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空间中的胜与负：一种建筑、战争及其他的共通逻辑

2008-05-07 16:35:46 　　来自: Hiver (养疯人)
负建筑的评论   

　　割裂空间中的胜与负：一种建筑、战争及其他的共通逻辑
　　——《负建筑》读书笔记
　　
　　最早记住隈研吾倒不是因为竹屋，而是常和原研哉混淆。尽管知道他是建筑设计师，不免还是会有“建筑设计大抵也是小情小趣”这样的想法。拿起这本《负建筑》本是作“充其量止于人与建筑的关系”的打算，不想却遭遇了宏大的叙述结构，还被卷进了建筑本身的抽象世界。
　　对于建筑学门外汉来说，第一部分读起来可能会相对亲切。隈研吾在其中搭起了一个类似于理论框架的逻辑结构，这让他的立场和思维显得颇鲜明。建筑在这一章里和经济学、媒介、国家政策一道是为宏观理论观点服务的普通砖块。虽然内容包罗万象，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读出作者根本上是在批判由现代性引发的“物”被生硬地从其所属空间隔离的禁锢感，进一步批判人类企图通过扩散和延展现代性获得临时的解决方案这一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正是由于“物”在被隔离后自我存在无限放大，产生了居高临下或者说排斥的“胜”的对抗感，使得物化的社会无处不弥漫着支离破碎的冲突。因此“负”的建筑、包括“负”的人、“负”的社会才会在隈研吾心中显得如此重要。
　　从第二第三部分开始，隈研吾突然倒转了叙述视角，更确切地说是进入了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写作，从宏观的理论跳向建筑设计领域，再由这个有限的范围阐发出观点。他选取的切入点是具体化的，不管是第二章的建筑实例还是第三章的类似于沿革的东西，但对于我来说却显得艰涩了，甚至有一种缺乏全局性的凌乱感。或许思想上有所关联但看不到明确的主线，就像是大学教授的讲座合辑而不是课堂讲义。因此对于缺乏建筑知识的外行来说，在津津有味地读完第一部分之后，很难耐着性子解决整本书。
　　尽管如此，不管对学经济的还是学政治的，隈研吾的博杂还是让这本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一千人一千种读法，而我在此间看到一种有趣的理论视角，空间的分割和统合。
　　文章从凯恩斯主义的住房抵押贷款和公共建筑说起，提出了20世纪建筑在根本的姿态上发生变化：在割裂的空间中建起完全自我独立的庞大建筑，“实在是一个惹眼而又略显孤寂的物体”（P311）。这实在很难不让我联想三十年战争之后乃至冷战以后的国际体系，即孤独而突兀的民族国家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逻辑。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开始，影响世界至今的一套思维模式开始确立，世界的空间从混沌的开放和相互联系转变为一个个独立割裂的空间。巧合，确切地说是必然的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发端的，也就是割裂是大工业生产的宿命。欧洲17世纪的战火某种程度上和经济形态的突变有莫大的关系，而并非表面上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冲突。
　　讲到战争，非常有趣的是隈研吾在书中有一段对战争逻辑的描述：“支配20世纪的是战争逻辑。根据这个逻辑，不同性质的空间，不同性质的文化被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则强行结合到了一起，当不同性质的两个空间开始接触后，人们明白了要在这样两个空间纸上构筑包括它们两者在内的元级空间是不可能的。这时人们采用了战争手段。在这里输赢是由极简单而无聊的逻辑来决定的，简单而敏锐地东西战胜复杂而脆弱的东西就是战争理论。”(P105)
　　在我的教科书里，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定义为一种工具，“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一般认为走向战争的决策都是在成本—收益的衡量中理性做出的。然而我始终认为战争只是人类在疲于思考更完善的解决途径情况下作出的非理性（确切地说只是反人道而草率的）抉择。因为打完仗的胜方绝非完全收回成本，相反有些成本并非是可以计算成等同于收益的。正如梅特涅呕心沥血扶住的欧洲均势的脆弱框架，在他死后便以战争的形式彻底崩塌，因为没有出现如他一般精于外交艺术之人。隈研吾所作的描述并非现实意义上的战争，只是一种建筑上解决问题的极端逻辑，但却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战争逻辑面前，试图实现通透空间的元级空间太过复杂，战争逻辑不允许慢悠悠地去同意不同性质的空间，像构思元级空间那样，但他极为简明，就像粗暴的现实主义那样， “胜”与“负”的零和逻辑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拥趸，尤其是在以割裂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国家时代。
　　试图构造一个打破国界的元级空间是如此困难。东亚各国各自画地为牢，经济上的合作也因为权力的角逐难以实现，如果有人想拿欧盟作例，且不去说欧洲联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也算不上，只不过是合作联盟。即使是，欧盟的存在也不过是将结界扩大，割裂的世界的本质并未改变，就如同“整体空间”理论无法根本解决“失败的物质”一样。（P48）这一点我们从欧盟东扩受到与日俱增的阻力中便可窥见一二。
