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历史之用

2008-08-21 19:29:57 　　来自: malingcat
印刷书的诞生的评论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三时段理论”，可以这样简单概括：长时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性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结构，包括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中时段是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所谓“循环”或“情势”；短时段是指突发性事件，比如政治、军事或人物的活动。这其中，长时段决定中时段，中时段决定短时段。由是，原本传统史学所重点描述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无非是“闪光的微尘”，风物长宜放眼量，心态史、文化史、思想史、生活史，研究那些在“下面”、在“深层”的东西，方是史学的前途。
　　在这种崭新的史学观念启发下，“自上而下”的帝王将相退场，“自下而上”的庶民生活登台，“社会文化史”很快就如火如荼。所谓“文化”，本来有三重意思：1、作为艺术和智力活动的文化；2、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3、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在这三个领域的叠合处，不难发现有个“集大成者”呼之欲出，这就是“最有文化”的“书籍”。 在这里，书籍的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印刷品，包括图书、报纸、政治小册子、广告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字。书籍是艺术和智力活动的凝聚物；阅读是近现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书籍特别是经典书籍所承载的思想与传统经常被视为文化本身——正是因此，书籍史成为法国年鉴学派辟路前莽、后来者摩肩接踵的一块“热土”。
　　罗杰•查蒂埃尔（Roger Chartier）提出，书籍史要将三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那就是文本生产的历史（写作史）、书籍史（作为物的历史）、阅读行为和读者的历史。不妨沿用传播史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写作史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书籍史是以媒介为中心的，阅读史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如果追踪整个生产-传播-接受的路径，不难揭示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和精神现象。就这样，书籍史陈仓暗度，从文化史起步，而向思想史落脚。
　　在这个书籍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混合领域，最著名的两个成果是关于近代两场大革命的思想起源的研究，简单概括就是“书籍是否引发了大革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教授用多年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出版物，扭转了原来“启蒙经典”的神话，通过对《百科全书》和“地下文学”（underground literature）的出版发行史的研究，他指出《百科全书》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倒是大量的地下流传的色情小说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社会心态（mentality）。 随后，在大革命的前两年里，大约350种报纸在巴黎骤然出现，把上流社会的报刊挤出了市场，而为了印制这些报刊还有大量的各种小册子，冒出来约200家印刷工场。在这场“印刷业的暴动”中，从新闻界诞生了未来最有权威的政治家们——米拉波、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埃贝尔。与这一研究遥相呼应的，是美国学者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对美国革命起源的研究，他通过对哈佛图书馆收藏的美国革命前夕大量出版物的研究、辅以作者们的日记、书信和其他私人文献，展示出革命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观念。进而得出结论说：美国革命不是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的斗争，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意识的斗争。贝林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历史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换言之，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不仅在思想上其来有自，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演化为思想意识，支配集体性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本《印刷书的诞生》出版于1958年，作者有两位，一是年鉴学派重镇费夫贺（一译费弗尔），二是印刷史专家马尔坦。全书充分显示年鉴学派的功力，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野宽广，深入浅出。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目前已经是书籍史领域的经典之作，与Elizabeth Eisenstein的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同享西方早期书籍史的“双璧”之誉。一切爱书者，不可不读。
　　唯一的遗憾是，虽然有黑白插图，还是少了些，做成那种精装多彩图的大书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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