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袁鹰《风云侧记》

2008-07-28 11:21:27 　　来自: 煜然 (醉唱天涯恁戆大)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评论   

　　　　前一段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才知道原来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并非一贯正确，因为它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党报，原先是属于民盟（之后是多家民主党派）。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常常提起，《青年报》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如今步履维艰实在让人感慨。然而，曾经更为辉煌的《光明》和《文汇》分别沦为没人要看的全国三大报和上海三大报及今日之现状，岂不更让人唏嘘？
　　　　读袁鹰先生的《风云侧记》则是另一回事情，他先供职于《解放日报》，之后又迁徙至首都的《人民日报》，岂不是远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更有自得之资本？
　　
　　　　袁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记得以前的教科书里有过他的文章，因为篇序邻近一度和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混淆起来，但他究竟写了什么，最终还是想不起来了。
　　　　作为2006年的八大禁书之一，读完《风云侧记》，相比其他一些书，我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似乎要多不少。不能说这本书没有价值，但是读后心中的郁郁似乎比满足感反更多一些。
　　　　作者以所谓侧记的形式，回忆记录了《人民日报》的诸多往事，客观来说，不少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有其创建和胆识的，考虑到其党报的性质，也应承认其殊为不易，然而对比真正的学界大师，其相去恐怕仍不止十里八里。
　　　　每读到郁郁处，不由感慨，在《人民日报》浸淫多年，之后又攀上领导之岗位，作者的文笔退化之严重，实在令人扼腕——由是则《人民日报》今天可读性之匮乏，便也顺理成章了。
　　
　　　　在读写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的一文时，我实在忍不住在边白处写下：作者啊，在《人民日报》呆了几十年，文笔无锐气、无血肉，只有陈述、下判断、做结论、谈党性，让我读得好生郁闷啊！
　　　　写人，什么样的是好的文字，我相信我是知道一点的，比如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每一个人可都是有血有肉的啊，但袁鹰的笔下人物形象实在干瘪，赞美一个人只是用社论，除了讲几件不得不写的事情，其他的就只有一些空话和套话了，真可谓千人一面，丝毫读不出个性。结尾处，他说：“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然而我却不由要问：作者啊，你所写的究竟又是写什么呢？
　　　　究竟是有些话无法吐露，还是文字能力已经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无从得知，只能兀自心生一种悲凉。做宣传的工作，竟至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吗？
　　
　　　　作者所写的，还有一处让我沉思。在讲“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上，作者提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突然给我来了灵感。
　　　　多少年来，我们的主流宣传一直说领袖是被人利用了，一切责任当属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但看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这个说法，终究是可以让人豁然开朗的嘛：
　　　　假设林、江都是想夺权篡位的，那么彼此在根本利益上肯定是冲突的，应该互相斗争才对嘛，何来这“委托”一说？
　　　　作者又说林、江的“文艺黑线专政”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既然如此，之前所谓“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又如何说通呢？
　　　　还有《“假如鲁迅还活着”》里所说的那样，领袖自己在“反右”前多年就说了，鲁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所以要说投鲁迅入监狱，还能是林、江想出来的？
　　　　既然如此，谁利用谁，看来还是根本没有探讨清楚的问题嘛。
　　
　　　　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既然轻率地给了结论，真正的反思便无从谈起。问题既然不会如此消亡，便会再一次以另一种形式爆发或者暗涌。
　　　　若干年后，被前一代领袖整得“三起三落”的第二代领袖，仍然要给章伯钧等人留下“右派”的尾巴，以证明“右派”是有的，错只错在“扩大化”上。岂不令人感慨？
　　　　另一个例子，就是民间口碑不错的胡乔木，也不是跑到作家吴祖光的家里，奉劝他“退党”嘛。
　　　　这就像《如焉》里所写的那样，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恩怨是必须撇开的，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同是一片土壤里长处，只是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但根还是连在一起的嘛。不管个人与个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过节，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挖了自己的祖坟啊。
　　
　　　　当然，责任不简单的在上层，另外1/2则“得益于”形形色色的人，还有这片文化产生的土壤。
　　　　作者在这方面写的，倒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反右”的“丁酉之难”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整自己的对头、负责《文艺报》的冯雪峰和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胡风可是跳出来言辞激烈的一个，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事，这不能不说和之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再比如“三家村”里，邓拓是颇被作者赞赏的一个，但我肯定地记得，《人有病天知否》里写过，身居高位的吴晗之前也是整过沈从文的嘛——因为吴晗也追求过沈先生家的“三三”嘛。
　　　　比如刘白羽，“拨乱反正”了，他也出来做顾问，批判胡风的时候，他可也是“讲得多”的一个呢。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文人也是人嘛，何况还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文坛，从来就不是净土嘛，想必现在和以后，也不会是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说作者。《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他可就是第一个执笔操刀的人。
　　　　是的，他一直在说，自己头脑不冷静，盲从领袖，当时可能整个华夏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可这是否能构成一个十足的理由呢？作者啊，你自己可曾觉得你也是罪人和帮凶呢？
　　　　我最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真正的自我。我认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莫道独自叩问心灵时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非也，这只是一部分，这一块加上你所有的社会角色之总和，才应该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个全集的概念。
　　　　很显然，你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是违心的，但无论如何还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那个狭义的“自我”，最后逐渐就同一了，既然如此，广义上的诠释才是最到位的嘛。
　　　　因为秉承这个观念，我始终认为，不能因为时代原因，就简单地为自己脱罪。在这方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作者做过真诚的道歉和忏悔，而是一味为自己开脱。是开不了这个口，还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不得而知。
　　
　　　　作者提到过，在党没有正式出台文件之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文章，算是为这些被文字狱折磨的人平反了。作者觉得很是欢欣鼓舞，以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历史，她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啊。在真正的历史面前，《人民日报》终将是无足轻重和速朽的。
　　
　　　　说到这里，不由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越来越多地要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我为我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前述的标准而骄傲，同时也为自己越来越失去原本所恪守的东西而羞愧。
　　　　《人民日报》抑或宣传部这样的地方，我不够格，但更是不能适应、不能生存的。即便是现在的单位，我也自感渐渐不支。我想，不久之后，应该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