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乐观的只有一句话

2008-07-15 20:33:26 　　来自: spencer
历史的拐点的评论   

　　我之所以有兴趣读这本书，是因为它难看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历史菜鸟，我怀着对这个问题答案的好奇读完此书，却发现这只是一本把中国历史上13次改革描述一遍的书，当中固然有不同以往（客气了，其实就是不同于洗脑版教科书）的史观，但对于中国人是否拙于制度创新，是否只能屈服于暴力革命的这个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偏偏我却觉得，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日渐凸显，但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显得寸步维艰，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于是我把书中记述的13次改革的结果做了一下统计，如下：
　　
　　 * 子产改革成功，子产得善终
　　 * 商鞅改革成功，秦强，商鞅其人被车裂，改革却措施大多保留
　　 *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但后被判乱杀死，赵国人亡政息
　　 * 西汉王莽的改革失败，其人被杀
　　 * 北魏皇帝元宏迁都并向汉人学习，改革成功，元宏盛年病死
　　 * 唐代刘晏、杨炎经济改革成功，但两人均屈死
　　 * 唐代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
　　 * 北宋范仲淹整顿吏治的“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官
　　 * 王安石变法失败，其人隐退后病逝
　　 * 明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在其为首辅的十年间成功，其病逝后改革废止，最终失败
　　 * 洋务运动成功，达到了发展工业等目的，但甲午海战依然惨败，洋务派领袖在近年来才得到公正评价
　　 * 倡导君主立宪的百日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外逃，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
　　 * 清末立宪失败，皇族内阁引发不满，被武昌起义枪声打断，清亡，摄政王载沣1951年病逝
　　
　　纵观这13次改革，说得上成功的只有6次，这6次除了洋务运动以外，全部发生在唐朝中期之前，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在工业、铁路、电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不至于因为甲午海战的惨败而被定位成完全失败的话，自唐中期之后，中国会连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没有过，却至少改朝换代成功了5次。
　　
　　看着这个统计，我想起了《明朝那些事》中，当年明月有句话：“造反是一件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而在中国，制度创新好像是一件“高风险、高投入、回报率又很不稳定的工作”。两者相比，孰优孰劣自然清楚，怪不得那么多能人都选择造反呢！
　　
　　再细看这些改革，会发现经济改革还稍好推行，而一旦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部分，往往各种势力就会纷纷跳出来阻挠迫害。比如被宦官和藩镇打击报复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和因为触动官员显贵利益而被诬蔑的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大获全胜。就是张居正这个一代名相的“万历新政”，身前是一代强人的呕心沥血，身后却是皇帝的背叛，最终让他的改革功亏一篑，原因看上去是他不会做人，太过强势，其实却是因为他为了振兴国是，连皇帝要钱都敢说“不”，得罪了最大的特权者。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推行经济改革，效果明显，这正如“洋务运动”，大体是由“体制内”的一部分人带头来发起的，目的是发展工业和技术，是“富国”。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110年前的1898年，经济领域的改革终于触到了政治体制的短板，中国最聪颖最有远见的一些人，发现我们的国家这个木桶，最短的那块板正是帝国的存在本身。于是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再到被慈禧镇压，上演了一出为期103天的轰轰烈烈的大戏，奏响了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序章。在30年前的北京西单，有一个电工贴出了大字报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他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最终受到政治不民主的限制。在2008年的今天，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巨大弊病，从股票市场的监管问题到腐败的愈惩愈勇，从财富分配的不均到对个人权利的漠视，甚至在过去30年中一直高飞在天的经济巨龙，如今也在官本位的重重枷锁下面临着一朝坠地的危险。
　　
　　没错，总是有迹象在告诉中国人：政治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了。可正如历朝历代一样，我们总是寻找着各种理由，回答着：“再等等，再等等！”然后偏安于曾经的辉煌，等待着木桶里的水最终溢出，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是生灵涂炭和战乱频乃，最终能收拾起这个大国的，依然只能是强权人物，他所建立的依然只能是专制和独裁，历史又一次轮回……清末的顽固派推迟立宪的理由是 “民智未开”，今天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今天中国的民智开没开我不知道，但从这本书里我却确切地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最大敌人永远是特权阶级，而今天中国的特权阶级，其力量恐不逊于历代。
　　
　　所以我说，这本书值得乐观的只有一句话，是引用史学家余英时所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而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这就是余英时提出的‘转石效应’”
　　
　　30年前，一个小个子把石头推下了山，却总是怕它滚得太快；石头滚呀滚呀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我只希望，这次，它能真正滚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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