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纪

2008-07-16 23:53:25 　　来自: 悦 (忙忙碌碌又一年。)
黄河边的中国的评论   

　　 作者写作态度很扎实，资料和分析较为详细珍贵，很多分析于我是个启蒙。为此，摘录作为读书笔记。
　　
　　 关于 “条块关系”
　　
　　 我对四位县官员说，条块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条强块弱，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收权。中央政权通过各条条直接干预地方事务，达到政令全国统一的目的;相反，块强条弱，则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放权，许多关涉到地方的事务，直接由地方政府管辖。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块强条弱，让地方党政有更多地依据本地区特殊情况处理事务的权力。若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好处有两个:一是全国的政令统一，二是中央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办若干大事。坏处也有两个:一是地方缺乏活力，甚至俨然无有生气，二是地方将统一政令推到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的辖区，不是削足适履，便是搞形式主义应付。所以，必须条块结合，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至于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生扯皮现象，或许是中央与地方或说条与块的责权利没有划分清楚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关。第二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上下级之间，权力也没有划分清楚。中国太大，地方政府就分成省、市(地)、县、乡四级，若加上村委，实有五级，行政管理的层级实在太多了。80年代中，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中心任务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但放到地方的权，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如何分配，也没有明确的、有法律依据的规定。这样，凡能带来利益的权力，有可能被地方政府中的上级政府所截留自用。权利归于上，责任推于下。到了乡、村这两级，则只有义务、责任而几无权利了。在乡镇一级，许多部门(条)，如公安、银行、税收、工商、电力等，只是县同类部门的直属机构，乡镇政府是管不着它们的。在某些县，甚至将一切有油水可图的部门都从乡镇政府内划出收归上面管理。留给乡镇政府的，都是要乡镇这一“块”养活的部门。第三是条块结构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民众的关系问题。无论中央与地方、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块与条的权力怎么划分，本质.L依然是官治而非民治。中央将某些权力下放到地方，只是扩大了地方官吏的权力。这种分散到地方、分散到各部门的权力若缺乏有效的监督，便有可能形成大大小小的“专制特权”。正是这种“专制特
　　权”，成为地方某些党政官吏腐败的根源。面对日益猖撅的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有人主张中央收权，有人主张把权直接放到民众中去，实行民治。前者将重蹈“收死放乱”的覆辙，后者将而临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问题上去;做官的是否会放弃他们的特权?民众，尤其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广大农民，能否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摘引自Page661-662
　　
　　
　　
　　 关于“信阳事件”“大跃进饥荒”
　　 于是引出信阳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1958年冬到1959年春夏之际，发生了大饥荒。在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我村原有130余人，饿得仅剩的余人。当时，各种能填肚子的野草、树叶与树皮，都被采绝挖尽。随后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我村有一农户，男的已经饿死，尚有一妻二子，当时长子五六岁，次子二三岁，饿倒在床上起不来。母亲到外寻找野草，一无所获。见地里有一饿死的小孩，便捡回来煮了。后见其次子将饿死，遂将他杀了，煮在锅里。这时孩子的外祖父前来探视，其母恰外出。外祖父问小女孩:‘弟弟在哪里?’女孩以手指锅，说在锅里。外祖父闻言大惊，即将外孙女背回家。其母不久也就饿死了。类似的
　　惨剧，当时传说的还有不少。
　　 “1958年，S县夏粮收成不错，秋粮因大量农村男女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锅铁而减产。关键的问题在于，秋粮差不多全被地方政府征购了。当时信阳地区大刮浮夸风，各公社各大队干部竞相虚报产量，明明亩产只有二三百斤，但上报一千斤，甚至数千斤。上面按虚报的亩产征购余粮，就是把全部粮食拿去都完不成征购任务:大约在1邺8年九十月间开始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各家的铁锅都拿去炼铁炼锅了。虽说公共食堂在我们S只维持了一两个月就没米下锅了，但大队干部还私藏一部分粮食。大队干部自天不能吃，晚上借开会名义、值班名义偷着吃，有时也请小队长去吃一点，吃完了也拿一点粮食回家，给老婆孩子吃。故在大饥荒的年代，大队干部及其家属饿死的情况极少。我岳父是大队粮仓管理员，大舅子是大队长，故而他全家六人，没有一个饿死的。我父亲当时任生产队长，也能从大队得到一点粮食，全家四人，没有饿死。我叔父是一般村民，起先还能到我家取些米糠去吃，到后来我们自己吃都不够了。当时叔父已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
　　 “据当时的育龄妇女讲，从1958年末到1959年末，整整一年没有来月经，夫妇间也没有性生活，人都饿成那个样子，哪有情力与兴趣干这码子事呢?!
