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我封闭的大众心智

2008-05-02 20:07:57 　　来自: tillich

大众的反叛的评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精英”这个词语不断遭到抨击，饱受诟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公共生活的意见市场中，只要谈话中涉及到对某种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质疑和批评，那么，那些醉心于时代流行的生活方式的人就会以“大众”的身份来提出抗议，以大众的自主性和大众私人生活的自由为依据来反对“精英式”的批评。“大众的选择，不需要精英指手画脚。”
　　这种将对话者的身份进行“精英/大众”的简单划分，这种通过所谓的“大众的自主性”来封闭自我的世界来逃避反思自我的做法，丝毫无助于解决我们在现实的智识文化和物质文明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这里，单纯的指责是无济于事的，关键是要去发现，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大众心智的自我封闭，是什么隔开了大众和本真思想的距离？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基于他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为上述问题带来了一些启发。
　　《大众的反叛》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大众民主”在欧洲成为政治生活主导的特别时期， 大众民主的积极成果是显著的，然而，穆勒对民主社会中“多数人暴政”的担忧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敏锐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意识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逐渐陷入的深渊：
　　
　　“世界正值夜半，诸神逃逸、大地瓦解，人成为大众，一切自由与创造之物遭到怀疑和敌视，殃及整个大地……”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这番概括，隐曲地道出了那些意识到“大众民主”危机的思想家的忧虑。加塞特对大众心智的反思，也多少是在这个视角上展开的。在“大众民主”的时代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新的现象在暗中撼动人类的创造事业呢？加塞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新现象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初看起来，此言颇与我们的常识抵牾。“现实中到处是平庸但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而承认自己平庸，难道不就已经表明他将放弃自己的权利，听从那些启蒙者或精英的指导了吗？”常识的这种疑虑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也正是这种疑虑让我们透过加塞特的字面意思而抵达了他批判锋芒的真实所指。对加塞特来讲，我们这个时代“大众民主”带来的弊病并非是伪装崇高或者媚俗，这种虚伪并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虑的乃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在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最高价值废黜的情况下，人群已经失去了方向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已经没有了高低上下之分。不同人群在遵奉着各自的神灵（即价值观）进行着韦伯的“诸神之战”。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只要是基于本真的选择，色情事业与农夫勤勉的劳作，叛国行为和思想文化上开放的国际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就都成了在观念上得到同样对待的“大众的选择”。
　　在加塞特看来，在以尼采道出的“上帝之死”为象征的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是一种生存观念的彻底颠覆：这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对平庸的权利的主张，而且更可怕的是大众基于他们自己的体验，从根本上否认最高价值和高尚的生活方式存在的可能。对于大众的心智而言，一切无法为他们所理解，无法被他们所践行的生活，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真实性，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伟人、英雄和人类文明的革新者，都有必要对其生平进行还原，还原为他们所能理解的经验。应当说，本来从杰出者心灵中探求心意相通，寻找自身生存可能性的要求是一种积极提升自己生存强力的有益方式，然而在一个商品化、物欲化的时代里，在一切文化产业都无原则的刺激和满足公众的低下欲望的时代里，这种试图理解思想巨人的尝试很快就转为一种窥私欲的满足，一切人类原创性的理想激情，都被平庸化和侏儒化为人类私欲的曲折表现。最终的结果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高度被齐平化了，被按照公众的尺度给腰斩了，凡是有人要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追逐卓尔不群的目标，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不得体和虚伪的，要不就是野心勃勃的。正如坊间的流行话语，我们这个时代欢迎贪婪而无所作为的庸人浪费公民的税收，也不希望一个有抱负的人努力追求无法在短期实现的计划。在畏惧巨人的时代里，后者永远都是纳粹，永远都是伪君子，永远都是因为精神病态而出现的异端，永远是需要以各种怀柔的方式边缘化和压制的声音。斯特劳斯批评的“堕落的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和宽容中，恰恰隐含着对自强、独立、创造和超越的不宽容。
　　公众在一片默然之声中坚持着对超越于日常私欲的世界的封闭，这种情形是如何形成的呢？加塞特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所以无法从这些方面给出他的答案，他所能做的，只是从心理和思想观念中去揭示问题，重新唤起我们对大众心智的反思。
　　在追问之初，有必要明确的是，到底什么是精英？现在某些人在对话中惯于以“大众”的身份自居，来反对“精英式”的批评话语，但是，他们对“精英”的理解，却是相当狭隘的。在他们看来，精英就是有社会地位，掌握着政府的特权，并且在某个领域具有权威话语的人，因此，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精英，取决于他的职务、职称、收入、国际国内获得的认可资格证书乃至家族背景和社会人脉等等，然而，在加塞特看来，这些外在形式根本就和真正的精英相去甚远，上流社会和特权阶层，从来就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精英，精英不是一种静态的、已经给定的身份或资格，恰恰相反，
　　
