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真理

2008-07-24 14:39:23 　　来自: tillich (谁有朝须点燃闪电，就须长期是云)
论自由的评论   

　　自由无疑是人类所追求的最为美好的事物之一，言论自由作为实现思想自由的重要手段，一直受到自由思想家的推崇。然而，自古以来，言论自由的价值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质疑，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言论自由不利于人们获悉真理，一方面，言论自由常常把各种不实的信息或错误的认识抛向公共舆论空间，让大量信息垃圾和错误的见解充斥着人类的头脑，妨碍了人们接触真理；另一方面，即使言论自由有时确实向公众揭示了事实真相，但让公众理解或知悉事实真相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里，真理是不可能拥有它的发言权的。于是，这种流行的说法不但否认了言论自由让公众知晓真理的可能性，而且从根本上就否认公众知晓所有事实真相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他们而言，真理不仅仅包括事实真相，而且还包括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整体利益而编造的“高贵的谎言”。
　　这种理论自然有着功利主义的理论渊源，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倡导的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原则，初看起来，当然蕴涵着如下的推论：当一个真相如果仅仅涉及一个社会少数人的利益和公正，而将这个真相公布于众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时，那么，就应当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维护社会整体的大局。然而，颇可玩味的是，同样是功利主义者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却对这个看似相当符合“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压制自由的论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在穆勒看来，上述压制言论自由论证的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真理本身。什么是真理？真理是那种已经确定下来，免于任何检验，永久地成真、有效的观念或原理吗？还是说，真理是那种其持有者在社会上的力量具有绝对的优势，在文化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的权威主张呢？亦或是说，真理根本上就是谎言，是一个人或一个社群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托词？对于上述观点，穆勒颇不以为然。穆勒不否认真理的存在，但是他创造性地发现，真理并不是一种可以与所谓的“谬误”脱离的事物。
　　传统观念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与谬误没有任何关系，认知的目的是排除人类观念中的谬误，追求真理。庸常的思想往往从这种真理观相当“合理”地做出如下推论：等谬误完全从人类的头脑中排除出去，求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美丽新世界”也就实现了。这时人们也就能够坐享“真理”带给我们的智识上和物质上的果实，而不用费心劳神地去关注“真理”了。而任何对普遍接受的“真理”提出的反对或异议，都是对“美丽新世界”中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恶毒挑战，因此需要采取各种有效彻底的手段予以压制和封杀。
　　对此，穆勒完全不能苟同。穆勒认为，真理并非是简单和孤立的主张和结论，或者一组不容质疑、不容修改、不同反驳的原则和公理，恰恰相反，真理是在与谬误的对比，在与不同观念的交锋中，在不断地精致自身立场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自身的。穆勒指出，那些动辄奢谈“真理”的哲学家和政客，从根本上遗忘了一个显明的事实：人类是在“追求真理的途中”，今天的真理，到明天难免有经受修改，乃至从根本上被推翻的可能性。甚至20世纪著名逻辑哲学家蒯因也承认，“逻辑并不比量子力学更不容修改”，在知识中具有绝对确定性的逻辑也在新科学革命中面临着修改的可能，更何况人类的其他知识主张呢？人们在日常言谈中述及的真理，其实只是一种个人的、文化的、民族的以及其他共同体中通信的信念和习俗而已，对于这种信念和习俗，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每个都难免存在着理论盲点，都会有着各自的缺陷和问题，这对于边缘和异端的观点是这样，对于中心和主流的文化同样如此。它们都有进一步修改和发展的余地。
　　由此，穆勒就抨击了主流社会压制异端和封杀异议的愚蠢：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或主流所持有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进步和修正的余地，异端或少数人的观点，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错误的，或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通过与异端的交锋和对话，将有助于主流或大多数人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自己的观点，从而保持主流文化的自我超越的生命力。即使异端或少数人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毫无任何正确性可言，但主流的观点通过与这些确实是错误的言论的对话和论辩，则进一步明确自己所持有的思想立场的理性依据。而理解真理，不是简单地接受或背诵这个真理的结论和原理，而是要同时掌握支持这个理论的合理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真理不会成为教条，不会让人僵死地和无差别地应用于千百万化的实践中，从而在现实中招致重大的失败。进而，在与对立观点的辩护的过程中，同样得到提高的是各个阶层的大众的开放对话、理性甄别信息和独立判断的公民素养，而这种公民素养的提升，更有助于社会的平稳与和谐，社会的公民在出现分歧时，会用理性的方法说服对方，而不是用暴力的手段压服对手。而如果不分原则的棒杀异见，主流的观点非但不会向真理逼近，反而会因为缺乏对手，缺少对原则和基本结论的合理性的反思和论证，蜕变成为不可救药的教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真理真正的敌人不是谬误，而是教条。
