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的冒险

2008-05-05 15:37:36 　　来自: 新月 (无论谁能听见)
储安平与《观察》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本书的作者是大陆的著名学者谢泳先生，谢泳先生在本书中通过对储安平先生一生的勾勒和他倾其一生所创办的刊物《观察》，实际透射出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到中共政权建立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整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压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终结局，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屡起屡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悲壮的故事，而储安平先生就是这段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本书的基本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储安平先生的生平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储安平先生在创办《观察》之前投身于社会舆论方面的活动，主要是担任《客观》杂志的主编；第三部分，便是介绍《观察》杂志的来龙去脉以及最后各位撰稿人的归宿。在本人看来凝结在这三个部分的主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脉络，这一批知识分子不同于胡适先生那一代学人，而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学人。如果说第一代胡适那一批人造成了中国到现在为止重要的转变，那么那一批学人可以说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做了一个完美而悲壮的结局，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经是非常光彩的了。
　　
　　第一章，《储安平的一生》。非常遗憾的是，现存下来的关于储安平先生的生平纪录都太少了，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更多的都是散见于其他人关于事件的回忆中提及储安平先生。通过这一章，谢泳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早年喜欢文学，在大学期间深受胡适先生等《新月》派的影响，有着留英的背景，以后致力于社会舆论的建设。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学人中，谢先生认为往往是有这样一些特征的，即早年喜欢文学，有着留洋的经历，然后有着固定的职业。储安平先生也是如此，特别是留英的经历给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储安平先生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够主办一个像英国《泰晤士时报》那样的舆论，而不是组成政党直接干预政治，这一点同样可以说受到了胡适先生的影响，在之后的杂志生涯中我们看到储安平先生所参与的杂志，都是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于政治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角度立论，试图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本章的最后四节，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这里本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进行总结。事实上，了解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人在终结这一段历史的探访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化为乌有，所有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无论是胡适先生的垂泪，还是储安平先生离开复刊之后的《观察》，都给我们了这样一个无奈的结局。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到胡适先生和他的自由主义，是的，这种思潮的确只存在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内，但是不能不说这种思潮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在国民政府时期，纵然蒋介石政权再怎样封报馆，还是有空间说话的，但是在蒋介石政权垮台之后，这最后一线的空气也没有了。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自我的否定，谢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承认在1949年的变革中，很多知识分子的感情是复杂的，会有主动尝试了解并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但是自由主义的气息已经凝结在这些人生命中。因此，1957年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忽然间就能回到1949年前的样子。
　　
　　第二章，《〈观察〉的主要活动》。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建设中国舆论贡献所有力量的储安平先生，谢先生从“《观察》报告书的意义”，“‘《观察》丛书’的情况”，“《观察》与学潮”（注意，是1945年到1949年之间的学潮，不要紧张），“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四个方面给我们描绘出《观察》的主要活动，这四个方面同时也是第二代自由主义学人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做作后努力的四个方面：建设舆论、建设学术、支持学生、呼吁和平。但是很明显，中国当时的环境完全不是英国那种宪政国家的环境，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真心实意要进行民主宪政，脑子里面所想的，不过是争天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用枪杆子说话的，被专制思想僵尸紧紧抱住的中国，这样的努力是悲壮的，是发自对国家民主宪政的渴望的，也是最终会破灭的。谢先生最后一部分以“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一文作为本章的结束，不知是不是他有心。当所有的理想都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们退到最后的底线——呼吁和平。在那个战争已经成为“共识”的时刻，“呼吁和平”意味着被骂，被认为是“为敌人绞杀人民的战争赢得喘息和准备的时间”。这种狭隘的政治解读现在看来与作者的观点多么南辕北辙。在这里，他们为了整个中国的前途，呼吁和平，仅仅是，呼吁和平。当然这一点也显然不会被政治人物所理解。
　　
　　第三章，《〈观察〉的两次争论》。在这一部分中主要是阐述了发生在《观察》上的两次争论，即“中国向何处去”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向何处去”。现在纠缠于当时作者的观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最终的发展无论他们持什么样的观点，终究是发生了。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自由主义学人本身立论的立场是不同于国共的，是站在已经遭受了八年战火荼毒的百姓身上。他们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国民党，认为中国向何处去要取决于国民政府的态度，他们认为国民党完全回到战前那种状态已经不可能，而实行共产主义又不现实，最重要的还是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革。而在其中观点争论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这本杂志都能刊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949年之后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舆论一律”。
　　
　　第四章，《〈观察〉的自由主义传承》。在这部分中谢先生回顾了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线索，看到储安平先生在形成其思想的时候胡适及《新月》派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甚至储安平先生向胡适先生直接通过信。在这里引用本书的一段话就能最好的反映出四十年代第二代自由主义学人从上一代，也就是新文化运动那批学人身上传承的东西了：
　　
　　“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与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决不是个别独立的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做出的决定不合理，就马上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以专业为借口，远离社会政治。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
　　
　　第五章，《〈观察〉撰稿人的命运》。已经是落幕之后无奈的结局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共僵持的岁月里，这批学人实际上对国共两个部分均有理性的认识，因此这最后的结局更能体现当时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在专制时代都被扭曲了，士大夫只知道效忠一个所谓“正统”的政权，而在这里，这一批学人所效忠的却已经是一个人类的普适价值，而最后的命运也添上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
　　
　　最后的总结，本人只是想到了一个埃德加·斯诺曾经说过的故事。这位美国的记者曾经在抗战的陪都重庆生活过，他说，每天当日本飞机前来轰炸的时候，我站在歌乐山上都能看到有中国的战斗机起飞迎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起飞迎击的中国战机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看到天空中只有一架中国的战机奋力地迎击一群溯江而上的日本轰炸机，在那一刻我想为那架小小的勇敢的战机写一篇诗歌。鄙人对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所有感情可以说都包含在这个小故事中了，有心的人可以自己去理解，留下两句话：
　　
　　一场华丽的冒险，一个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