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2008-06-23 19:10:44 　　来自: 小米 (搬家：xiaomi2020.blogbus.com)
激荡三十年（下）的评论   

　　作为书评，我给它五星。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在阅读的时候，对照着书的右上角的年份，一边重温当年的新闻故事，再会当时的风云人物，一边暗自思忖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所为。这就是写作“当代史”最迷人的地方，它注定不会是冰冷的、无情的，而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轻易就让读者产生改变未来的激情和历史使命感。
　　
　　本书下册的开头是设计成别针状的事件回顾，拉开折页，是编年体的方式浓缩的，从1978~2007每一年的商业事件、政策背景、国际风云和当年的中国GDP数值。这几个纬度体现了吴晓波在为中国企业立传时候所采用的多重视角——事件的出现与结局、影响事件的多重因素、量化的指标。这些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既看到了普遍性的商业社会中通行的客观规律，也看到了活生生的人物的音容笑貌。
　　
　　翻开书的时候，就象在灯光逐渐熄灭的剧场中就坐，音乐响起，激荡的三十年，由远及近地在我们面前重新呈现。犹如一场从黑白到彩色，从肃杀到繁荣的记录片开始上映。那里面的演员，有的出身草莽，有的仓促登台，也有的是集数年功力于一役，在我们面前逐一华丽亮相，剧情曲折到常常出乎任何冷静的观察家的预料，随着胶片放映时的嘎嘎作响，时光流转，他们又逐渐谢幕离场，有的怆然、有的不甘、有的侥幸、有的还在继续支撑……其中滋味万千，如嚼一个百斤重的橄榄，非一言所能蔽之。而这出“大戏”最吸引的地方还在于，在舞台的角落我们还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陪伴我们一同成长的那些人，他们的经历曾经激励后来人直至夜不能寐，或者，他们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后来者引爆雷区，再或者，他们多年的心血只能凝结成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影像。无论今天我们的境况是好是坏，比之当年的梦想是更接近还是更遥远，在滚滚向前的潮流中的这向后的一瞥，才更容易看清在那些重要的关头我们何以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它们又如何导致了今天我们站在此处。
　　
　　吴晓波的初衷显然还不仅仅在于选择最典型的商业案例重现每一年的光辉和危险，还在于如何去评断这三十年中涌现的真实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没有一个写作者是无态度的。尤其对于三十年来最为显赫的追名逐利的企业竞技场上的角斗士来说，如何评价他们，是英雄还是枭雄，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伟大与否，史传的作者拥有着第一发言权，并以他的视角来影响读者。同时，对这个立志写史的作者的评价，要在不同观点的交锋和时间的沉淀后才能更清晰。在中国这样一个史学历史悠远绵长的国家，已经有过的标杆就高耸入云。对此，我的观点是：吴晓波的工作不是没有瑕疵，但他的笔和他的心未辱使命。我相信，这册书将成为中国商业学校的必读书籍，也将被未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反复研读，而由此引起的民间反思和讨论更将持续深远。不过，我也期望对本书的修订能够成为更经常的、开放的行为，大众皆可参与评价。建议将现在的资料罗列性的chinesebh网站变为wiki形式。
　　
　　以上是我的评价。我力荐本书。即使看起来几乎有“书托”的嫌疑，我也要说能为此书而托是我的荣幸。
　　
　　以下是我的读后感，其中的任何观点、讨论不影响前面的书评。
　　
　　（一）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从一开始，中国民营企业的诞生就出乎政策决策者的意料，之后的发展更是一波三折，他们逃不过任何一次的政治冬天的寒冷，而几乎所有的优惠扶持都没有他们的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人才没有一样不是挖空心思，历尽曲折才能获得。即使这样，用书中所引用《兄弟》中的话来说：“他们就象野草一样，被踩了又踩、碾了又碾，却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几乎就象是为了把对比效果体现到最强烈，和民营企业的顽强生存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烂泥扶不上墙”，行政层每一次都集举国之力寄予重望，而国有企业每一次都毫无悬念地落空期待。而所谓民营、国营的最根本区别还是在于产权。姓“公”还是姓“私”的拉锯战耗费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的智慧和精力。