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21 11:40:44
来自: 成刚
(上海)
问学谏往录的评论
【读品】成刚/文
一八九七年如书法里藏锋一笔，为下一世纪暗暗蓄势。是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宋美龄诞生，戴笠降世，“庚子拳乱”行将爆发，八国联军的牛皮靴叩击国土的声响隐隐可闻。这年深秋，萧公权先生出生在江西南安县上田村，又一个孑难的见证者和思考者。忽忽七十二载，已是一九六九年的华盛顿大学，这里，萧先生提笔替他的自传取名《问学鉴往录》，学问的衣衫，抖抖，落英缤纷，尽是历史。
本书以萧公权先生四十二年求学与教学生涯贯穿始末。私塾启蒙，去基督教学堂受教，往清华深造，继而留美求学密苏里、康奈尔两所大学，抗战期间辗转于国内数所大学，野鸡大学如国民大学之流，也有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川大，1948年，受聘华盛顿大学十九载。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学人、一个时代，甚至近代中国渐次丰润成熟。
园林讲究曲径通幽，赏梅欣赏旁逸斜出。《问学鉴往录》的精髓不在年谱式的爬梳，怀旧式的描摹，档案式的收藏。对历史事件、宗教、新文化、为人为学的态度与评述更耐玩味。语调谦谦，笔法含蓄，措辞平和，“幸运”等感恩的字眼不时涌现，这些并非冷硬的文本分析术语所能剖析，更非老人们与日俱增的宿命论的现身。
按照族谱记载，上田村萧氏本是名相萧何后裔，先生出生时，其家族孜孜经营商行“怡丰号”已达百年，此种出身使他得以自内透视大政治气候下的经济状况，如“庚子拳乱”以降商业颓败、十九世纪渐趋普遍的官商通气现象、商人捐官的风行（萧先生孩提时，家人替他捐了个 “主事”的京官，以期他二十岁时进京就职），以及开明商贾对新学与思潮的敏锐。
萧先生读私塾的一桩小事对他从事政治学研究颇具深意。辛亥革命第二天，何姓塾师给他一个大胆的习作题目，“革命非叛逆说”，对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精准判断，不禁让今时的我们对迂腐塾师的印象一扫而光。对公权先生，这五字影响至深，埋下了了最基本又至关键的政治信念。萧家的开明环境，其七叔父搜罗并践行的格致书籍，其父珍藏日本出版的《民报》，一起为这个迁居山城的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空间的暗门。
若说少年萧公权是在门后窥望，青年的他则完全置身一片簇新天地间，在新大陆高等学府攻读政治学的七年，也是他的思想与人格日益丰盈、特立的时段。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并没有推他站在几成潮流的“新文化”运动一边，他持保留态度，萧先生温和批驳“新文化”攻击家庭太偏激，“‘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百年中国最彻底的革命属家庭革命，纲常秩序被尽数抽离，人们误认自断肢体为进步，家庭问题由此丛生。“这场革命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反观近来种种，萧先生当年的洞察与结论让人叹服。
公权先生的婚姻也是建在理性的家庭观的基础上。跟多数同代人相仿，他的亲事也遵循父母命媒妁言，遵守门当户对的规矩。订婚那年，他未满十六岁，她才十二岁。在留洋学生回国后肆意解除家庭婚约的风气下，萧先生致信不曾谋面的未婚妻以相互了解的行为无疑睿智且慎重， “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其时，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及其与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对先生的决定具有示范作用。“困顿吾何恨，亲朋赞妇贤”、“灯幔夫妻话，书窗子女歌”，足见先生抉择不谬。
“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熊十力这番言论标的是学界陋习，同样适用别的领域，如家庭、婚恋等。反之，缺乏独立的家庭与婚恋观，学术思想独树一帜不啻痴人说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界兴起研究“近代中国”、忽视民国及其以前历史的倾向，政治与商业利益在背后推波助澜，学生教授趋之若鹜，当此境况，有人规劝萧先生改弦易辙，转变研究方向，萧先生婉拒了，他的理由冲淡幽默，“何必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呀？留几个坏的在外面罢。”一时的风气，又哪里能够左右真理甄别好坏？
