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福斯事件的教益

2008-07-03 04:50:58 　　来自: tillich (谁有朝须点燃闪电，就须长期是云)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的评论   

　　
　　“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在卷入为犹太人德累福斯上尉洗清冤屈的活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宣战口号，该口号后来被德累福斯阵营采用，成为代表该事件精神的标志性话语。然而，在我们这个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各种流行思潮都在努力消解真理的时代里，这句话难道还有它的意义吗？据说，在政治中一切都是利益，对真理的信仰，难道不是脱离现实的幼稚病？据说，真相仅仅是出于不同利益的建构产物，对事实客观性的信仰，难道不是对人性和利益多样性的低估吗？据说，真理仅仅是权力借以实现自身的手段，对真理的崇尚，难道不会不自觉地沦为特定权力的奴隶吗？
　　对真理和客观事实的控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远非仅仅局限于哲学或政治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也常常能够听到不少刑法学家的 “高谈阔论”？他们把事实区分为“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并通过各种精致的法理学理论和逻辑来试图证明，法庭只可能认识“法律事实”，因而既无法，也没有必要对“客观事实”负有责任。
　　如果真理真的是毫无意义的，真相真的仅仅是社会的臆造，那么，德累福斯事件中支持德累福斯阵营的战斗口号显然仅是一个幼稚的错误。但值得人深思的是，这样一个由幼稚错误引导下的德累福斯阵营，在经历了多重波折和起伏后，终于在1906年成功地为德累福斯的冤情昭雪：难道这就是尼采所谓的令人肃然起敬、远比“侏儒的真理”更富有成果的“伟人的错误”？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德累福斯事件本身说起。
　　德累福斯事件源起于一张薄到几乎透明的纸。法国负责间谍与反间谍活动的参谋部于1894年9月收到特工巴塞蒂安女士(Madame Bastian)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Schwartzkoppen)文件中搜寻到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被发现时已被撕成六片，经过粘贴还原后的文件表明法国军队的参谋部中存在着一名叛国者。在参谋部的调查下，嫌疑目标锁定于新近开始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实习军官阿尔弗累德•德累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严格说来，指控德累福斯上尉的证据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在参谋部还有着比德累福斯上尉更有嫌疑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德累福斯上尉会成为这起并没有充分证据的间谍案的首要嫌疑人呢？
　　德累福斯事件虽然起源于一张薄到几乎透明，上面既没有签名又没有日期的纸，但是，该事件却有着来自过去的长长影子。19世纪末法国处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虽然名为共和国，但是这种“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制，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保皇的思想和势力在公民中仍然大有地盘，政府的压制依然存在，党同伐异和因党派斗争而导致的恐怖与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而这一切都要求法兰西共和国寻找“帝制”以外的替罪羔羊。犹太人由于他们独特的信仰，排外的生活方式，从事的职业，过人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容易招人嫉妒的社会地位，成为了替罪羔羊的最佳人选之一。宗教中关于犹太人的卑劣行径的描述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偏见，许多法国人认为，犹太人的令人不快源出于他们卑劣的人性。犹太人“国中之国”的倾向，更让许多法国民族主义者为犹太人对法国政府、经济和军事的“渗透”而杞人忧天。犹太人不幸地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替罪羔羊，成为无聊小报和社会大众发泄怨恨和不满的对象，虽然法国不乏出来为犹太人说话的正直学者和思想家，但是法国整个文化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正在一步步地酝酿成熟。
　　德累福斯上尉的不幸就在于他是个犹太人，而且还在于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仅仅由于是犹太人就会招致嫉妒、猜疑、偏见和仇恨的时代里。当德累福斯上尉被锁定为嫌疑犯后，负责处理该案的亨利少校（Hubert-Joseph Henry)及其上司桑德赫尔上校(Jean Conrad Sandherr)招来了参谋部的贵族军官帕蒂司令（Armand Mercier du Party de Clam)。据说此公在业余时间从事过笔记分析研究，已有小成。更为重要的是，该贵族军官是个道地的反犹太主义者，经过笔迹比较后，参谋部认定德累福斯上尉是叛国者，并迅速将其逮捕、审判。