从1978-1998的二十年时间中国企业的“冰火两重天”的对比只说明了一个早已被证明了两百多年的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基于私有制的运行机制，把“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拿掉的任何“市场化运作”都将水土不服。在私有化的前提下，企业家才有积极引领企业发展的动力，这个动力的根源是私有财产的增长。1998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迫使“国退民进”成为唯一的选择，于是在当权者终于放手的空间里，各种将名义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招数悉数亮相，从此中国真正才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红帽子”的摘下与戴上、产权界定过程中的利益争夺、谈判破裂后的法罪错位、谈判桌下的权钱交易、“不争论”中的悄然行事、面对质疑时的装傻充楞、伺机而动的机会分子、付出与得到不平衡时的孤注一掷……我们看到了一幕幕鲜活的由高智商的经济人参与演出的“分饼”大戏。
　　
　　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如果股份制改革提前进行或推后进行，分配结果会不会更公平？国有资产的实际主体委托人不缺席的情况下，会不会保证全民共享改革带来的财富？恩，理论上成立，实际上绝不可能。即使沿用“不争论”的指导思想，抛开“由公变私”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困难不提，在实际操作上，企业的价值并不象一张具体可见的饼，被切开后的每一块都能充饥。对企业利益的分配不是将固定资产清点一下即可完成，只有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只有到位的监管措施齐备的情况下才可能评估。而这些监管措施无法从别处移植，只能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经济生态环境中多方博弈才能形成。一个小例子是：1998年进行的资产评估需要大量的专业会计，而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有行业操守的会计，结果应运而生的是一群知道如何利用“增减手法”把会计报表变成任意结果的“职业”涂改员。分配则更加难以操作。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来说，固定的销售渠道、已经被认可的产品、稳定的供货商……这些本身就是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才能体现价值。如果将企业的现有资产进行瓜分，则完全捣毁了企业的未来收益的基础，而且，可以想象，任何一种分配方案都会被争吵不休，没有可能让参与的各方满意。而且，参与者越多，则越不可能达成一致。在书中列举的多个方案中，后来将TCL的李东升推入公众视野的“增值量化”的方式我认为是相对公平的（遗憾是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只有三年时间，如能延续更长，则管理层的远见将会更受鼓励）。其他的所有方法都可以在串通一个名义会计和一个名义律师的小手段下变成掩盖偷盗的“遮羞布”。
　　
　　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普通民众的利益未能在分配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本来应该全民共享的“国有资产”在掌权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少数人手中就完成了再分配，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鼓励钱权交易，那么为什么缺席的利益方没有愤而反抗？也就是说，家中失窃，保安和管家有串通的嫌疑，主人为什么不追究？原因之一是这个“主人”是分散的老百姓，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可能在拿到“买断工龄”的下岗补偿费就无奈地平衡了，而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真正具备谈判能力则相当困难。当一个企业运转良好的时候，熟练工人的组织可以用罢工来增强谈判条件。不过，对于中国国企这样一个本来就人员冗余，劳动力低下的企业来说，罢工根本就不影响企业，它本来就是亏损的。或者，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受到法律保护。在法律保护也缺位的时候，他们甚至需要武装力量才能有发言权。对一个十年之前刚用坦克和枪炮对准它的人民开枪的政权来说，任何这些苗头都被严密监视并扼杀在策划期。（即使如此，零星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是何清涟在1998年就提出的“产权管理缺位”。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谁能够解决下岗工人安置问题，能够协助“稳定”，谁就有了更大的砝码来交换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就这样，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硝烟四起，国有企业就象阳光下的冰棍一样慢慢“化掉”，无论采用任何措施都不能避免它的价值蒸发。而在钱权交换下，这根冰棍被悄悄地“吃掉”了，转移为私有财产后被精心看管，它开始慢慢长大。中国出现了“有产者”，所有在意识形态争论中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头一次有了“熬出头”的感觉。
