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还是冷酷——妥协之外的批判

2008-04-19 23:40:55 　　来自: 阿尔及尔骆驼 (冬至，最长的黑暗过去了)
喜宴 / 喜宴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喜宴》，一个热热闹闹的名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间还伴随着一套似乎很和谐很管用的中国式的处世哲学。但是这么一部电影，却看得我从里到外的透心凉。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组简单、直接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儿子是留美白领，父母是传统老人；儿子是gay，父母盼着抱孙子。同性恋，无论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还是这种感情模式本身，都不可能见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威力强大的家庭伦理，深入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对父母那份浓浓的亲情，都成为了儿子的羁绊，他不能摆脱责任，更不能斩断亲情。按照老外的处理方式，这或许可以作为黑格尔式的悲剧——个人自由与亲情责任的冲突，最后至少牺牲掉一方，冲突和解，对立统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合题，至于倒霉的那个，也就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意蕴所在。但是中国的方式不喜欢搞的这么惨烈，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父母包容儿子的性取向，儿子媳妇离婚但留下孩子确保血脉流传。
　　
　　然而，这真的高明么？
　　
　　先从“喜宴”说起。
　　
　　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的宴会，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喜庆气氛和娱乐手段，也许今天的婚宴未必都是如此，但我并不认为导演有所夸张，更毫不怀疑类似、甚至更过分的场面今天依然在上演。只是，当导演像一个形式主义者般“让石头成为石头”，当他使这熟悉的生活与我们拉开距离、而又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才会发现：这是一场何等糟糕的宴会，疯狂，混乱，龌龊，荒诞……连导演李安也忍不住安排一个桥段亲自发表议论：
　　一外国客人不解地说：“我原以为中国人都是内向的数学天才。”
　　一中国客人（李安客串）说：“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sexual-repression）的结果。”
　　
　　一语中的。
　　
　　性，在中国一直处于尴尬的分裂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它作为实际行为被视为肮脏的、丑恶的，因而是避讳的，难以启齿的；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却是无比的光明正大冠冕堂皇，以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至于我们理直气壮地三千佳丽妻妾成群。而横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正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儒家伦理。
　　
　　本文无意深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多论证，血缘亲情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着奠基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个起点出发如何分裂出两种对待“性”的极端态度。血缘的根本意义绝对不在于兄弟姐妹团结友爱，而在血脉延续、家族繁衍，还是性的作用和意义所在。但仅止步于生物性层面，作为一套伦理体系的地基格调不高说服力也不够，于是由血缘而自然生发的亲情成了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柱。在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感基础上，又建立起礼法、政治……如此这般。在礼仪的楼阁之上，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伟大使命，鄙俗原始的“性”才被理解为一项光辉的事业——作为手段，经由它目的的高尚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又为了与这种高尚相统一，具体的行为、过程的意义则被遮蔽，性成为了一个虚无的概念，一个抽象的空壳。然而，无论怎样拔高、抽象一种形式上的意义，性本身是不能被省略的。天子种地仪式可以自欺欺人地祈求丰收，但谁也不能不做爱就生出孩子。背谬就出现了：性作为繁衍种族的必要手段，是文化的一块基石，但是性活动本身却又与这一文化中的道德准则相冲突。（我们的文化多么有趣！）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裂：作为工具的性在礼教的粉饰和抽象中被抬高，而房中之术、床帏秘事则要压抑和避讳；性活动本身成了对目的有害的副作用，两个人的愉悦成了为一个没来的人而辛苦。更可怕的是，当这套伦理不能再靠一个假设的情感来维系，就意味着从本我到超我的阶梯全部被抽空，礼教成为一个僵化的空中楼阁，从自然情感出发的体系反而与自然情感对立。这时，如果你再想追溯仁义礼智的根基，或许竟然直接跌落到本我的世界——没有温情和人性，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性。
