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轻的梦想都能有个着落吧

2008-06-27 13:59:14 　　来自: 胖子y (2010)
流浪北京的评论   

　　 《流浪北京》显然不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只有不断的人物独白，穿插着一些《大神布朗》的片段，但是，什么事都有个但是，它的魅力在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和北京这个在我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都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奇动荡，像今天一样浮躁，可能是另一种浮躁。我为什么想去北京最初就是为了话剧。看了先锋戏剧档案之后，我难过地意识到我永远错过了那个年代，看不到那些今天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在年轻时怀揣梦想的样子，看不到他们在舞台上意气风发的样子。舞台，真的是个很有魅力的东西。我自己排过小儿科的话剧，在舞台上的感觉我无法准确描述出来，只知道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了解那种快感和痛感的。扯远了，我想说的是北京。北京就是个舞台，给你快感，更重要的是痛感。五个年轻人，都是所谓理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更准确点说是人们常说的80后没有存在感，大学扩招，中学小学不管你是否寒窗是否凤毛麟角到了大学都只是感到被上，工作了也不过了了，大人们还是那些老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新陈代谢还需要时间。可能这是每个时代年轻人的共通点，那五个年轻人在他们心中的北京也不过如是。他们的画、他们的相片、他们的戏剧、他们的文字证明了他们的存在，但他们自己都不能肯定这种存在。在没有产生纠结这个词之前，我们可以用挣扎形容罢。很多人都喜欢片中的牟森，我小心眼地觉得大家都只是看重他仍在北京（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没有把自己嫁出国。我喜欢牟森的原因更小心眼，在稀缺梦想的年代，只是乐意看到人们追求梦想实现梦想，那些真正可以称之为梦想的梦想。我总觉得，即时把牟森当年的话剧搬上今天来看，也没有多少人能欣赏得了，前些年还能看见他带团出国演出的新闻，作品貌似更加考验观众的耐心。时代或许就是需要坚持的人，需要做一件无人欣赏的事却自得其乐的人。孟京辉已经不实验了，或许他还实验只是不拿出来卖钱砸场子。看看孟京辉，可能会觉得牟森寂寞，但是他的梦想就是有个剧团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戏剧，每天都能实现梦想的人又怎么会寂寞呢。鞋子好不好只有脚知道，这话谁都知道，但谁都懂了吗。行尸走肉地生活，你觉得没有行尸走肉那么严重只是做不喜欢的工作谋口饭食而已，十年前你肯定不这么想，那个猛烈偏执的少年能用不屑的目光杀死你自己。那些年轻的梦想都能有个着落吧，是北京对所有对她朝思暮想的人致命的诱惑。在北京没有父母呵护也没有管制，没有亲人熟人也没有束缚。同样，没有户口。我不知道今天户口是否还像当年一样是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每次讲到户口都会想起老罗的那句“我永远不在我的国家暂时居住”，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北京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大城市暂时居住呢。刚上大学注册那几天办集体户口的地方围满了人，同学们互相转告千万不要错过了时间，我没有看见过不把户口签过来的同学，起码我们班没有，尽管他们会小声嘟囔不是爸妈叫我迁我也不想迁，我觉得做个**人还不错，说完了匆匆跑去排队了。扯远一点，我相信户口最终是会被取消的，只是因为它是不合法的，更现实一点也更为处处追求GDP增长的大跃进中国着想，我的理由是它不符合经济规律，是低效率的。经济学学的好的人可以活学活用随便找个模型解释一下，对了，学经济的人是最不会活学活用的，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傻逼逼的“经济学家”满嘴喷粪呢，话粗了，只是始终痛恨强奸人类常识的人。BTW，我还相信国家会消亡呢，整本马哲书（大学教科书，绿皮的，必修）我最相信的就是这点。