　　
　　（二）哪里的资本都逐利
　　
　　私有化之后，中国经济角逐场上的三大主角——民营、国有和外资已悉数亮相，登台竞逐。无论何种出身，它们的表现完全印证了《资本论》里的经典描述：资本天生就是逐利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以上定律对于角逐场上的三个玩家都同样适用，这决定了它们在中国的成长机遇中必然会在最暴利的领域狭路相逢，其互相渗透和对博的精彩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资本的魔鬼能量。
　　
　　2001年“中国入世”的宣称可以看做是搏击台上的锣声响起。对于外资来说，它在谈判桌上的砝码是国外市场的准入证、集聚全球资本的股票市场、已经划定的全球能源格局、各种跨国组织——从传媒到卫生到环保的多方面影响力；对于中国的执政党来说，它能够开出的条件包括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绝对权力、这可以决定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中国境内的垄断资源、正在建立的区域经济联盟；两强之下，看起来民营资本是最弱小的对手，这一点让吴晓波行文时每每流露出不平之意，“民族资本家”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所积累的这一点家当根本拿不上台面来一博。国际资本随时可以买断这点家当随后雪藏（正如在日化和胶卷行业出现的大规模外资并购），而执政党也可以随时找出“原罪”拿他们开刀祭旗（正如在“重型化运动”中贸然探入国家垄断行业的“铁本”）。但是，民营资本来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私生子一般出生，吃百家饭长大，草根资本家的灵活、顽强、无缝不钻和灰色游走的本能早已渗入到他们的血液和灵魂。我们能够听到重复最多的优势是“我们了解中国国情”。这种了解体现在他们可以从最底层的地方政府进行渗透，继续权钱交易，将中央放给地方的权力转换成他们的“生产力”；这种了解还体现在吃准了中国政府必须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挺进到“拉动国内内需”的头号马车——房地产及其关联行业中；他们还最早认识到房地产的投资价值而迫不及待地为高房价拖市；这种了解还体现在他们立刻响应政府的“爱国主旋律”并及时地利用这种主流宣传和自己的营销行为相挂钩；这种了解还体现在黑煤窑、黑工厂里雇佣童工、高危生产等残忍招数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压榨出每一滴油；他们还可以在外资面前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认知而成为“打工皇帝”或合作伙伴；或者将自己转换国籍身份重新回到国内促成多项收购、兼并、合资或协助国企的海外上市，并在这一系列操作中为当权者实现“权力寻租”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他们还能够在短短的数年之内，足迹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寻找能够生存的土壤，并将中国的廉价商品带到阿富汗、好望角、柬埔寨、巴黎、纽约的平价集市上……你很难说这些行为是完全地好或完全地坏，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被深刻的不安全感所驱逐，他们必须让仅有的一点资本尽快生利再生利。
　　
　　吴晓波为他们选择的典型代表是史玉柱。我认为，史玉柱和那些面孔模糊不清隐藏在各种身份背后的“中国资本家”相比的所作所为要轻量得多、透明得多。被称为“恶之花”的庄家，从99年消失了的吕梁到08年跳楼的魏东都是更了解游戏规则的“资本高手”。不过，史玉柱破产后再度还钱、脑白金以恶俗广告抢滩乡镇市场和网游依靠未成年人缺乏自控力而获得成功，这串脚印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实的“资本代理人”形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资本的要求——他的手下曾经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进军网游市场：脑白金让我们在白天睁着眼睛挣钱，而网游可以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挣钱；同时，史玉柱对待其所有商业合作伙伴的利益承诺从来没有落空，他恪守着作为资本代理人的商业信誉。
　　
