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西方人对转型经济的研究

2008-07-11 15:31:13 　　来自: 未名校书匠
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的评论   

　　 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自20世纪末以来，这个阵营断裂、分化，各成员国步入了各不相同的发展轨道：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十个中欧和东欧国家成功加入欧盟，俄罗斯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向市场经济……这些重大经济现象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或动力，并试图总结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适用的经验教训。
　　 在这些努力中，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思文（Johan Swinnen）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合著了一本英文名叫From Marx and Mao to the Market：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Transition的书，书中给出的农业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非常具有特色。
　　 两位教授首先就评价改革成果的新标准达成了一致。他们抛弃了多数学者用农业产量的变化来评价“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成败得失的方法，而选择以劳动生产率作为度量改革成果的指标。其次，他们从改革前的初始条件开始，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在不同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给出了详实而可靠的证据。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们还分别针对改革中的基层生产者、农业组织以及政府等主体的行为展开了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整个分析框架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通畅！
　　
　　 本书的视野是全球性的！
　　 本书研究对象的覆盖面超过了25个转型国家，涉及3亿多公顷的土地（这无疑是地球表面的一个巨大份额）和超过15亿的人口，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现在（或曾经）处于可怕的贫困状态的人。
　　 一方面，本书分析论证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批改革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使得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在某些地方还使得农业产出实现了惊人的增长。另一方面，本书的研究同样记录和分析了戏剧性地出现失败的改革政策，这些失败的政策引起了饥饿，甚至使得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贫困的地区也出现了贫困。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措施很容易就会对关系到数百万人生活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本书适用对象是全球性的！
　　 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它首先适合于政策制定者去阅读，理由很简单：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任何一项改革的执行，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如果不将这一问题搞清楚，则必定不会有一项英明的政策或改革方略的诞生，甚至，还会产生如作者所说的“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措施很容易就会对关系到数百万人生活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的恶果。也正如作者总结中国农业改革成功的经验时所阐述的那样，领导者对改革自上而下的认可和基层生产者对改革自下而上的支持，这两者对于改革的成功必不可少，俄罗斯农业改革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相信，等您认真仔细地阅读完这本专著后，对于作者的结论一定不会表示反对。
　　 本书还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因为它不但针对众多经济学者过关注的经济现象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精辟理解，而且还会让您领略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精妙之处，我们相信，特别是当您阅读完作者们对于中国农业改革的精辟分析之后，一定会深有感触。
　　 本书的成书过程也是全球性的！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可以预见到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研究我国或者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政策实施中的人心背向、社会影响时有多么困难。但是，书中翔实的数据、合理的分析，却让我们忍不住频频点头，从头到尾都能让我们感叹作者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事实上，本书的观点是基于十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成书过程值得我们中国的治学者学习。
　　
　　 本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位作者在纽约伊萨卡（Ithaca）小镇读研究生的岁月。当罗思高（Scott）的办公室堆满了数以千计的来自中国的调研表格，并有持续不断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进进出出的时候，德国的柏林墙正在倒下，而约翰（Johan）仍然在兴致勃勃地研究贸易和农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两人经常相互交换关于柏林墙的笑话和故事，这是他们俩主要的交流内容。因为约翰对汉语并不在行，所以这多少让罗思高同志感到遗憾。
　　 几年之后，约翰返回欧洲，其研究兴趣也逐渐转移到始于中欧地区并迅速向东蔓延（从布拉格一直延伸到海参崴）的经济转型过程上。在刚刚回到欧洲的最初几年时间里，约翰仍然致力于进行更为传统的农业和贸易政策方面的研究，但是很快，针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东方世界上，开始深入到比较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领域之中。之后，布鲁塞尔发生的变化又一次引起了他的关注，在那里，欧盟东扩问题正在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成为欧盟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在那段时间中，罗思高正在逐步推进其对于中国的研究工作。那时他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不仅要教学，要指导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还要与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展开合作，以及在中国各个农村地区进行访谈和调查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上；可以说，他亲眼目睹了东亚地区（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奇迹。
　　 他们以后才意识到，通过收集原始数据，通过构造能够度量改革进程和其效果的新指标，两人与各自的研究团队一起，实际上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试图理解亚洲和欧洲正在发生的转型过程。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希望能够吸收既有的信息资源，但大多数时候并没有这样现成的资源可用，他们只能自行收集数据，将之录入电脑，然后进行数据分析。
　　 直到1999年，他们才再度在盐湖城举行的美国农业经济学研究协会（AAEA）年会上重逢。在落基山的山地自行车上，在酒吧的啤酒杯前，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结果发现，他们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发现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方的镜子。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正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一样），两人的研究工作完全能够进行大量的相互补充和协作。通过交换各自正在思索的问题，通过比较欧洲和亚洲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应该可以得到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从此，他们开始了紧密的合作。第一步的工作就是交换论文，频繁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确信，在各个转型国家之间就改革进程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所谓的“中国奇迹”和“俄罗斯灾难”所反映的那样，这些国家的改革历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比较分析一定能够带来重要的发现。在研究该问题的最初几年中，他们逐渐予以肯定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这样的比较分析和其相关结论不仅对于转型政策是重要的，对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他们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开始将之拿到学术会议上公开地进行讨论，希望能借助他人的智慧充实和完善两个人的想法。在美国农业经济学研究协会又一届的年会上，这个主题被纳入了一个重要的综合专题进行讨论；2000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会议上，该主题甚至成为了大会主题的一部分，全体与会人员都参与或聆听了相关讨论。自此，他们便开始就其研究所取得的发现和认识进行整合。
　　 在整合过程的某个时点上，本书的主题思想出现了。他们开始以文章片段的形式草草记下各自的想法，然后以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片段为基础，拟出了本书的书面提纲，并进而形成了一个详细的研究提纲。最初，他们以为这仅是过去工作的一个简单编纂和总结，但是很快就发现，简单的总结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要对改革进程一点点地进行细致的比较——一个个阶段，一项项政策，从决定因素到改革结果再到政治经济学，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在研究时间段上，他们往前追溯到了转型国家改革前的历史，往后推进到了改革之后的第二个十年甚至更远。他们曾经很多次放下手中的笔，重新回到用于进行比较工作的画板前。
　　 这一研究项目的美好前景以及两位作者之间的友谊，在保持这项工作的活力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来得重要。他们相聚的地点遍布全球，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Davis）、比利时的鲁汶（Leuven）、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柏林、丹佛、德班，甚至在内华达（Sierra Nevada）山脉的滑雪橇上、在韦士拿（Whistler）牧场的自行车之旅中，在共同的朋友的生日聚会上，都是他们的交流地点。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本书最后版本的出生地，它定稿于布鲁塞尔的一间酒吧里，而这间酒吧正是卡尔•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