　　
　　五千年的性压抑，多么辛苦，多么不易，可能只有喜宴是最好的释放了。宾客们可以起哄、灌酒、揩油，新人则被要求表演意味丰富的小游戏，在喜庆气氛的掩护下，谁也不用承担道德败坏的责任，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然而，不用精神分析都能看得出来，这些行为的目的绝不在于营造喜庆，而是使性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为可以被谈论的东西，可以被娱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分享的东西。这种分享又不是把性当作正常、必要、健康、美好的东西来分享，而是把某种平时因龌龊而避讳的东西在这一特殊场合揭露出来，供大家宣泄和戏谑。（正如我们传统中对性的避讳也不是由于尊重个体的隐私，不是把性的私密作为道德的合法地位，而是恰恰是由于性在道德上的卑下地位。）在喜宴上，泛滥着人们的压抑的libido，欺负伴娘的传统无非是小规模的性欲放纵，而闹洞房的压轴大戏则充斥着欲望的变态演出，客人们不知羞耻地张扬着自己的窥私癖，而新人则自愿不自愿地充当暴露狂，一场当众的情趣游戏，而谁也看不到自己的丑陋——禁止即引诱，越禁止越引诱，得到才越刺激越满足，过度压抑的欲望在难得的婚礼机会上、借助扭曲的游戏形式宣泄出来，就像经过高压水枪的小孔喷射而出，或许这种刺激竟也不比今天的开放来得逊色？难怪人们千百年来乐此不疲。
　　
　　接着上面的论点：性只有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高尚性。来看看父亲这个形象。
　　
　　可以说，在电影前面大半，父亲不过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抱孙子的愿望竟可以使他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开头的这一笔似乎暗示出传宗接代在他心中非同寻常的分量。但总的来说，他与各个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老人没有太多不同，因而，他的传统思想，他的业余爱好（书法），他在妻儿面前的绝对权威，他的虚荣爱面子，他抱孙子的强烈渴望——他身上的一切特质都是我们有些不喜欢但又绝对可以理解接受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以至于我们真的相信，以这个老头顽固的思想、急躁的脾气和脆弱的身体，儿子若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无异于间接弑父——足够他一气归西。
　　
　　电影中多次出现父亲半躺在椅子上小憩的情景：老朽的躯体，僵硬的表情，似乎随时会断掉的呼吸，让人厌恶；然而就是这个腐朽陈旧的思想同肉体，却又时时营造着压抑的气场，让人恐惧。有一场戏儿子看到睡着的父亲，忍不住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这一刻，他或许真的希望父亲死去，这是他潜意识中的弑父的邪念，是他对沉闷的传统的反叛。父亲睡觉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那是一个让人尊敬而又反感，让人想摆脱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一套已经老化、腐朽而又顽强发挥着压抑和震慑作用的观念，那是深入我们血脉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于是我们真的相信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我们也许会责怪他固守着传统观念而不顾儿子个人的幸福，但是我们又可以理解和包容他，这样下去故事就成了老套的伦理片——两代人双方都没有错，却都过得如此辛苦。
　　