　　这一切在开始时都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是德累福斯夫人也被威胁不得向外声张德累福斯的被捕。然而，很可能是亨利少校与《自由言论报》的私下通信，让这份反犹太主义的报纸提早公开了德累福斯被捕的消息，这一消息的散布既为德累福斯在公众市场上招徕了叛国的恶名，为反犹太主义找到了口实，但同时也把这一案件端到了公众的眼前，激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兴趣，并坚定了德累福斯家人运用司法手段解救德累福斯的决心。通过一位律师的推荐，知名律师德芒热（Edgar Demange)接受了德累福斯的辩护工作。德芒热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国陆军的大力支持者。对于他来说，虽然没有明显的反犹色彩，但是，要让他为了一时的名誉和金钱而出卖他的信仰和对祖国、军队的支持，这却是不可能的。他在辩护之初就明确像德累福斯家庭宣称，一旦他查知德累福斯叛国属实，他将拒绝为其辩护。显然，对于这位被告的辩护者来说，真理并非仅仅是儿戏。
　　然而，如果认为在第一次审理德累福斯的军事法庭上，所有人都是只尊重事实，只讲求真相，那么这就未免过于天真了。事实反倒是，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大量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选择了沉默，在德累福斯的哥哥马蒂厄（Mathieu Dreyfus)为弟弟寻找证人时，只有少数朋友和来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高等军事学校的同学答应出庭。相较之下，原告方的证人就强大得多，不仅有投合军队高层意旨的军官，而且还有许多专家出庭证实笔迹确为被告所写。当然，并非所有笔迹专家的意见都是一致，也有专家指出其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专家提出以往鉴定结果是非结论性的。但是，这些微弱的疑虑马上被一名做出肯定结论的专家的辉煌地位一扫而空。这位专家就是现代犯罪人人身测定法和指纹分析的创始人，著名的犯罪学家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ion)。贝蒂荣在当时的司法鉴定和犯罪学界享有极高的威望，甚至连塑造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科南•道尔，也在小说中承认贝蒂荣是欧洲最有头脑的人。然而，就是这位欧洲最有头脑的笔记鉴定专家，或许在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的影响下，做出了最不利于德累福斯的鉴定。甚至当面临其他同行的反驳时，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德累福斯“混合”家庭成员笔迹以避免侦察的理论。应当说，贝蒂荣的这个理论确实巧妙，很快说服了法庭一致裁决德累福斯有罪。而辩方提出进一步查证证据内容的合理要求，被军方以国家机密和安全的名义合法地加以拒绝。由此，德累福斯被判有罪，在公开场合接受耻辱的革除军阶的仪式，并被放逐于魔鬼岛（Devil's Island)上。
　　随着德累福斯上尉的定罪和流放，事件似乎应该逐渐淡去，对于知道真相的世故者，德累福斯无非就是世界上又一个冤屈者和替罪羊，这样的人，过去有过，现在有着，将来还会有，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亲友以外，那些曾经要假借该案大作文章的政客和党派，那些利用该案作为卖点哗众取宠的小报记者，那些试图以此攻击政府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政府主义者，如果仅仅只是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如果仅仅只关注自己在这个案子里能够获得些什么，如果仅仅把该案的真相当作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敲门砖的话，那么，他们将越来越漠然于这个案件。德累福斯的名字即使在哪天重现于他们眼前，恐怕也未必能激起他们的关注。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证物的毁损，翻案即使没有原来军队参与定案的官员的阻挠，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可以说，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德累福斯上尉的余生也许就注定要在魔鬼岛上度过了。
　　扭转整个事件的奇迹还是发生了：德累福斯上尉被放逐的两年后竟然找到了指向真正叛徒的新证据，而这还不算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在于发现并间接将该证据公布于世的，竟然是亲自参与定罪的桑德赫尔上校的心腹——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皮卡尔上校（Georges Picquart)。由于皮卡尔上校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深得桑德赫尔上校的信赖，他成为桑德赫尔上校继任者，并且从桑德赫尔上校处得知军队掌握的与德累福斯案件有关的秘密档案。1896年，特工巴塞蒂安女士又再次送来一份显示法国军队中存在着判国者的风格类似的“蓝色便条”后，皮卡尔上校产生了疑问。当他将蓝色便条与先前的文件进行了对比后，一个惊天的秘密被他发现了：两份通敌文件竟然出自一人之手。经过皮卡尔的缜密调查后，嫌疑指向了一名在情报局工作的同僚，贵族私生子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该人好色赌博，欠有大量赌债，同时又参与了当时涉案的情报，他会成为叛国者毫不希奇。