　　“在我的心目中，精英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对于精英而言，生活是一种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创新，他们会自由地设定目标，合理地评估价值，并在这些伟大目标的指引下过得积极、奋进、独立、自由而自强不息的生活，他们的荣誉，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权威，并非是通过职务、称号或者其他社会建制化的规范现成给定的，而是通过他们实际的思考、行动和创造中赢得的。依照这条思路，加塞特进一步推进了他的观点：已经授予称号，获得稳固地位的教授、博士、银行家、金融家、政客、世袭贵族未必就是社会精英，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现状，仅仅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仅仅在个人和家族的荣誉中自满自得的话，而一个在土地上倾心耕耘的农夫、一名尽职的工人，一个不安于科层管理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并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批判意识的白领，他们由于本真的良知，以及他们对现实超越性的批判意识和努力改变现状的顽强毅力，不仅完全是个精英，而且还是个不可替代的社会精英。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少几个甲骨文的专家（希望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同仁别生气，我绝对没有对这门学科有什么偏见，只是想表明，无论社会现在怎么优待我们这些专家，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优厚的待遇都是靠无数脚踏实地的农夫牺牲他们的自由时间换来的，所以，我们是最没有资格歧视这些劳动人民的），但是，人类绝对不能完全没有人来耕种，现代都市人对农民的歧视以一种合理性的方式反映在不同的谈话的话语中，反映在不同影视节目中，甚至反映在法律政策的规定和实施中，但是，这些现实存在的东西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身是否就应该是这样的。加塞特对“精英”的独到理解，恰恰消解了社会对“精英”和“大众”的偏见，而站在这个视角，我们恰恰能发现，在日常公共话语中那些倡导“大众”平庸权利，以对抗“精英”话语的人，其实恰恰是某些占据着社会特权，赢得了专家话语的“精英”，他们害怕听到来自代表着真正大众利益的精英对他们的特权的批评，害怕自己丧失掉话语权，所以才混淆视听，老拿着“大众”平庸权利的幌子来捍卫他们奢靡、糜烂而又不思进取的生活。
　　群众从来就不是平庸的，因为对一个群体本质的界定本身，就是一种独断的简化，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一个群体的进取心，从来都是历史文化与境中的产物，庸众的心理，既来自商业意识形态本身对文化和思想的侵蚀，也来自某些传播者假借着经典之名所贩卖的精神鸦片，通过这些鸦片，可以有效地驯服民众，让他们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而现代消费文化，又借助这种欲望，施行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统治。而加塞特不无忧虑地看到，“知识分子”这个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首次发明出来的名词，一度代表着学者的良知和对正义、平等和弱视群体的现实关切，现在却开始逐渐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丧失了这次词语本来的含义。不仅自然科学，就是在人文学科中，我们也看到大量自满自得地固守于一个专业和一个研究方向的专家，他们对于学科之外的事物没有兴趣，更罕有对人性和现实苦难的关注，对于他们一切以他们所从事的学术规范为要务，别说其他学科，就是同一学科不同流派，也罕有对话和争辩的兴趣。
　　这种学院豢养的“新贵”成为世俗眼中的社会精英，可惜他们虽然可以在理论上超越爱因斯坦和牛顿，但是在其创新心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力度上，永远也无法达到他们的境界，是的，顺从既定的规范将让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功成名就，并且不得罪任何学术专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取的吗？
　　加塞特对学科专业化的野蛮的抨击，进一步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权威和专家，并非就是“精英”，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有着以往时代一切精英无法比拟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但是，很难认为，他们就一定拥有比以往精英一样的创造性和精神高度。20世纪上半叶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他们诺贝尔奖带来光荣，而20世纪后半叶的诺贝尔奖得主，是诺贝尔奖带给获奖者殊荣，爱因斯坦等人即使不得诺贝尔奖，也可以凭借着他们的成就而享誉于文化和思想界，但之后的获奖者，倘若没有得奖，我们罕能他们在做什么。至于我们国内的某些金融高管，拿着国际一流金融专家的佣金，在这方面倒真是挺能与国际接轨的，但是他们的实际管理能力呢，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金融服务呢？不知道这些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国内“精英”什么时候也能和国际接轨？
　　在这里，我想起了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中提出的一个相当有趣的理论。他指出，一个社会精英的角色从来就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这不足为奇，有趣的是他提出了兴衰的规律，尤其是旧精英衰落的规律，他总结为两条：
　　
　　第一， 衰落的精英阶层变得比较温和，比较有人情味，同时也不太能捍卫自己权力；
　　 第二，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自己的非法所得物，侵吞国家的财产。
　　
　　由此反观加塞特的理论，大概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对大众心智封闭负主要责任的，恰恰不是大众，因为大众并不等同于庸众，大众被塑造为庸众，一方面是某些商业意识形态的阴谋，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精英的精神高度和创造力的枯竭，让大众不再指望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理想的世界。社会精英的贪婪，一方面让他在大众面前威信扫地，另一方面，也让他无法以一种果断的态度在复杂的局势面前做出抉择，承担责任，这一切正如丹麦哲学家基尔克果所说的，“我们的时代谁都想统治，但是就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真正打开大众封闭的心智，让更多真正美好的思想和观念能有机会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并由此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活上的选择和自由，那就首先要求我们冲破所谓的“精英/大众”的简单两分，大众心智的封闭，是个值得批判和反思的现象，但批判并不是单纯的指责和谩骂，而是要寻找更为合适的沟通渠道。而“精英”这个词语，虽然加塞特给予了独到的解释，但仍然是个有着误导性的词语，它让人想起特权，想起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让人想起容易由此滋生的自满自得，更容易让人想起本真的精英在特权下如何逐渐遗忘自己的使命，首先开始向大众封闭自我。所以，我的建议是，还是废黜掉这个词语为好。《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说：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佣人。”
　　
　　是的，无论一个人的理想和愿望有多美好，如果假借着他自己的理想，就认为可以肆意践踏其他人的尊严和价值，可以肆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其他人，那么，这种想法本身就让他成为一个封闭在自己虚妄野心中的狂人。加塞特虽然非常有创见地指出了我们这个大众民主时代的精神痼疾，但是，他提供的精英路线未必就是一条行得通的路线，因为精英本身就来自于大众，而加塞特自己也承认，人乃是他的自我和他的环境的总和。因此，在精英和大众间的区分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无法想象先产生一个有着高度理想的精英阶层，然后再去感化那些不可救药的大众。由此看来，对大众民主时代大众心灵封闭的救治，还将会是一个召唤当代人长期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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