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和四姐妹

2008-07-01 11:01:13 　　来自: 龙勋 (你要学会停下来去闻玫瑰花香)
合肥四姐妹的评论   

　　
　　周有光回忆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每天要读英文报，并且，“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是一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我是在《周有光与张允和：举杯齐眉》（作者：李怀宇。《读库》0802）中读到的，虽然之前已经多次掠影过这合肥四姐妹和他们声名卓著的丈夫的故事，尤其是沈从文和张兆和读得更多些。可只是积累着，却没有偱好奇心走更远，比如在这篇文章里，才知道四姐妹的曾祖父就是张树声，小时候读太平天国故事时曾对这位淮军骁将存有印象。也才能将合肥这个地方与这个家族粗略地有一个关联。
　　好玩的是，金安平（她的丈夫史景迁，曾是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耶鲁的高足）写《合肥四姐妹》正是因为由张充和的知识渊博（四姐妹很少著述，张兆和经常会帮沈从文改文章）而对她的求学发生了好奇，“她怎样获得学问，求学之途是如何开始的？谁给了她求学的机会？谁鼓励过她？哪些人是她的老师？她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她的兄弟姐妹和她一样造诣深厚吗？皇权政治的瓦解，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思潮是否改变了中国人的求学方式？”最终写出了这部《合肥四姐妹》
　　书中这种好奇心比比皆是，例如四姐妹的母亲陆英按传统礼俗出嫁的第二年，秋瑾被杀，“陆英肯定听说过秋瑾，……陆英会感同身受秋瑾的痛苦吗？她是否被秋瑾和秋瑾的死亡打动过呢？”还有写张树声的同侪、也是依靠镇压太平军发家的刘铭传，“一个像刘铭传这样的煽惑下层民众滋事的暴徒，怎么会为国家大事而忧心忡忡？他是怎样从一个游侠变成一位政治家，怎样从一名惯盗变成一位开明改革家的？”由于对其开发台湾的强调，刘铭传一直是影视作品的热点，但显然还没有一部作品完美回答了这几个疑问。
　　这种好奇甚至在描述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花巨资办女校、中间出现了激进共产党员时显露出来，“共产党活动经常和女校相关，难道是因为早期共产党已经考虑为他们的革命培养女性领导人？难道女校中那么多老师成为工厂党员只是一种巧合？是否因为女校看上去不显眼，所以相对安全一些？”
　　
　　前半部对那个没落的士绅文化的描绘，是类似于《闺塾师》一样的考察，而对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析，大概是我见过最精准的一笔。当然，这是从论点来说。从方法上，金安平将两个人在感情世界中带着本来不同的信仰靠近时，那种纠葛、困惑、幸福，一点点追问，方能在最后有一个通透的解释。而我以前读的时候，竟放过了如许多混沌的地方，比如沈从文写云南乡下生活的那“三魇”，若不结合他在二人世界里的角色困惑来读，大多数时候都是不知所云。
　　金安平以为，张兆和自小无人娇宠，很多时间都是自己玩，她的干干（保姆）也是个很理性的人，很少流露感情，相信凡人都应该克制、自强。她教导兆和，为人不可贪婪，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不要自怜，也不要显得可怜兮兮。她也希望自己照料的孩子身体健壮，刚强，但不好争辩。即使调皮捣蛋，她也常常是独自策划和行动。所以她内心顽固、喜欢沉思。沈从文初见的她，还很活跃，好勇斗狠，但很快因为世事历练而变得沉默内向。沈从文陷入情网，固然和很多“迷途”的男子一样，觉得她冷冰冰的拒绝既伤人又迷人。但他也的确是观察人的天才，虽然在打理生活上几近无能。他说张兆和的顽固，“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他矛盾百出的情书显然比胡适的“调停”更有用处，后者的谈话让张兆和觉得如此大学者也不过有些陈腐的意见。
　　沈从文后来还戏说张兆和答应嫁给他，是因为喜欢他写了一年多的“信”。他不断在小说里构建兆和的形象，分析她，也在生活中的通信里恭维她。