　　 “在1959年春夏之际，能找到野草与糠充饥也属大幸。糠的吃法是;先炒，再用石礁捣碎。经细箩筛过，放点盐和水拌，做讲。吃这种饼，自然是梗喉难咽，更难排泄。只能用调羹柄一点一点地从肛门挖出来。男女老幼，皆趴着挖，哪里还顾得上羞址。有排泄不出的，被憋死。
　　 “信阳地区在1958年、1959年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持续半年之久的特大饥荒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到1959年夏收前，中央才发现信阳问题，派工作组前来信阳调查饥荒情况，追查责任，并发了一些救济粮，大规模的饿毙状况有所缓解，但饥荒并未解除。因19} $年的冬小麦播种得很少，一是没有种子，二是饿得种不动地了。三是有些麦苗被人拔掉吃了。故1959年收上的夏粮与政府有限救济粮，无法解决大问题。直到1959年秋熟，大量红薯上来了，饥荒状况方始得到缓解。
　　 “人民公社，大跃进初期，农民群众不仅受到饥荒之苦，更受公社、大队干部之苦。当时盛行高指标，盛行浮夸风，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县委压公社，公社压大队。高指标是逐级加码且层层加压，到了大队干部这一级，便逼着农民干这干那，稍有违怠，便受处罚。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有名副支书，名王凯廷，绰号‘王呆子’，给村民‘懒汉牌’。他发明出来处罚农民的名堂多得很:拉住村民的头发往墙上撞，名日‘拔围罐’;一批打丰围着一个‘懒汉’推来撞去.名曰‘炒黄}.:把‘懒汉’吊起来，叫做‘鸭子浮水’，如此等等。我们大队被这个‘王呆子’整死的‘懒汉’，就有20余人。我邻近大队的大队长，绰号‘闻呆子’，也整死一二十名‘懒汉’。1货刃年，刘少奇到信阳来搞‘搬石头’运动，意思将盘踞各大队的小暴君撤职惩办。但‘搬石头’运动搞了一阵后，信阳地区传出一句民谣:‘石头，石头，你别伯;原来干啥，还干啥。’这说明搬石头运动虎头蛇尾，根本没有达到预期
　　效果。不过，平心而论，没有当时的浮夸风，没有异想天开的高指标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绝大多数大队干部是不会变成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小暴君的。出了问题，只整他们，他们也有怨气。不过，老百姓倒挺满意的。我大队的王呆子被降级使用，从大队副支书降为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分田单干，1992年患舌癌死了。晚年穷愁潦倒，死得很惨，村民们都说，这是报应，罪有应得。”
　　摘引自Page667-669
　　
　　
　　
　　 三、关于村民的“自治”还是“被治”。
　　 秘书说:“村委在名义上是自治的，但在实际.上是被治的。谁要求在乡政府以下建立村委?是村民群众吗?不是。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最好是上面少管他们的事，越少越好。我们在乡政府之下设立村委，是要求村委贯彻落实乡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计划生育与征粮派款。对于农民来说，孩子最好多生几个，粮款最好少缴纳一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孩子只能生一胎，钱粮最好多出一点。所以，不是村民群众要求设立村委替他们办事，而是政府设立村委贯彻自己的行政意图。故组建村委，选择村支书与村长时，总要求选拔那些听话且能替自己办事的。即使举行村民民主选举，那也只是一种形式。再说，即使真的让村民民主选举，他们选出的人未必肯干，因为这份差使劳而少酬，且得罪人。”
　　
　　 摘自Page746
　　
　　
　　
　　
　　有意思的四项基本原则，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1.四条“基本”准则:
　　 “工资基本不动，生活基本靠供。住房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
　　 (据他们说，对于乡、县执有实权的官员来说，前三句基本属实，并非夸张。第四句有两种解释:一是讥刺某些党政官员在外养情妇。此类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是极少数。二是县乡主要官员因回避制而常与老婆分居。)
　　
　　摘自Page758
　　
　　
　　
　　
　　关于地方政府
　　在我看来，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或说以农业，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是一个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集权性质的。倘使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制的政体。
　　
　　摘自Page768
　　
　　
　　
　　不过，作者对他所说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问题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幼稚
　　
　　"可以这样断言: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这种新的结合方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将是中国农村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需要辅之以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单单建立契约组织就可以拯救中国农民，不管怎么看，都显得过于天真。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作者踏踏实实的调研之作，基本反映了90年代的现实，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取消税费之后的中国农村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呢？需要更多人去思考去行动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