　　然而，情节出现了突转：原来父亲懂得英语，原来他早已得知儿子安排的整个骗局，可是只要不影响他传宗接代的大业，他竟可以因势利导、将错就错，默许这场戏演下去。或许有人认为父亲与Simon的谈话是父亲对同性恋的理解，是矛盾委婉的解决，因此有些感动了；但在我看来，一贯可爱的郎雄爷爷却从未像这一刻如此让人恶心！父亲通过英文勘破了儿子的秘密，但是最终用中文道破了本心：“要是不让他们骗我，我怎么能抱得上孙子呢。”只要能抱上孙子，他不管事情真假，他舍得牺牲儿子的幸福，他也不考虑儿媳妇的处境，他甚至比普通的传统老人做的更绝——艰难地（我想应该是艰难的），默默地吞下儿子同性恋的事实，然后自己痛苦、也看着儿子痛苦地把戏演完。只要他能抱上孙子，一切都值得。在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传宗接代）的感召下，个人幸福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孝，无后即不孝）相比，骗婚行为的不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高尚的、抽象意义的“性”的统筹下，具体的、甚至与传统价值背离的“性”（同性恋）都是无伤大雅的。他不介意儿子与一个不爱的女人结婚，然后又包容儿子与同性享受真爱；而这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娶妻生子，然后在外寻欢有什么不同？戳穿了所谓的温情，其背后只是可怕的动物性——儿子不过是生育的工具，儿媳或许连工具都算不上，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这样的父亲让我凉到心底，如果他还表现得温柔敦厚的话，那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熏陶出的一贯气质，以及他还有颗感到些歉疚和包容的良心。
　　
　　更可悲的是，我又不能说这样的父母是完全不爱儿子的。在婚礼之前，他们与儿子拥抱嬉戏，咬他的胳膊，叫他“小胖”，那一刻时光倒退，真的是天伦之乐，舐犊情深，我毫不怀疑这样纯真自然的亲情——这原本应该是我们的伦理学的起点和追求的幸福目标，然而它却演变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毁灭——回到传统立场，传宗接代的大业绝没有让步的余地。其实父亲也年轻过，也逃过婚，不过小小的反抗很快就被强大的传统招安，或许只要结婚对象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父亲是乐于承担延续香火的使命的。对于这一文化传统，他认同了，承担了，并且规范内化为道德，他律变成自律，他又成为了传统的卫护者，去继续压迫下一代人。我想，父亲不是死板的，他有感情、有爱，也会感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还是站在传统一边，不由自主地。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能改变什么——永远不能越界而出。
　　
　　就这样，围绕着传宗接代的伟大蓝图，所有人都在演戏，还是戏中戏。先是儿子等人合伙骗父母。当父亲发现骗局而又装作不知，他就在更高的层次上骗着所有人。但父亲也不是全知的，母亲后来也知道了儿子的取向，父亲未必知道母亲这一发现，于是母亲和儿子合伙对父亲构成了欺骗。父亲不知道儿媳要堕胎，母亲知道却无力阻止，这就是儿子和媳妇对父母的又一重欺骗。最后矛盾解决时，儿子说：“我终于告诉他一件真事了。”岂不知父亲知道了多少真事，又告诉儿子多少？我不否认生活中有时需要欺骗，但是如此登峰造极，恐怕真是印证了鲁迅先生的断语——“瞒和骗”，不仅适用于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在评价《喜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同样准确。个体间的情感需要重重的隐瞒和欺骗来维系，而每个人在行骗和受骗的虚假中竟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在一个谎言的系统里，元素间却构成了和谐平衡的共在。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悲哀，但也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如果我因相信而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我可以通过善意的欺骗传达了我想给予别人的体验，那么真实本身的重要性又有几分呢？而且经过多个主体间一层层一环环的瞒和骗，真实早已无处可寻。
　　
　　（以上不是反语，是我真的难以判断，瞒和骗的技巧、构造的关系、达到的效果，其复杂性都超出了我的智商所及，或许到真是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即故事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以及这是否是中国处世哲学的高明之处。
　　
　　在我看来，矛盾的解决是儿媳妇威威个人的、偶然的选择——电影给出这样的转折就像哲学上“危险的一跃（leap）”，就像乔伊斯的顿悟，就像禅宗的棒喝。或许出于母性焕发，或许根本没什么理由，威威与伟同离婚，但留下孩子并独自抚养长大。这个转折完全不能从之前的情节推断出来，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必然性，威威的选择与伟同、伟同父母没有任何利益的或情感的关系，她选择堕胎倒是合乎逻辑的——骗局撑不下去了，那么结束，分手，也没有必要留下孩子。而她的选择只为她自己，她要孩子，但不是作为高家的生育工具。就在事情按照逻辑推演无法解决的时候，导演抛出一个偶然性来解决，显然，威威的选择根本不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也不是她的处世哲学。父亲最后那句“高家会感谢你的”是我观影的最后一个冷战，与威威相比，这话是多么庸俗和低下。这是哪家哲学的高明？这是哪种文化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