　　我们当然可以提问：为什么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企业家不能在道德约束下表现更加有“社会责任感”？与之可对比的是种种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随手拈来的例子：排行前列的富豪们把财富大量捐给慈善机构、出资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本家、以及“死而富有是可耻的”等等格言。不过，以上这些例子都带有“选择性倾听”色彩，在资本家的集团里，仍然有N代相传的企业家族，仍然有死而富有的大量案例。用热钱随意冲垮一国经济然后带走真金白银留下一地烂摊子的金融恐怖主义者表现得更为抢眼。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种危机下开出的条件说明了它们的立场不可能是英特纳雄耐尔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在逐利上只有相同的本性，资本绝不因为其代理人是黄皮肤还是高鼻梁就改变它的规律。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当权者在退出的领域中采用扶植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倾斜，那么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可能不是遍地的洋品牌或假洋品牌，而是掌握着大量财富的某某“四大家族”，所有的差别仅此而已。这一点上可能是我和吴完全倒向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在退守的垄断领域内突然发力？吃下了各种药方都不见效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在减少为十几个之后突然有了“全球第一市值”的实力？如果说垄断能够产生效益，那么在国有资本过去垄断几乎所有领域的时候效益怎么没有体现出来？答案有点吊诡。这是因为当所有资源都由中央计划的时候，市场不存在，则未来收益很难体现，中央计划主体只以“成本核算”划拨调度。而在一个越来越发达的市场中，下游的厂商愿意给稀缺资源更高的市场价格，因此垄断了生产资源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不经过市场竞争的搏杀如收税一样坐收渔利。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一边以要完成国家任务为由申请补贴，一边从利益的角度又越来越倾向于销售给愿意出市场价的体制外买家。国有企业的经营人也因此获得了最丰厚的权力寻租的机会。这在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规制”时代就初现端倪，只不过在“国字号”海外上市的时候达到了颠峰。在这里，和股份制改造一样同样出现了“悖论”——在一个流动性更强、融资能力更强的资本市场上进行估值，则企业的价值会更高；这就象一件古董在有10个买家的拍卖行进行拍卖和在有1万个买家的市场拍卖的差别。为了实现这一点，允许外资掺股国有企业可以取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入场券，这张入场券可以把整个企业的价值推到更高，也就是说，越卖国，则国有资产的价值就越高。不卖，国有资产当然不会流失XX亿，但这XX亿恰恰只有在“卖”的前提下才会成立。不卖也不会有人给你XX亿。
　　
　　除了这个悖论，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切问题仍然存在。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双重角色合一的国有企业经营人仍然“负盈不负亏”，书中给了中航油的陈久霖一个特写；所有“想有所作为”的国营企业家都要冒“犯错误”的风险，而不犯错误的保守型官员企业家则仍然不可能改变国企的沉暮景象，不理解的请品位褚时健悲情；如采用“效益提成”等短期激励方式，则企业的正常折旧和设备更新会影响当任的官员业绩而被一再延误，国有企业因为决策保守而错失发展良机的比比皆是；另外，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后在股东压力下将盈利期望转化为想方设法确保垄断地位，有的甚至以业绩为由要挟政府提供保障优惠，请参考电信和石化企业之作为。这样，向垄断企业开刀只能成为消费者的无奈呐喊，最多引起一些媒体讨伐，不会成为国有企业内部或其上级政府自我变革的内部动力。
　　
　　（三）是泡沫总要破灭
　　
　　《激荡三十年》为了赶上出版的时间而在08年初就截止。2008年到现在也只过半，不过它的里程碑意义已经浮现。再过三十年回望这个转折点，我愿意打赌，现在的光荣和荣耀都会褪色。从经济意义上来说，2008年本来可以是控制经济过热的时机，但是执政党为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放弃了。这个因“奥运会”、世博等“盛世盛会”而格外炫目的“中国泡沫”会越吹越大，最后，第三条经济规律将再次被证明——是泡沫总要破灭。可能只有在我们遇到了一次象样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才算真正经验了资本主义甜蜜和忧伤的轮回周期。当潮水退去，裸泳的人都会显现，无论他们顶着国有还有外资还是民营的帽子。而现在，考验还远远未完，还有课要上，有学费要付。三十年里我们速成了很多技巧，可惜可以被拷贝可以速成的都不是精华。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伟大的企业家。就象那些早已写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定理，在不经过改革开放这场全民大实验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如同现在我们不知道一旦整个经济体的信心发生雪崩，会出现什么？