　　时下的相对主义往往利用“观察渗透理论”来解构真理，任何对经验材料的观察都渗透理论的理解，而理论的建构又受到源自文化偏见和社会利益的影响，因此，经验观察获得的事实不但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文化的偏见，反而总是受制于社会和文化的偏见，所以，“真理”仅仅相对于特定理论框架和思维信念的真，罩着真理和客观面纱的科学知识从根本上隶属和服务于权力的运作。这种彻底的相对主义是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我们姑且不论，仅从皮卡尔上校和贝蒂荣的立场对比中就能看到，把知识论断都还原为社会的利益和政治的偏见并不足以说明一切问题。皮卡尔和贝蒂荣一样也是极端的反犹太分子，而且出于政治立场和私人感情，他也谈不上会对德累福斯抱有私人好感。但是，在面对新的经验证据时，皮卡尔并未囿于其政治信念和党派利益，依然从多方证据的判别中得出了和他具有相同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军队同僚不同的结论。这诚然和皮卡尔本人对真理的热诚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件实事本身表明，先前的理论对观察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仅仅因为某些利益和偏见而罔顾新材料、新事实和新证据的存在，人性中对真相的探求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将冲破对固有成见和利益的束缚。至于贝蒂荣的失误，我想，这既说明专家并不是不会在他的专业领域犯错误，而且还表明，当一个专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让政治成见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时，他会变得多么固执和危险，因为他的身份、威望以及使用的专业术语往往成为阻碍大众进一步了解真相的巨大障碍。
　　显然，德累福斯事件遇到一个认真对待真相的皮卡尔实在是一个“奇迹”，但如果认为德累福斯由此就能沉冤昭雪，那也未免过于乐观。当皮卡尔上校认定德累福斯无罪的真相之后，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沉重的问题：“为了一个小小的犹太上尉的清白，是否值得牺牲陆军部长、军方和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如果说之前的德累福斯事件涉及的是真理的事实层面，那么现在让人犹豫的是关涉真理的价值层面。由此，皮卡尔上校的难能可贵得以凸显出来：作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假借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政敌于死敌的卑劣行为在历史上还少见吗？更何况在这里，皮卡尔只需要简单的保持沉默，就既能保住一手提携自己的老上司和同僚的名誉，又能够为自己的干练和精明赢得进一步擢升的机会。然而，出于多方面的原因，皮卡尔并没有保持彻底的沉默，而是将该信息通过一名律师好友间接告知参议院64岁的副议长克斯特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
　　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克斯特纳完全可以像历史上其他为求自保的官员那样闭目塞听，假作糊涂对付过去。据说，难得糊涂是最高明的为官之道。毕竟，这件事情是可以大事化小的，小事化无的。对于一个有远见的政客来讲，与其他高官和上流精英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只要保住自己的官位，何必锋芒毕露地惹恼那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呢？可惜的是，克斯特纳似乎是个对真理相当感兴趣的人，在他得知德累福斯阵营的积极分子申请上诉的时候，他就已经多少对判决结果产生怀疑，现在来自皮卡尔的消息更进一步印证了他的想法。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埃斯特哈齐，并向共和国总统及陆军部长提出他的疑惑。然而，他的疑惑并没有从总统和部长那里获得积极的答复。克斯特纳以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明白，现在还不是将真相公布于世界的最佳时机。
　　公布，还是不公布，这既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也是一个人对真理的估价的问题。在公布过程中的犹豫和迟疑最真实地体现了一个人在现实利益的价值与真理的价值的权衡比重。正当皮卡尔和克斯特纳为此烦恼的时，有两件事情促使了新证据的公开，并最终导致了对埃斯特哈齐的审讯。其中一件颇为偶然，1897年11月，一名叫卡斯特罗（de Castro)的银行界人士在巴黎等候公交车时，看到了德累福斯案件通敌证据的宣传单。他认出了上面的字迹来自他声誉极坏的顾客埃斯特哈齐。于是他立即回办公室整理相关档案寄送给德累福斯的家人。由此，德累福斯阵营才知道了真正通敌叛徒的姓名。应当说，该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德累福斯案件因为克斯特纳的一些活动而开始重新引起关切着事实真相的法国公众的关注。参谋部惊恐不已，帕蒂上校为此亲自进一步制造了伪证，并暗中与埃斯特哈齐联络，还聘请反犹太分子在报纸和匿名信中不断攻击克斯特纳，试图让其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然而，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反德累福斯阵营此举着实不智，因为这为他们引来了一个远比克斯特纳难缠的对手。