　　
　　 话都说完了，该找个结尾，我觉得许三观比活着好只是因为它有个喜剧的结尾，大人物都说喜剧最难了，比悲剧难。所以我这么写结尾：那些年轻的梦想都能有个着落吧，即时那个着落是梦醒了，你白想了。
　　
　　
　　此文献给即将迎来她十分不喜欢的七门考试的王同学。
　　大安。
　　
　　
　　
　　
　　附上在草场地工作站找到的吴文光文章：我看我以前的纪录片
　　
　　
　　我看我以前的纪录片
　　我回头看我做过的纪录片，是不忍目睹，感觉是在看我光着身子形体很难看的照片。我这么说并不是对自己熬了几年亲手做出的片子没有感情，恰恰是因为太有感情了，所以才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不断在心里想，如果当初我这样这样……不那样那样……就好了……
　　
　　拿《流浪北京》说，88年开始拍它的时候，我还有导演恶习，给拍摄对象安排拍摄时间、安排做事、安排走路的路线和坐在门口的位置。开拍第一个镜头是从由云南跑到北京的作家张慈，时间是1988年7月。我对她说，我明天去你的住处拍你；她说好。第二天一早去到她住的海淀北大东门附近的一个胡同，她已经起床了，在等我。她问我，你要怎么拍？我问她，一般你起床先干些什么？她说，先倒痰盂，然后漱口洗脸。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拍她去倒痰盂，倒完后就洗衣服的镜头（因为洗衣服动作大，画面好看）。张慈换上刚起床的装束，一手端着搁一件实际上不用洗的衣服的脸盆，一手提着痰盂，在我的镜头里出屋门走到院子里的水管前……就像这样，接着又拍了张慈升火、晒被褥、到院门口信箱看有没有信（张慈住的院子信箱被偷，是借对面院子门口的信箱拍的。这个镜头因为张慈看镜头和摄影师跟焦不实拍了三条。）然后背着包出门（当然一关机她就回来了）、坐在床上和家门口采访……等等。过程中，张慈大约换了三或四次衣服，以区别生活时间的不同（张慈对此倒很乐意，她说一下子把她好看的衣服都拍进去了。）
　　
　　我不是说，拍的这些不是张慈的真实生活。张慈一个跑到北京想找新生活的云南女性，是住在这个烂兮兮的小院子里，是在院子里的这个水管前从倒痰盂和洗漱开始一天的生活内容，但在我的镜头里，却不是她自己实际生活的进程，而是我的一种“复原”。张慈在北京这样没户口没单位呆了一年多的写作女性，是有相当丰富和生动的生活内容可拍的，比如她在一个印刷工厂里干了一个月的排字工，挣了四十块；她在一家杂志编辑部当临时编辑，每天倒三趟车去上班；她在好几个人家里蹭过床睡；她和一个院里同住的安徽小保姆有了姐妹感情，她生病住院，小保姆翻着她的电话本挨个给她的朋友打电话，等等。这些我都没有拍到，是张慈在镜头里对我讲的。如果说，已经过去的事，拍不到也就罢了，可当时我就没有那种纪录意识，还带着在电视台拍“好人好事”的做法拍“流浪艺术家”，所以对身边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熟视无睹，像当时的张慈正和她的美国男友“泡”着，要办结婚去美国，我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对她的选择指手划脚评论一番，完全忘记自己还是一个“纪录者”的角色。更令我以后想起来就痛恨自己的是，张慈终于办妥一切出国手续，要随她的美国丈夫去美国了，她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送她，我就去了，没带拍摄的机器，只带着女朋友，提了两斤苹果赶到北京火车站（张慈从这里搭火车去广州，再转机出国）。张慈和她的美国丈夫坐在“贵宾候车室”里，里边基本上坐的是老外和一些仪表不一般的中国人，跟乱烘烘臭烘烘的外边确实不一样，我估计张慈也是头一次呆在这里。我和张慈不会说中文的丈夫点头打过招呼后，就和张慈说话，她很兴奋的样子，忙手忙脚给我削苹果、跑到门边看看火车是不是进站了，后来交给我一个塑料袋，说里面装着她这几年的手稿，她东西太多了，让我转给她的另一个朋友替她保存。
　　
　　这些都是纪录片里的好镜头，更是《流浪北京》里张慈的应该需要的过程镜头，但是我当时没拍下来。我应该拍下来的东西是很多，包括每天碰到的事，当然我不可能见到什么就拍下什么，摄像机不是照相机录音机，更不是一杆笔，而且当时我主要是靠蹭公家的机器，谈不上随手就可以拎来机器，但我是说，碰到了便想到要拍跟没想到是两回事，我当时就是一点儿都没想到。所以，关于《流浪北京》里的张慈镜头，只是镜头工作一天的活计。两个月后，张慈走了，去了美国。一年半后的1990年，这部片子最后编辑完成时，涉及张慈的下文，是以字幕了结。张慈这个人物，在片子里成了一个除了讲话生动、有个性之外的“过场”人物。
