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之路

2008-05-02 16:36:14 　　来自: 艾小柯 (The Other Shore)
National Geographic的评论   

　　Peter Hessler
　　
　　艾小柯 译
　　
　　
　　在中国，一个工厂城的兴起过程总是大同小异：最开始来的几乎都是建筑工。高速膨胀的经济意味着工作机会是流动的，新工业区会在边远地区兴起。那些早期的工人都从农村迁徙而来，马上小商贩们也随即涌现。这些创业者们在小摊上出售肉、水果和蔬菜。随后，一旦第一个真正的商店开业，他们就开始囤积建筑材料。这之后手机店们遍地开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它们面向民工出售预付电话卡；在东南部的浙江省，一种较受欢迎的电话卡叫作“思乡卡”。在工厂城发展的初期，警察几乎不见踪迹，政府官员鲜有露面，女性也不多见，除非工厂正式开工。流水线老板们更愿意雇佣年轻女工，觉得她们更勤快又容易管理。女工出现后，服装店也纷至沓来。一家鞋店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出现在一片晦暗的工厂中间，如同人行道裂缝中开出的花朵。在这样的早期阶段垃圾往往在阴沟里越积越多；但政府并不着急建立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好几个月后才开通。为了防止先来的人偷走金属井盖卖废铁换钱，下水道没有井盖，而且能拖就拖。
　　
　　两年时间里，我常常去浙江看工厂城怎样在耕地中从无到有的诞生。每次我都租一辆车，沿一条崭新的公路开向明日新城。一般说来我能自由开上六个月而不用担心地方机构，直到我开始收到超速罚单——每张20美元，每次出行三到四张。它们都是被自动照相机照下来的，通常都在限速神秘下降而毫无标识的地段。我在全省的工厂城都收到过罚单：以生产胸罩著称的金华；产人造革的丽水；纽扣与拉链之乡的桥头。
　　
　　富航租车公司（Prosperous Automobile Rental Company)会把罚款从我的押金里扣除。“罚款是警察的好业务啊，”租车行老板告诉我。后来我听说警察们自己出钱投资了这些自动相机，可以利润分成。车行老板让我记住那些相机的位置，但我从来都做不到——每次我周密计划以便还车时油箱刚好用完就够难的了。这是富航租车公车的商业策略：每辆租出去的车油箱里都只有很少的汽油，刚刚够开到最近的加油站。如果我还车的时候车里还剩下哪怕只有一加仑油，那这一加仑也会被吸出来卖掉——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上不能放弃任何可能的利润。
　　
　　以描述马塞诸塞州Lowell镇早期工业时代著称的诗人John Greenleaf Whittier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城市破茧而出，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魔宫，就在一夜之间。”今天，中国这些工厂城也如同春笋般隔夜而出。人的力量势不可挡：天不怕地不怕的创业者们，步履如飞的建筑工人，年轻的移民。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过去的伤痛记忆而变得更为坚强；大多数家庭还忘不了毛泽东时期的艰苦岁月。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亲身经历了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常常是大幅度的显著提高。这样的组合——过去的挣扎加上今天的机遇——创造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积极向上的人民。很难想象这世上会有第二个地方，人们会比中国人更乐意工作。
　　
　　不过中国人却很少花时间认真考虑一下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动乱告诉国人们永恒并不存在，这使创业者们毫无畏惧，但同时也让他们变得目光短浅。共产党也一样。在改革开放那几年，权力极度分散，几乎放任自流，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自寻财路。他们严重的依赖于土地交易——一个城市可以收购耕地，建立基本设施，然后出售给工业或商业开发商。经济学家估算城市财政收入的大约一半都来自于这样的交易。在很多地方，这导致了由国有银行融资的过度开发。因为党内有干部轮换政策，干部们会抓住机会腐败。“每五年地方政府官员都要换，”中国社科学院的经济学家王丽娜告诉我。“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机会有限。他们会替下一届领导班子担心么？他们必须能捞就捞。”
　　
　　个人和机构的短视代表了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基本挑战。另一个问题是人口。不过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也是力量：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72%在16岁到64岁之间。现代历史中这个国家还从未拥有过如此巨大比例的劳动力人口，他们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使中国变成了全世界的厂房。1978年，当邓小平决定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时，城市人口只有一亿七千两百万。现在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五亿七千七百万——超过人口总数的40%。社会学家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60%。每年大概都有一千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为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廉价劳动力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未必总有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诗人Whittier的世纪。当时美国工业和农业正经历革命，革命的主要促进因素是劳动力短缺。美国拥有丰饶的土地，人口相对稀缺；一个人只要攒几个月的薪水，就可以搬去西部开个农场。工厂主不得不雇佣大量非熟练工的新移民来对付劳力短缺问题。对效率的需求引发了改变世界的创新：轧棉机，缝纫机，流水线，美国标准化体系和标准件。
