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细小的事物也已无可挽回 (评论: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

2008-05-05 14:30:01 　　来自: 帝国主义就是那个画皮的妖精啊 (杭州)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虽然经过长久的酝酿，但现代汉语最终是在民族危亡四面楚歌的年月里生成，它几乎是天生用来呐喊、揭露、嘲讽、唤醒和歌颂的，这样的音色以最大的音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然其中也质地不纯，潮流更迭），直到今天，当人们读起一部涉及真实历史背景、涉及政治敏感地带的小说，譬如《扎根》和《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还会为在其中找不到那些顺风或逆风的声音而奇怪、而大呼小叫。但是韩东自己说：“批判是文学比较粗糙的功能，是它等而下之的使用。”
　　有人写大时代，有人写小人物，都无不可，但这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事情，除了大时代和小人物，可写的东西还有太多，都撂在韩东的肚子里了。《扎根》和《小城好汉》的确关乎特定的历史背景，作者没有回避但也不强调这一点，那并不说明他在小见大，刻画时代群像，事实上小说中那些情绪、那些意味在什么时空下都可能发生；作者的确关注生活的琐碎之处，甚至陶醉于此，津津有味，但那并不就是关注小人物，就是民间立场，他笔下准确而不容置疑的贫困也并非为了写所谓“底层”。事实上，“大时代”和“小人物”这样的说法已经充斥了意识形态的味道，预设了一大堆的是非。没有那么多是非，韩东只在乎一种朴素，一种一对一闲聊时的真诚态度。
　　韩东把小说说成闲聊，说成张长李短，那显然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他说，小说“就是把本质上无聊的东西加工成不无聊的。聊得人热泪滂沱、心脏紧缩那是艺术。”事实如此，如果说他的短篇有时还不免以巧取胜，四两拨千斤的话，那么他的长篇实在显得笨拙，只有笨拙——而这笨拙、琐碎以及对无聊之物的一往情深，又恰恰是一个妙计，他以此避免去招惹那庞然大物，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呐喊、揭露、嘲讽或唤醒，从而保住了日常闲聊的朴素质地。谁知道他这招是费尽心思还是无为而为呢？
　　
　　来看内容和结构吧。《扎根》之后，韩东在《小城好汉》中将个人成长史继续展开，主要叙事时空从七十年代初期的下放地三余转移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的共水县城，焦点也从童年家庭生活转移至少年意气的友情故事。当然，把后者当成前者的续集，未必是作者的用意，但不妨作为读者的读法。
　　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主人公，那么根据封皮上那三个少年的提示，我们勉强可以列出这三个名字：张早，故事的叙述者，淡漠世事，立志做一名画家；朱红军，争勇斗狠，信义无边；丁小海，懦弱却坚韧，笑脸常开，平和一生。一般的说法是，这部小说是在刻画了这几个人共水县中同学的不同命运，而韩东自己也交待，他写的是“命运”。然而这里已经有了许多误会，即使一厢情愿，我也想做一点澄清。
　　主人公，英语作hero，泛指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它还用来专指一个民族的古老传说或早期英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贝奥武甫》）中歌颂的任何人物。显然这两个意思并非是字典里静态并列的两个意项，而且是有历史迁衍之关系的。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英雄），其正业乃是战争或者冒险，或者进一步说，所谓“命运”便在这对抗性的事业中展开。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十九、二十世纪，《简•爱》、《红与黑》且不论，即使《尤利西斯》、《局外人》这样的现代小说（甚至“反英雄”小说）仍然在这一轨迹上运行。相比之下，《小城好汉》显然有着更多的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色彩。韩东曾在数次在访谈中提及这部作品与《三言二拍》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注意。
　　传统白话小说这一体裁源头可溯至《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小城好汉》前三分之二部分的结构方式便非常的类似“列传”。事实上，就整部小说而言，《小城好汉》找不到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主人公。章节和章节之间的关联，并非某个主人公命运的起承转合或时间线索上的因果、始终，而是对琐事或人物絮絮叨叨的盘点，是静态的、空间上铺散开去而在视觉上能够收拢的；倒是每一个章节内部，以一个或几个人物列传的方式勾缀。这种形式非常类似浦安迪用来与西方时间性叙事结构并举的中国传统小说空间铺缀式的叙事结构。话句话说，对于《小城好汉》前三分之二这样的非时间性结构，无所谓插曲，只存在缀段。
　　时间的无可挽回的轨迹在后三分之一处才显现出来，章节标题也一下子变成了年份的直接标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流逝，一九八五后陡然加速，五年一章，然后十年一章；大伙毕业之后，时间加速度被注入，产生某种急转直下状态的时候，“命运”感生成。出于对“一九七八”以前部分那种讲述琐碎事务时的陶醉状态以及类纪传体式的偏爱，我实在不肯承认这是一部关于命运的小说。但如果辨证一些，也恰恰是由于前边部分让时间停顿下来，由于那样耐烦地静观细讲，才造成后边部分强烈加速度下的一泻千里，命运无常。
　　
　　《小城好汉》的节奏、口吻和《扎根》有一以贯之之处，我以阅读《扎根》的方式阅读《小城好汉》，竟发现还要来得畅快。包袱连绵，幽默一如既往。但几乎所有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都会用到“幽默”这个词，倒真的叫人意外，仿佛韩东要跟马克•吐温甚至马三立站在一起了。不、不、不，韩东自辩道：“我的幽默是观察者的幽默，不是表演者的幽默。我看见幽默、发现幽默，但不生产幽默。”
　　对我而言，那所谓的幽默是一种抒情。当朱红军被捕，接受严刑逼问时，自己咬断了舌头，韩东这样写：“于是他灵机一动，啊呜一口，竟然生生地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吐出一截，连血带肉地吐到了牢房的地上。如此一来，就万事大吉或者万事皆休了。有口不能言，别说是招供不利于同伙的内容，就是为自己辩护也不能够了。他这一招到底是跟谁学的呢？”写一个触目惊心的镜头，末了却如此设问一句。似乎这段话不是供你阅读的，而是闲聊时听韩东讲来的，到最后问出那一句时，他一脸的坏笑又一脸的不可思议；你一定也会应承地笑笑吧。而你们的笑笑，实在是因为没有了办法。韩东说他避免抒情，而这一句设问就是他的抒情。
　　“我不太给人希望，除了一点幽默。希望是坏东西。人应该彻底绝望，才会有觉悟，人得死而后生。”这未必是《小城好汉》的主旨，却在韩东三部的长篇里一以贯之。叫人绝望的也许并不在沧海桑田命运无常那个层面，更可怕是最细小的事物也已无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