　　
　　一些看过这个片子的人评价有意思的人物是张夏平，她是无意中进入《流浪北京》的，她也是个从云南跑到北京的艺术青年，想以画实现她的梦想。我开初拍她并不是想把她用到片子里去，是因为她办画展托我这个老乡和朋友给她拍点镜头作资料。在中央美院画廊里，张夏平正在布展，我像大爷一样指手划脚让她装画框、挂画。那几天，她的“情感性精神病”正是发病前期，她按我的指挥弄了几下，突然扔下画框，径直走到镜头前，一副很奇怪的表情凝视着镜头，然后退后，直到墙边，坐下。这段镜头因为录像机出了毛病，没有录下来。我和摄影师在骂机器的时候，张夏平一旁听到，笑道：是我发功起作用了。
　　
　　那天回到住的地方，检查了拍的录像带，画面是“雪花”，但是张夏平的声音还在，是那种梦话一样、听得懂她说的每个词句但闹不明白说些什么的东西。我开始反省是什么原因我没有把她当作片子中的人物，原因就是我跟她太熟了，熟到像家里人一样就感觉不出拍摄的“意义”来了。当天晚上我又带着摄像机重回到画廊里，这样张夏平就被当作人物拍进片子里，但那时她已经进入发病期，完全不听摆布，她在展厅里大喊大叫、骂人、讲脏话，完全由着她的性子来，采访也是天马行空东拉西扯，说她的画超过了毕加索，说她没有病，她是在进行着一种拯救人类的试验。结果，就是张夏平这些摆脱了我的控制的行为和语言，成了片子里最精彩的部分。
　　五年以后，1994年我开始拍《流浪北京》的续篇《四海为家》，也即同样人物在五年后的现在。他们都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我在三个月时间里跑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美国，一行三人的机票用了一摞，热心帮忙的法国人老德开车送我们在欧洲各国跑来跑去，汽油也烧掉好几箱，但我们在每个人物的地方实际的拍摄时间只有平均五天。虽然我这几年懂得了一些纪录片的做法，准备好不干扰不安排、让摄影师呆在一旁不停地拍的做法，但是拍了几天镜头的生活，肯定说明不了人家几年实际过来的生活。在奥地利拍住在乡下的张夏平时，最后一天她的丈夫终于烦了，用德语对张夏平说，让他们的机器停一下，我不习惯这样老被镜头对着。
　　
　　还有一个经验值得说一下。我的片子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是在日本福岗的亚洲电影节，放映那天我很兴奋，我想我要和观众一起看完。放映前有一对年纪大约70多岁的夫妇早早到了，我很感动，想和他们说话又语言不通，就用相机为他们拍照，留作纪念。片子放映了20分钟左右，我在黑暗中看见有两人退场，从略为佝偻的背影我断定就是那一对让我感动的老夫妇。我坚持和观众一起看完了我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的片子，那种滋味非常不好受，状态是如坐针毡，正前方银幕上布满的都是让我捶胸顿足的缺点错误。还有一种令我感觉像受刑的是，如有一人提前退场，我就像胸口上被射了一箭。那天我估计我至少被射了二、三十箭也不止。以后还有不少这种场合，开始我坚持和观众陪看到底，就算受刑，拍这么臭的片子就应该接受惩罚，以后就会痛定思痛了。但到后来我还是坚持不下去了，胸口被射满了箭，也麻木了。我采取的新办法是，和观众见完面以后，影院刚刚暗下去，我就溜出去，附近找个咖啡馆呆到估计片子放得差不多了再回去接受观众的批判，这时如果有个女记者之类的人陪着聊天，这段等待的时间会滑过得无痛无痒。
　　
　　1997年7月
　　??? 又及：以上文字是写在三年前，是想把当初的这些拍纪录片的劣迹和大家作一个坦白，最近两年我开始了“数码写作方式”并和之前的方式彻底断绝，就将此文重新拿出来作一个交代。
　　再补充一点，今年7月、北京最热的时候，文中说到的两个女性人物不约而同分头从美国和奥地利来北京玩，某天晚上这两个十二年未见的云南朋友在我家一起见面，两人分坐桌子两头互相询问对方的丈夫对她是否好、孩子怎么样，回答都是肯定的。当时我在旁边用“数码”机拍下这个场面，老实地说，我心里并没有任何要拍她们“续片”的想法，只是习惯使然。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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