　　
　　这个大泡泡是在2007年开始吹起的。在1998年“国退民进”之后大量的民营企业以“所有人”身份开始理性投资而带动了企业的效益提升，到2005年民营企业家手中持了更多的流动资金，而一直拉动民营企业增长的“外贸型”出口加工引发了大量的国际贸易摩擦，MADE IN CHINA带来的失业恐慌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人民币被迫升值，这使得继续投资“外贸型”行业的预期收益降低，整个经济体中投资渠道的窄化促使资产流动性迅速膨胀，07年的股票狂欢让沉寂了八年之久的中国股市亢奋不已。与股市同期增长的还有房市。谈到中国房市，由于它在启动点上就有促进居民大宗消费，拉动内需，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等等政策性目的（详见书中1998章），又由于造房和土地征收、审批等政府行为有着直接的关联关系，其中寻租行为不可避免，房价从一开始就有被推高的N个条件，而缺乏向下探寻的动力。正当中国土地上最需要房子的普通人观望着房产价格何以如此高企，纳闷着为什么发展商不愿意投资“平价房”薄利多销的时候，接盘的买家出现了。港澳商人、温州炒房团、政府官员……把最早买商品房的人员名单拿出来就是一张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既得利益者的完美写照。他们敏锐地发现，房地产带动的是将近60%的中国内需，由此判断，政府绝对不可能不托市，他们的投资决定让房地产这一行业利益链条从供应到建造到销售被全面打造成功。大量早期买房者只买不住，房地产一出现即被当作投资品，这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很罕见。中国房产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现象让人大开眼界。到2007年，这一趋势在持续了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绑上了房地产的战车（后来普通消费者也发现房子永远只升不降，那么早买总比晚买好，出现了毕业就要买房，首付借钱也要买的“房奴”一族。而一旦买了房的人就不希望房价下跌。）这样即使房价已经和普通民众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它也很难掉下来了。在网上，这被称为“房地产挟持中国经济”。2008年还可记录的是“新劳法”的实施遭遇阻力。“新劳法”是中国政府将公益包袱甩给企业的又一次尝试。沿用的是98年的“国进民退”方式（那一次将医疗和教育推向市场化的做法已难以为继，形成和“房改”齐名的三大难题）；可惜这一次没有“资产重估”的大蛋糕诱惑，民营资本家采用各种方式逃避新劳法规定的职工养老和社会保障“义务”，造成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当股市、房市双高的时候，你基本可以判断经济已经过热，而07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则是加强肯定了这一点。08上半年出台的几项经济政策沿用了“四年一紧缩”的经验路线，一向把稳定放在首位的中国政府也欲给经济再度降温。（据吴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分别出现在1981年、1985年、1989年、1995年、1998年和2004）。但是这一次，几个因素将妨碍这种调整的奏效：一、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在08年迎来了大小非解禁的高潮，如果说法人股在没有流通的时候都能够造就“恶之花”的庄家，那么可以想象有多少利益相关者将利用大小非解禁大捞一笔，而这些面孔模糊身份不清的人无疑和政策的制定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形成08-10期间国家托市的动机；二、绑上了房地产战车的中国经济仍然要维持高房价，房地产拉动的需求部分仍然是出口疲软之后更不能放弃的经济增长点；三、2年前已经拿准人民币将被迫升值的热钱开始获利离场，中国政府需要继续创造投资热点来弥补这部分缺口；四、受人钳制的进口能源将迫使下游企业以提价的方式弥补运营成本的高涨，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投机风潮愈演愈烈。五、由于本次“过热”并不是全行业的，而是很有目标的投机炒作，和过去的投资性过热有所差别，因此过去的宏调经验，比如收紧银行贷款等措施的影响有限，用来投机的本来就是流动资产。在08年中段，为了维持“稳定”或“金融安全”，政府放弃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制，转而改变为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表面的繁荣直至所有的牌都打完。与日本合作开发东海油田、商务部长到处“送大礼”为交换美元走强、放开外资进入房地产以期新的投机者协助托市……08年我们看到的完全不顾及经济体的健康而刺激投机加剧的措施，这样高增长和高通胀将同时并存，这一情况持续得越久，未来泡沫破灭时候就会越触目惊心。
　　
　　
　　（四）艰难重生的公民意识