　　隈研吾又接着写道：以往那种形式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并非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生存空间——Iris）并没有那么透明，取代战争的并不是和平而是安全管理，支配空间的也不是透明性而是安全性。虽然网络使所有一切好像连成了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世界仍然被各个安全体系分割成无数个画地为牢的独立单位。并且，存在于这些独立单位之间的缝隙也不是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他们之间的缝隙和裂痕处只是暴力的场所。（P106）如他所说，一战二战外加核武器让战争变得如此令人恐惧，但人们拒绝战争并不意味着空间分割的终结，老生常谈的合作也异于自由主义的妄想。基欧汉在谈及制度及合作的本质时指出，在和谐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他显然是与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在制度所提供的透明信息中实施多重博弈的行为体本质上依然是博弈而非相亲相爱，也就是囚徒在被分割的审讯室中求“胜”的行为。而隈研吾所提倡的“负”，不过是在当前割裂形态下的呓语。写到这里，我脑海中“负”的概念似乎已经越来越接近所谓的“和谐”了，我也突然想把视角缩小到国内。我们无法否认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支离破碎到不忍卒睹的废墟，割裂的现代性特征伴随着残存的旧制度逻辑散发着腐臭。我们提倡“和谐”是因为不和谐，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提倡和谐是否真的就是一剂良方呢。如果“和谐”就是行为体（即公民）打破被时代竖起的空间藩篱建成融为一体的互相包容的元级空间，那面对现实就如同隈研吾浪漫主义的“负”一样，必然毫无疗效。如果“和谐”是所谓的“安全管理”，即相互孤立的条件下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合作的话，无疑我们是走错了理论方向。如果“和谐”正是粗暴地将性质不同的客体强行统一到一个粗糙的大杂烩下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正面对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可悲的、被伪饰包装过的战争逻辑。总而言之，和谐社会的理论如此粗糙就像是没有树干的树叶，马上树叶就会全部枯死。
　　隈研吾也提到了一种在现实中伪装成“胜”的“负”，“‘负’的信念得到提倡就意味着公共集体的瓦解，当公共集体作为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集团与外部接触时，这个公共集体中的成员面对外部的纷争会表现出‘胜’的信念。而当一个公共集体封闭起来不与外部接触时，其成员又会伪装出‘负’的样子，以确保自己在内部的人际关系，这是自我保护的做法。此时‘负’就是‘胜’。”（P91）有趣的是，我迅速反应出日本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对外毋庸置疑是割裂的，但其内部的和谐同样也是建立在个体割裂的基础上，也就是伪装的“负”构建了一个假象的“和谐社会”。不过这乃是我在想到我国号称的构建和谐社会时胡扯的题外话。
　　隈研吾在结语处将建筑物的庞大化、凯恩斯的经济学和民主主义相提并论，归为应对世界膨胀的扭曲策略。一直在思考民主主义和前两者的共同点。这时看到前面这样一段话：“这时不同性质被遗忘，继而出现了大众这样一个整体存在，大众喜欢简单易懂的商品，对那些复杂的、有内涵的商品往往敬而远之。”（P164）也许这段话可以解读为为了迎合被粗暴合并却和不同性质的分割个体所组成的大众，在建筑上是现代主义的密斯和柯布西埃，在政治上是现代主义的民主主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简单易懂。我大胆地假想，如果不是考虑到安身立命，大众也就是“民主”会更倾向于战争逻辑，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复杂而又烦人的外交相比，虽然两者的成本不能等价换算，但战争的成本是建立在微观个体的预期损失而不是总体成本的消耗上的，只要没有“损失”的实感，所谓的大众会接受这种单线条的逻辑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种叫做粪青的生物。这样一想，在战争伤痛的忘却中出现现实主义的“回到未来”也并非危言耸听。
　　隈研吾理想中的“负建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们不再俯视它，而是放低视角来亲自体验它，这正是建筑的归宿。”他深刻感受到建筑与法成为一个“物”、“客体”的角色所带来的孤独和悲哀。而这种悲哀的源头正是空间无法弥合的割裂伤口。但是隈研吾给出了一个他对建筑设计现实的诊断，却没有开出有效的处方，他的“负建筑”仍然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苛责他，因为给现实开处方本来就是一件长期被证实徒劳的事情，就像我们企求世界可以从本质上达到和平，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纷争中寻求合作一样。
　　最后，正如我其实并不明白建筑的“胜”与“负”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多少影响（相反我非常喜欢单纯作为被割裂开的“物”的摩天大楼），我也并不知晓建筑能够实现转向“负”的姿态有多大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本书的观点，这本书的理论力度我也无权评价。但隈研吾对建筑的观点和理论并不是作为外行人的我所关心的，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瞬间唤起对“负”的世界的希冀，又很快意识到这个本质仍然是“胜”的世界的悲哀，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才是《负建筑》之于我的意义。
　　
　　2008-5-6 夜 By I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