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度》的软肋

2008-07-01 14:43:01 　　来自: 成刚
自由国度的评论   

　　【读品】成刚/文
　　《自由国度》捧走了1971年的英国布克奖，后惨遭二十家英国出版社不留情面的退稿，固然跟《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文稿署名处隐去奈保尔的名讳代之以不见经传的假名有关，暴露出当今出版社编辑仰名家鼻息弃小卒不睬的陋习。奈保尔本人对这一尴尬局面的应对很有技巧，他把皮球一脚踢到了读者一边，将对作品的好恶跟个体素养等同起来，爱读不读，读不懂、说不好读是你自己的错，修养有缺陷。不由要人想起奈保尔早年对自己的定位：我是那种人们以为别人都在读的作家。
　　
　　大量的评论，可怜的销量，加上一个文学奖。这是奈保尔的死对头保罗·赛罗克斯在《卫报》上对前者的另一部作品《半生》说的带刺的俏皮话，剔除其中个人恩怨，不得不说，赛洛克斯眼力够毒。一个人的软肋，对手看的最透，朋友往往锦上添花，往破绽处贴一块绣花的补丁。赛洛克斯的前半句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测验遥为呼应。要是书上不署奈保尔的名字，《半生》只是昙花一现。他是这么讲。
　　
　　奈保尔门徒日众，凭诺贝尔奖跻身庙堂、列身仙位，对他的质疑，哪怕无伤大雅，也要胆子。奈保尔把负面意见预先就归结为读者文学涵养的不古，让人噤若寒蝉。对要发言的人的信心是严重的打击，现在的我，一边要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边又在怀疑自己，因此事先声明：以下是一家之言，不可太当真。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任何方面都可以糟糕，语言却不能马虎。奈保尔是个中好手，这方面独具天分，22岁时挥就的短篇集《米格尔街》便是铁证，简洁明快、张弛有度、幽默澄澈、笑中含酸、伤而不哀，任何情绪都是淡淡的一抹，却十分到位，出色的语言让人原谅了技巧的贫乏与拙笨。十七年后面世的《自由国度》让人遗憾，诚然奈保尔技巧娴熟，不着痕迹，语言的退步却抹杀了这一进步。如果说收录的中篇《告诉我，杀了谁》低沉回旋的律动让人如遇故交眼前陡亮，主打长篇《自由国度》却让你不得不置身辩论会现场，只闻喉间发出的快速而短促的嘶嘶声，却没有背景乐。
　　
　　隐喻、象征是小说的方法论基础，奈保尔对此了解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刘新民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灌木丛、总统照片、本地衬衫、大众汽车、泥泞的道路和褪了色的广告牌等意象的反复运用，均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恕我愚钝，没品出这般奥义，上述事物是非洲普遍的符号，攻无不克的现代性的旗帜，一如弥漫中国城市乡镇的可口可乐大红标志，奈保尔拿来用再自然不过。《自由国度》太过自然，故事结构简单：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鲍比和同事妻子琳达自驾车穿越南北，就沿途见闻或明或暗拌嘴，前者代表黑人的同情者，后者是殖民者的典型，简陋的二元论，尽管也有过微妙的换位。旅行的主线赋予整部小说以旅者的浅尝辄止和浮光掠影。
　　
　　阅读《自由国度》的过程中，不断有错觉产生：两个半瓶子醋的时评人在同一辆车上絮絮叨叨；我开车非洲，鲍比和琳达是午后收音机里两位谋杀时间的脱口秀主持。 若非信赖“奈保尔”的品牌，我不会坚持读完185页。本书得布克奖，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匪夷所思，客观而论，它赢在起跑线上，主题是异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二十世纪下半叶连好莱坞都疯狂追逐的热门话题，选题的成功大于在文学上的成就。当媒体和评论家给奈保尔鲁莽地贴上“世界作家”的标签，仿佛给了这个印度裔 英国作家一个永恒的身份，他欣然接受，如同1990年接受英皇家的爵位，并急火火地要证明自己“世界作家”的头衔受之无愧。问题也许并不复杂，这凑巧是奈保尔的一部试刀之作。
　　
　　异化是一个比爱情更永恒的主题，对黑格尔，异化诞生于人类诞生之日，那时奴隶屈从于主人；对马克思，异化是领工薪者的非人化；在奈保尔的世界里，异化基于人种的差别之上，通过非我族类来非人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影响人的概念的变动不居。运用文学的形式思考异化，奈保尔在《自由国度》中做了大胆试验，尽管结果不理想，在文学对商业拍须遛马的现代，这份执着和严肃让人起敬。小说主人公英国人鲍比和琳达原以为赴遥远的非洲大陆可以享受自由，回归自我，但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是否在着暗示治疗异化的药物当独立于时间与空间外？一部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问题完全哲学性，这是成功？还是败笔？是回归？还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