　　法国知名作家左拉依凭其才能和小说而在法国各阶层拥有广泛的影响，然而，他在一开始对德累福斯事件并没有多大兴趣，尽管他对反犹太主义相当“惊愕和憎恶”。作为克斯特纳的好友，当左拉看到他正在因为主持着德累福斯的正义而遭到反犹太分子的疯狂攻击时，左拉无法再沉默下去。无论是他内心对案件事实的追求，还是他对案件本身所包含的人性价值的追求，都让他不再能够“逍遥地”对德累福斯的不白之冤漠然置之。在他首次参与德累福斯论战的战斗檄文中，他就提出了本文篇首那个振奋人心的口号，“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
　　然而，在该篇表面看来主要意在赞颂克斯特纳的文章中，左拉远没有像普通支持德累福斯的公众那样停留于就事论事的水平。他以一个思想家的高度，清楚地意识到，要为德累福斯冤狱昭雪，需要不仅揭露事实的真相，而且还要昭示揭露该事件真相的价值，前者涉及的是真理的事实层面，后者则涉及的是真理的价值层面：面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我们需要为了一个小小的犹太人来平反昭雪吗？面对国家的整体大局赋予我们的“服从的责任”，我们还有基于“微不足道的”个体权利的“质疑的责任”吗？对此，左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冤狱是悲惨的，但是却经常发生。法官会犯错，军官当然也会犯错。出错与军队的声誉又有什么关系？若是出错，唯一值得做的就是纠正它。没有什么错误比拒绝认错更大的了，一旦认错，一切都尚可取。”
　　
　　显然，对左拉而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并不因为它曾经犯过错误而有所贬损，一个人也不会仅仅因为自己的祖国母亲曾经犯过错误，有着缺陷而不爱自己的祖国。但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荣誉”而一再遮掩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行，为此甚至不惜犯下更大的罪行，那么这种行为才是真正不可原谅的，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真正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热爱和尊重的。只要能够认错，懂得反省，就有可能改进，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希望和未来。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威望和自信，只能建立于事实真相之上，而不能建立于谎言和粉饰太平之上的。
　　左拉的这番对真理和国家荣誉的论述，即使无法撼动根本上已经形成定见的民族极端分子的偏见，但至少也打消了积极支持德累福斯阵营成员在民族荣誉上的某些顾虑。真理正在前进中。
　　左拉的参战无疑大大增强了德累福斯阵营的影响力，并且客观上也推动着案件重审的进程。然而，事情并非马上就朝向有利于德累福斯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虽然召开了审判埃斯特哈齐的法庭，但是，最终在法国军队的包庇和法国民族极端分子的压力下，埃斯特哈齐被判定无罪，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同时，克斯特纳因为他对真理的追求而在参议院内被拒绝参加改选，皮卡尔上校因为他对真相的忠实而被拘禁在一个山堡的监狱之中。此刻，为德累福斯昭雪的运动陷入到了最低谷，在面对现实罪恶的嚣张，虚妄和谎言的猖獗，仅仅囿于眼前私利的短视之人都难免怀疑，为德累福斯洗冤是否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面对无方抗衡的邪恶，正义和真理是否只能妥协？说到底，真理难道不就是一种私利的矫饰吗？在面对如此压倒性的败局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客将会主张，现在揭穿事实真相是不合时宜的。也许只有将真相永远埋藏起来，才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然而，正是在这时，左拉又再次不顾“现实”的站出来，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一文。在文中，左拉指出，当前的司法敢于完全违背事实真相，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法网，让无辜的公民饱受刑狱的折磨。既然他们的审判敢于无视现实，那么，左拉就敢于冒诽谤罪的威胁，直接说出真相，因为
　　
　　“我曾保证，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没有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会全盘道出。大声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的幽灵将会在夜晚时分纠缠着我。”
　　
