的无常和不测，不期而至的战争打破了梁城的政治格局。战争的暴力似乎将摧毁王的暴政，因为王已向远为强大的赵军送出降书顺表，这是依据丛林法则对更强者的屈服。墨者革离只身翩然而至，墨家执意保护弱势群体，兼爱非攻，他们不仅是充满理想的和平主义者，更是行动的实践哲学的奉行者，又不巧都是多才多艺——身兼机械设计师、军事工程师、地质和水文、天文学家，还是武林高手。革离初露身手，便设计打败赵军，引来梁城军民众声喝彩。机会主义者梁王也顺势暂时躲过了沦为邯郸囚的命运，但他的心中满是阴霾。这不仅因为革离索要全部的兵权，更由于他的政治动员能力。一袭褐袍外表冷峻貌似先知的革离有着革命家般的鼓动力和政治动员力，初来乍到，他就通过描述梁城百姓投降后的悲惨遭遇，激起民心涣散的民众的斗志，将他们对现实暴政的怨恨转移到对“他者”——侵略军的恐惧和仇恨。初战取胜，他的勇敢和谋略又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韦伯所谓的卡利斯玛型的“领袖”。梁王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的僭主统治面临着危机。革离居然还拆了他的宫墙（王权的象征）去修建御敌利器瓮城（为了公共安全利益），并成功地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无疑，按照墨家的防御学说：“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越是迅速杀伤敌人，梁城就越安全，但对梁王来说，就越感到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古代帝王每每将委以悉国之兵，必以心腹为监军，以防不测。梁王亦是笼络了牛将军，以防备并伺机取代革离。
　　
　　理想主义者革离却并无权力欲望，并对杀戮生灵的必要产生了严重怀疑，哪怕是敌对将士的生命。原本如山的信念的基石也开始动摇（他守住了梁城，却守不住信念之城）。他期待着战争一结束就离开。但梁王已经着手铲除“毒害青年的思想”，“墨家学说之优点在于适合战争，于太平盛世，不能令国土昌盛”，这是朝堂上的冠冕堂皇，私底下的手谕却是“那些左右我们发展兴盛的思想，万万不能在梁城蔓延。”看来，对于僭政，思想的“祸害”更甚于赵国的十万大军，如是，也就容易理解五千年里以思想获罪言论甚至腹诽被诛者数不胜数了。引来杀身之祸的也可能只是三尺孺童的歌谣：“革离来，梁城在；革离留，梁城守；革离溜，梁城愁；革离走……” 僭主的噩梦是被另一个更强有力者取代，因此，必以最极端的暴力来清除异己，以使梦魇不致成为现实。虽然革离逃过一劫，但他的拥护者同情者却悉数被残酷清洗，党同伐异残酷斗争的历史看来由来已久。当然，梁王罗织的罪名也是以王权正当性和稳定和主权压倒一切的名义：“有人借口以协助梁城解围，从而夺取百姓信任，图谋夺权，这不就等同侵略吗？”权力的坚守，却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当最终革离为了梁城百姓的生命，再次施救，逐退赵兵后，选择了带着孩子们悄然离去。从阶下囚一跃而为胜利者的梁王，却欺世盗名地接受着臣民的山呼万岁，一举两得地剪除了外患（赵军）和内忧（革离和支持者），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被民众推翻车裂的下场。
　　
　　围城的政治学——战争、动员、怨恨、服从、僭政、革命与反动、广场与朝堂、城墙与宫墙、兼爱与私欲、幸福生活与屈辱苟且。张之亮讲的故事，不只是通俗的围城中的生死爱欲和救世英雄，更是一个寓言，古老的政治隐喻，在五千年岁月里往复循环，永劫轮回。
　　
　　从电影说开去，关于战争与政制。一般而言，民主政体所要求的气质与勇敢和血气、决断这些品质甚远，但战争的威胁和过程却极大抬升了这些品性，也为英雄成为僭主提供了可能，例子可见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由此，梁王对革离的惧怕，也并非全无来由或纯然缘起于阴暗的嫉妒。说到墨家，历史上，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和平主义者，也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承认现实的政治秩序，除了说教，更要用强力，来达致对行政的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是电影没有反映的历史真实。
　　
　　当然，还想到了教育。古典哲人尤重教育对公民和政治的重要，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借雅典陌生人之口所做的教诲。电影里，革离对敬佩并帮助他逃离死地的公子适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的和平，不能光靠帮助别人守城的人，还须要有更多懂得和平的君主”。如果说柏拉图的心仪的哲人王可望不可求的话，那么对君主的教育是远为现实和可行的（所以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好为帝王师的）。古典政治哲人认为，美德的教育将有助于政治的民族的形成，而在民族的前政治时代，对君主的教育亦是达致“善治”的可能途径，也许是不多的选择之一。革离的言传尤其身教，可谓苦心孤诣，可惜公子适早早地死于非命，这也预示着神意的难测及善治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