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谣何在

2008-04-16 15:30:19 　　来自: 脱脱不花 (那可怎么办？)
遥远的乡愁的评论   

　　
　　 《遥远的乡愁》为人诟病最主要的罪状是，这里有历史却没有音乐。对这样的评价我只能说，这是一本关于台湾民谣史的书，想听音乐的人应该去买林生祥演出的入场券。音乐在现场；想通过阅读来“理解”音乐，等于爬到梧桐树上找鲤鱼。我们似已习惯了以“理解”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任何事务，习惯了将原本面目混沌的的事物分解成整整齐齐层层叠叠的知识；但是生活还有无可理解的部分，需要的是身体，是投入，是践行。
　　 远了。再说对《遥远的乡愁》的另一种误读：更多人把音乐事件当成了音乐本身——没有身体的自觉、没有投入的意识又或者没有践行的勇气，我们就会犯下这样的错。写到这里，我想喊几句口号了。真正热爱台湾民谣的朋友，请你们去现场听音乐，或像那些歌者一样勇敢锋利地切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而不是仅仅为李双泽“唱自己的歌”这样一句空洞呼告或者杨祖珺弃歌从政的戏剧情节而唏嘘感动，徒做高山仰止的表情。
　　
　　 对我而言，台湾这个词天天出现，不光在新闻联播里被一遍一遍念叨，之后的天气预报也会送来台北的阴晴表。然而对这个地方我仍然感到陌生，陌生到麻木。
　　 书名叫做《遥远的乡愁》，如果把这“乡愁”理解为作者对那个遥远岛屿或者那段遥远历史的热爱，未免显得造作——作者是个内地人，恐怕年纪也不会超过那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所谓乡愁，更多的是于风起云涌的现代民谣运动不在场的遗憾。
　　 作者从日踞前后的台湾流行乐前史中需找台湾现代民谣的渊源，1975年以前的台语歌曲和国语歌曲成为后来民歌运动演出和创作的资源，并已蕴含了民歌运动原创立场与民族立场结合的主体精神。“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自己能写出来为止！”针对当时的音乐资源以西洋歌曲为主流，文化思潮有崇洋媚外之风，李双泽在1976年10月的淡江民谣演唱会上引用乡土作家黄春明的这句话来强调“唱自己的歌”的立场。
　　 七十年代是台湾社会低迷动荡的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但同时政治上却四面楚歌。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8年台美断交后，又陆续和日本等其他三十多个国家断交。外交的失败引发自我认同的危机。动荡不安中，越来越多人离开宝岛，奔赴海外，而留下的人则开始了反思，走上了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而文艺界也发生着相应的变革：许常惠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赖声川的相声剧以及“乡土文学“论战，都是在共同的焦虑下作出的回应。这一系列运动，“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原书第40页）。台湾现代民谣运动，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乡愁”的第二层含义，也就是指那段岁月中台湾人在文化上对自我的寻找，对家乡的寻找。台湾文化需要在中西之间，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在乡土和都市之间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
　　 马世芳的一篇乐评这样写到：“‘回家’，多么简单的愿望，多么遥远的路程。这趟‘精神归乡’的旅途，上溯六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染上了恒春老歌手陈达苍凉辽远的‘思想起’。李双泽为‘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谱出美丽的旋律，男孩女孩纷纷离开故乡涌向城市，罗大佑痛切地呼喊‘台北不是我的家’，群众运动四起，客家乡亲走上街头，替国父遗像蒙上口罩，高喊‘还我母语’。唢呐凄厉的号音从‘亚细亚的孤儿’吹到‘一无所有’再转进‘菊花夜行军’，孩子的啼哭，拖拉机的低吼，吉他清脆的拨弹... …透过这些，慢慢地我们重新把‘故乡’端详清楚：它的美丽，它的丑恶，它的无奈，它的愤怒。然后我们才能分辨，回家的路指往哪个方向。”隔着海峡，我感到这话中的酸楚陌生而又熟悉。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最感人之处在于一群年轻人怀抱热情和才华与社会焦虑激烈碰撞。他们不光以歌声面对和剖析社会焦虑，批判社会问题，甚至直接投身社会运动，胡德夫至今仍然参与着原住民权益的促进便是一例。这直面社会的精神，不仅仅贯穿整个台湾现代民谣运动，也直接影响着罗大佑等对运动持保留态度者，更是在台湾音乐的今天催生出交工乐队、黑手那卡西这样优秀的社运、工运乐队。
　　 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剧烈变革，内地人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和精神焦虑。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在中西之间，在乡土和都市之间，我们也迫切需要给自己安排下一个位置。我们的思乡之火正熊熊燃烧，然而我们却难唱出一曲乡谣。农民有什么歌唱？两只蝴蝶。工人有什么歌唱？两只蝴蝶。小学生有什么歌唱？两只蝴蝶。大学生有什么歌唱？两只蝴蝶。
　　 那些社会问题我们都能看见，那些精神焦虑我们每一个人都纠缠其中，但我们还不习惯唱出它们，还不习惯感觉到了问题就解决掉它。正如张晓舟在名为《把你的歌种到山上去》的文章中所指出：“当然我们从来都不缺少革命大喇叭，轮番将格瓦拉和王洛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的小丑一举起‘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穷人，我就将战斗到底’的红旗，似乎就能哄得乐评家漫天挥舞沾满泪水的花手绢；我们也不缺乏音乐环保口号，迷笛音乐节年年都跟环保挂钩，但除了冠名‘绿色和平’，却并无音乐介入环保的具体实践；至于动辄呼天抢地献歌‘绿色奥运’的那些朋友，我只能恭祝他们早日杀上春晚。”
　　
　　 《遥远的乡愁》流水账似的结构难免激起指责，毕竟这样的写法不利于有效地分析整段历史的内在逻辑。民谣运动为什么落潮，书中没有答案。有人认为，民歌运动时期的民歌有着浓厚的精英色彩，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的焦虑，却对乡土与城市之间的矛盾未能认识，当“美丽岛大审”和民进党成立等一系列事件为标志的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精英式的“民歌”必然被抛弃。
　　 然而台湾的民谣并不是就此结束，其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态度被后来几代音乐人继承，后起者不断地针对社会的变革做出调整，力图更准确地分析和表达。我衷心期待着，我的身边的能够出现这样的歌者。他们牢牢抓住土地，缓缓唱出我们的乡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