　　在这里，左拉很明确地指出，一个人了解真相而不公之于众，那么就是在纵容罪恶，就是成为真正的罪犯的帮凶，这点对于西方人来讲，并非不可理解，古希腊哲学中，真理（Aletheia)被理解为除蔽，就有一种让其在众人面前显露的意思，而作为万物的规律的逻各斯（Logos），离不开语言，这也就意味着用语言将事物的规律传达给众人的公之于众。一个人没有权利将真理仅仅当做他自己的私藏之秘，他还有向他者传布的绝对责任。这种真理观，并非简单蕴涵着个体诉求，还包含着对他者的责任。由此，才有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面向他人的责任，才有了列维那斯面向他者的伦理学。可以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深深影响着西方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和责任感，这对左拉等支持德累福斯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概莫能外，“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显露”。
　　但是，如果说左拉等支持德累福斯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从哲学传统中汲取斗争的勇气的话，那就未免太过于简化左拉的思想了。左拉很清楚，要说服公众和政府继续彻查此案，必须要让他们明白，掩盖真相的危险，
　　
　　“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于地下，将会生根发芽；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
　　
　　应当说，左拉这话的语调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暗藏着对政府的威胁。但如果仅仅认为左拉是以他特有的修辞策略在威胁政府办案，那也多少失之简单。事实上，左拉与其说是在以类似革命的暴动威胁政府，倒还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实践经验的理性劝告。
　　对于一个多少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历史上的政府为了让自己的公民顺从自己的意志，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官官相护，鱼肉百姓的事情，难道还少吗？以掩盖事实和真相为导向的政府，初衷固然是为了他们更好，更省心与更稳定的统治，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越是追求和平和稳定，越是希望自己责任少、好处多的统治者，往往既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妥协而豢养了一批反对者，又因为自己的贪婪和享乐而脱离了他们的支持者，到最后弄个国破家亡，在历史上绝非罕见。统治者努力愚弄人民，施展多方面的精神控制，试图将之训练成理想的精神奴隶，然而，正如法国女思想家薇伊（Simone Weil）指出，“如果说奴隶之顺从甚于自由人，则奴隶的反抗也比自由人可怕得多。”左拉作为一个博学而敏锐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当然是很清楚的，而所幸的是，当时法国政府也未必都是一帮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圆滑政客，左拉的这番话打动了某些人。
　　在被左拉话语打动的政界人士中，包括着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这样的右翼分子，包括着饶斯特(Jean Jaures)这样的左翼社会主义者，还包括着拉扎尔(Berbard Lazare)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所归属的派系成员中诚然有许多早就已经加入支持德累福斯的运动中，但是，左拉在“我控诉”中所表达的关于真理、正义和责任的观点，是暗中将他们凝聚成一股团结力量的思想纽带。不管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在具体的立场和观点上有什么差异，还原该案件的真相，还德累福斯这个具体的人以公正，成为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呼声。
　　尽管如此，社会上反对德累福斯的势力依旧强大，左拉发表论文之后，果然被控告并判定为诽谤罪。1899年，德累福斯的案件在各方面的压力终于重新审理，做伪证的帕蒂上校在监狱中引咎自杀，但是这一切始终没有改变军事法庭对德累福斯的有罪判决。政府仅仅以特赦为条件，希望德累福斯事件能够告一个段落。
　　政府的特赦令固然有来自真相和德累福斯阵营的压力，但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原因：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即将开幕，法国在1878年、1889年开过两次博览会，这都标志着法国经历了国家大难之后重新恢复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的复苏和丰厚的贸易利润，法国的政府、大商人和社会上层人士对之抱有极大的期望。然而，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国际间首次把商业和人权联系起来，法国政府和军队罔顾真理和人权的举措，极力掩饰其过错的做法非但没有为法国政府赢得声誉，相反在国际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形象。许多国外制造商和承包商早在1898年就开始考虑“联合抵制”（boycottage)法国的贸易了。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许能做到对真理和真相麻木，但是对因为罔顾真理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异常敏感。于是，在世界博览会的压力下，为了更为美好的法国形象，政府在小的细节问题上也就不得不冒一回得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神圣政治联盟的危险了。