　　
　　中国的产业革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源源不断的移民，中国没有节约劳力的必要。竞争是无情的，但竞争并没有引致创新；大多数工厂仅仅想办法进一步降低低利润产品的生产成本而已。教育也因为类似的低端策略而受到影响。中国的学校在基础教育方面成绩显著——据教育部统计，比较1982年65%的非文盲率，现在非文盲率已经超过90%。但传统的课程设置严重依赖于死记硬背，高等教育尤其薄弱。中国下一步应该致力于培养不仅仅会生产廉价商品的国民。
　　
　　中国人自身都求知若渴。在中国的工厂城里，前期建筑刚刚结束，机器才开始轰鸣，私人教育课程就遍地开花了：英文课，打字课，技术课。在浙江我遇到了罗守云，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完全是个文盲；有段时间他把薪水的几乎四分之一都花在了夜校上。现在他成了一名技师，工资足够让他进入中产阶层。还有一个年轻人学习阿拉伯语以便给中东来的买家当翻译。一名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流水线工人给我看他晚上读的书：哈佛MBA管理技能培训教程。“我还不够成熟，”他说，“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引导，这本书正合适。”
　　
　　中国人在毫无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是非凡的，在这点上中国也与19世纪的美国相似。那时美国的新城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迅速出现在边远地区，令来访者震惊。通常，美国新城早期的移民包括律师，商人和银行家。在大部分人还住在帐篷里的时候地方报纸就开始印刷了。最早的建筑一般都是法院和教堂，图书馆也会很快出现。如果说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环境是艰难的，但人们至少还有社区和法律为伴。
　　
　　可在中国，新城市仅仅意味着商业机会：工厂，建筑材料供给和手机店。地方政府只关注利润，而共产党一贯不鼓励民间团体，即使这样的团体可能已在他国被证明有益于社会。其实这可能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权挑战。西方喜欢关注那些戏剧化的问题——不同政见者，言论控制——但实际上缺乏制度保障才是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问题。工人们只能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社区团体凤毛麟角。通过顽强的意志力，许多工人也能成功，但因此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却也是惊人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解放了规模巨大的人口，下一步该是学习如何尊重财富的时候了。
　　
　　在浙江，我开车穿过了六座附属于滩坑水电站大坝的新城。五万多人迁移后，新建的大坝将会为这一地区的工厂们提供电力。目前的能源短缺使水坝建设在全中国掀起了高潮，同时大量人口迁移至新社区，这个过程也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建筑材料销售，手机店，遍布垃圾的街道。不过这些地方总有警察的踪影，以防民众因为对拆迁不满而闹事，而且宣传横幅到处都是：今天献出滩坑，明天造福后代。在浙江，如果党的宣传条幅突然开始赞扬长效思维，这变化很难不让人不心存疑虑。
　　
　　几乎当前中国的一切都让人对环境问题无法乐观，其特色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巨大的人口，薄弱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不断发展来筹集资金的地方政府。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已经占了四个。中国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国，而汽车潮在中国才刚刚兴起；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目前仅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0%。可能让人乐观的一点是，中国与世界已不再可能彼此忽略。若要控制这些问题，合作至关重要。任何发达国家在批评中国之前最好先仔细照照镜子。中国通过制造业满足海外的消费需求而崛起，普通中国人的物质追求也和我们完全一样。美国人批评中国的环境记录就如同吸毒者责备贩毒者一样荒谬。
　　
　　在滩坑大坝迁徙区之一的石帆，一家人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在新公寓中吃了第一顿饭。这位父亲是个还算成功的商人，他很自豪的向我展示了他装修后的家。那里遍布时尚用品：卡拉OK机、45寸电视、头板装有电话的床。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客厅照明系统。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装有三十多个灯泡，一排排的吊顶蓝灯用以仿真天空，还有嵌在凹槽里的红灯（主人说“它们使人温暖”）。所有的灯都可以遥控开关。
　　
　　他们邀请了亲戚朋友来吃午饭，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在抱怨新大坝：搬迁补偿太低，承诺没兑现，干部挪用公款等。他们担心在新的社区里无法像以前一样经商。“这是个严重问题，大家很不满，”主人对我说。在这过程中，屋子里的65个灯泡，每个都亮着。
　　
　　
　　
　　2008年5月中国专刊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