　　
　　在梳理三十年经济历史的时候，无论吴多么小心，他都无法绕过冰山——我们的改革是跛脚的改革。它曾有过从下到上的热情，却始终缺乏从下到上的监督；如果说最开始出现的政策随意性解释是因为缺乏经验，那么92年之后更多的则是因为利益相关。1992年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器只服从于政党，甚至只服从于某些官员的例子。地方政府在和企业管理者“分赃不均”无法言和的时候，就可以搬出任意的借口对当事人进行关押、审判、定罪。我们看到社会公平让位于的甚至不是效率，而是私利。在执政者首先践踏公义，下场夺利的时候，所有其他玩家都变成迫不及待的同谋，而处于利益边缘的普通民众只要被瞒过、骗过，甚至用暴力瓦解。（行话叫做“搞定”。）这让整场改革的公平性正义性遭到质疑。朱学勤在他的同名演讲“激荡三十年”（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72163/）中把78-92的第一阶段称为“观念风暴”的阶段，而把92-08的这个阶段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如果你仔细查看经济或政治或文化上的变化细节会发现，此言不虚。第二个阶段中普通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大为下降，除了“爱国主义”被重新祭出以期凝聚民心之外，第一阶段中非常活跃的“观念”或“思潮”已经鲜有人提。那种由下至上的“献言献策”的热闹景况变为“一鸟入林，百鸟噤声”，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再难见到。不过，第二阶段的经济起始点虽在92邓公南巡，但其体制缺陷却与1989年再次展现的赤裸裸的政党暴力有很大关系。那一年，一党独大、党指挥枪、党决定一切的独裁专制的本来面目一览无余，坦克车碾过自行车的流氓行为震惊世界，从此民间的独立思考空间一直受到打压。“文革”和“改革”虽然在很多方面是相互否定的，但唯一不变的是对民意的钳制以维持一个流氓政府的权威。“不争论”的确曾经给过民营经济存活的空间，但用枪逼迫的“不许争论”则完全视制度建设的理性诉求于无物。一国之最高权力机构一方面表现出对财富的热烈渴求，另一方面表现出对规则的任意践踏，社会监督和公众质疑可以用暴力压制，这无疑促使了最有钱的和最有权的紧紧拥抱，只要民众“闹不起来”或者“闹不大”则真相可以被隐瞒，判决可以被更改，当权者就可以一手遮天。贫富分化则立刻上升为世界前列。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还是多数人的共识，那么第二阶段改革则只成为少数人的“盛宴”。打着“反腐”旗号的“肃贪”则行动不过是利益分配不能达成时的权力角逐（请观赏08年重新布局的太子党权力之争）。社会道德底线被一次次突破，多少曾经天真热情的热血青年无不依附权贵，以出卖灵魂为生，能够靠良知反抗强权的屈指可数。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曾经稍有萌芽的“公民精神”、“宪政意识”可怜地在40年代昙花一现后就成为世纪绝响，如果不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国弱民强”，到现在连被追忆的机会都不会有。一旦将权力而非国之福祉视为政党之最高利益的中共当权执政，整整六十年里，法治、自由、人本的制度理性始终都被当作是对权威的挑战而摈弃，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私营经济永远能放大它逐利的贪婪，而缺乏根本的公正，更谈不上形成良性竞争的健康经济体。在这种土壤中成长生存的民营企业家只能是权力同谋，是经济工具，是机会分子，而不可能是科技和管理创新的先锋。
　　
　　在民间暗地涌动的思考中，有些人期望一场经济泡沫能够触发更深层的政治变革，如果房奴变为“负资产”，如果一夜之间我们被资本玩家洗劫一空，如果有产者也能看清财富买不到制度保障，是否会掀起新的一场“宪政改革”？随着各方利益的失衡，体制内会不会出现如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这样的变革者？还有人预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摩擦会导致联邦制从而瓦解一党独大的局面？稍有放开的媒体舆论和匿名的互联网能把民间监督带到多远？一旦稳定被打破，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的“义和团”心态是否会再一次用“结果公平”替代“机会公平”？我们会不会再一次回到起点？
　　　　
　　也许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激荡三十年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场大戏还刚刚只演到中间，作为其中或大或小的角色，我们还要抗下去。这个过程也许观者可以发出“浪漫时代”的感慨，观赏到万马奔腾，山峰崛起，而参与“创世纪”的大小角色们却是无一日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除非我们这个群体能够表现足够的理性，能够从各种前行者的经验中吸收养分，能够允许独立的思考替代盲目的冲动，否则再华美的物质增长及转移最后都会成为幻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