　　面对特赦，支持德累福斯的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裂，不过到最后大家都勉强同意先为德累福斯上尉解除直接的痛苦和束缚。德累福斯上尉是获得了自由，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恢复无罪之身，法庭仍然不公正地保留了他的罪名。如果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事情也许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事件的关键在于真相，只要真相一天不大白天下，只要真理的价值一天没有真正被大众理解和认识，那么像德累福斯事件的悲剧就会一再发生，不断自我复制。正因为如此，左拉在这很和谐的判罪结果后面看到了危机，他担心公众和政府对真理的漠视，最终会导致以下场景，
　　
　　“真理的来临会如复仇女神掷来的雷电一样粉碎我们的国家，除非我们能尽快让真理如阳关般普照法国”。
　　
　　随着左拉、克斯特纳等主要人士的逝世，随着巴黎世界博览会的顺利召开和顺利闭幕，对德累福斯事件的兴趣渐渐淡去。在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在回避了军事法庭的程序后，终于判定原先的军事裁决无效，恢复德累福斯上尉的军阶。这场一度成为世人关注焦点的案件终于落下帷幕。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德累福斯事件之平反，实在是一个“奇迹”，正因为是一个相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才容易引起世人的关注。但是如果认为，德累福斯事件仅仅其戏剧性的起伏和转折，才如此受人关注，那么这可能就完全误解了德累福斯事件的意义。在德累福斯事件中，一个源自偏见的冤案成为了诸多知识分子走出自己的象牙塔，大量市民走出自己的行业，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中，原先潜藏着的矛盾和冲突得以充分地显现，而法国公民和知识分子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既是成为推动该事件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些派别中的开明人士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纽带。当然不能指望真理就能消除一切偏见和仇恨，如果真理真是如此万能，那么恐怕这就是在神话真理。而一个神话了的真理，难免不会成为教条和扼杀自由的真理。但无论真理在现实中的作用多么有限，它还是鼓舞着支持德累福斯的人们为之斗争到最后一刻，也支持着陷于囚牢的德累福斯支撑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刻，更是为各种争辩提供一个最后的平台。当政治争辩不再相信任何真理，真理被还原为服务于强权和利益的主要手段时，那么德累福斯事件除了成为暴力和内战的导火索外，就很难指望有什么积极的成果。
　　然而，真理确实是个美好的幌子：历史上多少野心家和阴谋家打着“真理”的幌子，践踏着他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无论真理曾经多少次被野心家和阴谋家所玷污，它本身依然是人性的基本追求之一，我们需要对真理进行限定，需要防止真理被他人滥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为了保证不遭受人欺骗，我们就需要彻底将真理抛弃。抛弃真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没有真理和真相的世界上不背弃自己，如何在没有真理和真相的世界上与他人共处，与世界共处？没有了真理，一切都在于人的诠释和修辞，那么，怎么“创造性”地为侵犯公众权益的显贵罪犯辩护，似乎也并不不可。可真正的真理是有着超越于真理探求者利益的纬度的，它是开启者，照亮者，打开着人的生存的新的维度，而并不仅仅依照着人预先设定的意愿显露自身。只有真正懂得尊重真理的人，才能从真理中找到他或她生存的新的可能性，他或她世界的新的出路，而对于那些只知道利用真理之名来实现他既定的利益和权力要求的人，他一辈子只能是他自身欲望的奴隶，永远无法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也永远无法成为真正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和谐共存的人。真理只向真正尊重自己的人给出自身。当左拉等真正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的人向着真理献出自己的同时，真理也给予了他们自由。也正是法国民众对真理的尊重和身体上的践行，给出了德累福斯事件之“奇迹般”地解决的解释学的线索。
　　相信真理、尊重真理、践行真理，这也许是德累福斯事件所给出的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