　　“沈从文的遗憾在于兆和过于务实，但同时，他又很佩服兆和这一点，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飘忽的。”的确，沈从文的快乐很多时候都来自于想像，“对于作家沈从文而言，追求朦胧的事物或过往历史的隐约印象，是他最大的乐趣，也令他感伤唏嘘。他喜欢这种求索。……他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小说和自传体文字，清晰地显示出他耗费的心力和内心的魔障。”这个“魔障”用的很好，沈从文在从湘行途中写信给兆和说：“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后来成书的《湘行散记》中，他直接说，“美丽总是愁人的。”儿子虎雏写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沈从文，“日子一长我注意到，爸爸在欣赏一棵大树、一片芍药花，凝视一件瓷器、一座古建筑时，会低声自言自语：‘啧！这才美呐！’就跟躺在（云南）杨家大院后山坡看云彩一样，但现在经常接着轻轻叹息。他深爱一切美好东西，又往往想到它们无可奈何的毁灭。”
　　而张兆和即使在最浪漫的时刻，还是努力自持。她或许永远想做一个孩子，但和沈从文的结婚则使她不得不打理家庭，变成“小妈妈”（沈从文有时在信里这样称呼她），但他们其实更独立了，不肯受对方的影响，“兆和并不想去爱别人或被别人哀伤，她希望的是丈夫对她的终生倾慕。这是她仅有的虚荣心。”
　　“沈从文唯一能对兆和做的，无非是发挥想象力，把兆和想象成一位完美的女性——使她成为他的黑天使、他的缪斯。哪怕是这一点，兆和还试图反抗，但是这样的赞美实在令人陶醉，所以有时候连她也会无力拒绝。沈从文猜中了兆和的心思，没有多久他就发现，比起与他日夜厮守来，兆和更喜欢他从千百里之外写信给她。”他甚至不免抱怨地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作一点永久事业。”
　　这个从童年时就在街头晃荡的男人，性格温柔，但其实内心比兆和更顽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过，在他把兆和树立成他世界中的皇后和女身后，在她身边，他总是有点心绪不宁，“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同样的目光，在他们的儿子看来，却是充满爱意和温暖的。”
　　一般人总是咀嚼着他们的举案齐眉，赞颂兆和为家庭的付出，却很少细腻地关注到这个人那种特殊的靠近，确切地说，沈从文一直在通过文字分析他的女神，这大概本是爱情的大忌，很多女人会以为这种长时间的观察是一种侵犯。对此，张兆和很少给予回应，她只是在沈从文完全不知所措的物质生活领域扶助他，她其实“是个不太善于行动的人；她宁愿‘迁就’身边的环境，不管环境会变得多坏，也不喜欢勇敢地尝试改变。成家后，有了孩子，她的惰性更强了”。建国后，她甚至主动劝沈从文写一些适应新时代的文章，被断然拒绝了。在丈夫令人惋惜地从艺术高峰撤回时，她却多少在新社会的岗位上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金安平说兆和从小就给自己加了许多压力，“兆和觉得，她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一个任务，一个重大的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克服——或许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许是为了改善事物。……她爱孩子，并且尽心照看整个家庭。她对朋友很富同情心，对各种与她两样的人也保持着宽广的胸襟。可是她的内心仍然有着忧虑，直到共产革使她得到机会，挣脱周遭环境的束缚，向外追求人生的目标。整个社会的规则变化，使得她可以突破过去女性的固定角色。”
　　这个类似五四新女性的判断可能初读觉得可笑，但按照兆和的生命逻辑看下来，却很有道理。
　　1995年，沈从文过世7年后，兆和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里，她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难得两个有差异而顽固的人，不瞒不骗地过了一生。
　　
　　
　　侯孝贤在接受《南方周末》王寅的采访时曾说，最想把四姐妹的故事搬上银幕，真好，那个老男人仍然有好奇心。
　　而我，这种好奇心却快磨没了。太多“新儒林外史”的见闻会让人以一种讽刺性的自满行世，那是沉溺和消耗。结果，每天吞进去许多东西，对人的理解和包容并没有什么精进，或者说只是一种原则性地暗示自己，要去理解。结果不过是封闭式地避免矛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