　　穆勒上述言论固然反驳了“言论自由将不利于真理”的庸常见解，但是，对于许多政府和社会而言，反对言论自由的还在于第二个杀手锏：将真相公布于众将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毕竟，公众的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无法对事实真相形成正确的理解。而一旦公众得悉某些事实真相，可能会因此而损害政府和国家在民众中的形象，破坏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仰，并对国家的安定构成威胁。这种观点貌似有理，而且似乎很符合功利主义的味道，但是，在穆勒这个地道的功利主义者看来，这种论证是完全不着边际的。政府将遮蔽真相的做法归结为民众素质的低下，认为国民中因为存在太多缺乏基本理性能力的人，因此向公众披露真相，就难免导致社会的动荡。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什么叫做公民无法对事实真相做出理性的回应？什么样的公民才有充分理性来知悉真相？评价一个公民是否有充分理性，这个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更为尖锐地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多数公民确实缺乏政治理性对话的能力，那么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教育、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中，为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对话和开放交流的能力，做出了多少努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宗教教条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所掌控着，如果一个国家贫穷地区的教育经费可以为了地方官僚的利益而随意挪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弱势群体受教育的资格因为高昂的学费而大大遭受压制，如果一个国家只保障那些心灵自我封闭，只知道自说自话的伪学术精英和伪文化精英一边倒的话语权，那么，民众缺乏理性对话能力的责任到底在哪一方？穆勒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民众素质低下的说法，纯粹只是某些政府掩盖真相，以便于自身贪污腐化和集权专政的借口而已。
　　穆勒相信，对于一个开明的政府而言，重要的不是告诉社会的公民应该如何去行事，而是培养公民理性独立的判断能力，从而独立依靠自己的智慧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一方面既捍卫了人性的自由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带来了真正的稳定。穆勒深刻地认识到，不给公民充分自由的政府和社会，非但不能长久维持稳定，反而会为自己招来致命性的毁灭创造条件，在那样的国家里，“一般公众既习惯于指望国家代替他们代办一切，或者至少习惯于若不问准国家让做什么以至怎样做法便什么为他们自己的事也不去做，他们自然就要认定凡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一概应由国家负责，而一到灾祸超过他们忍耐限度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反对政府而形成所谓的革命；于是另外一个某人，不论有没有从国家和民族取得合法的权威，跃上统治者的席位，又对那个官僚机构发布他的命令，而一切事态仍然与以前无异”。
　　于是，一种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国家对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控制越甚，公民就越缺少理性和开明的政治对话能力，就越缺少宽容和反思的创造性人格，而公民越缺少这方面的素质，一旦遇到经济危机或自然危机，就越容易迁怒于政府，越容易被少数政治野心家所操纵，而革命越是容易爆发，革命成功后的政治野心家就越是倾向于吸收前车之鉴，剥夺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于是，新的一论不满和暴动就又开始悄然酝酿了，直到新危机的出现，打破了大多数人的沉默，一切以鲜血掩埋罪恶为终结，而罪恶在鲜血的掩盖下继续悄悄的复制自身，为着下一轮的破土而出悄悄地继续着力量。在表面的政治沉浮和社会动荡之下，存在着一个超稳定的“恶性循环”。
　　因此，穆勒主张，政府为了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而编制的“高贵的谎言”本身，恰恰是一个非常低俗和卑劣的谎言，这只不过是政府为了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驾驭的工具而做出的许多并不那么让人信服的修辞之一而已。当然，这种做法是短视的，这种为了让国家机器较易使用而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这个机器一无所用。诚然，国家和政府要获得公民的尊重和信仰，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然而，公民对国家的信仰首先不是靠谎言，其次不是靠不信任、相互猜度和相互提防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国家只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却断然拒绝尊重和相信公民的独立理性能力，不关注培养民众理性和有效地反思真理，鉴别真相的素质，这难道真会长远地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吗？
　　穆勒的功利主义绝没有短视到为了一时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忽视真理，忽略真相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地步，对穆勒来说，只有社会公民的理性能力和人生智慧得到普遍提高，社会的持久进步，民族的健康繁荣，人类的真正自由才是可能的，而保证大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文化不丧失其活力，真理不蜕变为教条的根本前提。如果说，真理代表着光明，谬误代表着黑暗，那么追求真理的认知者也就如一个自觉地将自身深深地投入深渊的黑暗之中，以便在白天看到星星的人一样，在谬误中不断领会和揭示着属于人类这个有限者的真理。而当一切谬误都被“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真理”的强光扫除地一干二净时，那么这个“真理”的强光无论是对于求知者，还是对于人类整体文化而言，都将如原子弹爆炸时所释放的强光一样，是绝对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