一个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深有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次挣扎与突围的当事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回顾思索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者，对青年人，对革命，他抱着怎样的看法？公权先生在1947年撰写的评论文章《大学生的抱负》，明白陈述了他的观点，“今天你们看不顺眼的‘革命’对象，其中有一些在从前也从事于‘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于个人，‘出路’也不见得比你们更欠精，有关爱国忧时的呼声不见得比你们喊得更欠响。”抛开先生把失败归结为青年的抱负与意志的结论，所引的几句的确特到独至，言中肯綮。
要用寥寥几笔勾勒公权先生的为人为学，不外乎“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辩”。去年让我最倾心的学人传记当属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当时在岁末。今年我在柳树发芽的季节便遇见了萧公权先生《问学鉴往录》，一本藏锋蓄势的书，好运来得真早。
《问学鉴往录》萧公权著，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8年3月21日书评周刊.社科.C15版 有删改 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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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成刚/文
一八九七年如书法里藏锋一笔，为下一世纪暗暗蓄势。是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宋美龄诞生，戴笠降世，“庚子拳乱”行将爆发，八国联军的牛皮靴叩击国土的声响隐隐可闻。这年深秋，萧公权先生出生在江西南安县上田村，又一个孑难的见证者和思考者。忽忽七十二载，已是一九六九年的华盛顿大学，这里，萧先生提笔替他的自传取名《问学鉴往录》，学问的衣衫，抖抖，落英缤纷，尽是历史。
本书以萧公权先生四十二年求学与教学生涯贯穿始末。私塾启蒙，去基督教学堂受教，往清华深造，继而留美求学密苏里、康奈尔两所大学，抗战期间辗转于国内数所大学，野鸡大学如国民大学之流，也有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川大，1948年，受聘华盛顿大学十九载。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学人、一个时代，甚至近代中国渐次丰润成熟。
园林讲究曲径通幽，赏梅欣赏旁逸斜出。《问学鉴往录》的精髓不在年谱式的爬梳，怀旧式的描摹，档案式的收藏。对历史事件、宗教、新文化、为人为学的态度与评述更耐玩味。语调谦谦，笔法含蓄，措辞平和，“幸运”等感恩的字眼不时涌现，这些并非冷硬的文本分析术语所能剖析，更非老人们与日俱增的宿命论的现身。
按照族谱记载，上田村萧氏本是名相萧何后裔，先生出生时，其家族孜孜经营商行“怡丰号”已达百年，此种出身使他得以自内透视大政治气候下的经济状况，如“庚子拳乱”以降商业颓败、十九世纪渐趋普遍的官商通气现象、商人捐官的风行（萧先生孩提时，家人替他捐了个 “主事”的京官，以期他二十岁时进京就职），以及开明商贾对新学与思潮的敏锐。
萧先生读私塾的一桩小事对他从事政治学研究颇具深意。辛亥革命第二天，何姓塾师给他一个大胆的习作题目，“革命非叛逆说”，对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精准判断，不禁让今时的我们对迂腐塾师的印象一扫而光。对公权先生，这五字影响至深，埋下了了最基本又至关键的政治信念。萧家的开明环境，其七叔父搜罗并践行的格致书籍，其父珍藏日本出版的《民报》，一起为这个迁居山城的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空间的暗门。
若说少年萧公权是在门后窥望，青年的他则完全置身一片簇新天地间，在新大陆高等学府攻读政治学的七年，也是他的思想与人格日益丰盈、特立的时段。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并没有推他站在几成潮流的“新文化”运动一边，他持保留态度，萧先生温和批驳“新文化”攻击家庭太偏激，“‘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百年中国最彻底的革命属家庭革命，纲常秩序被尽数抽离，人们误认自断肢体为进步，家庭问题由此丛生。“这场革命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反观近来种种，萧先生当年的洞察与结论让人叹服。
公权先生的婚姻也是建在理性的家庭观的基础上。跟多数同代人相仿，他的亲事也遵循父母命媒妁言，遵守门当户对的规矩。订婚那年，他未满十六岁，她才十二岁。在留洋学生回国后肆意解除家庭婚约的风气下，萧先生致信不曾谋面的未婚妻以相互了解的行为无疑睿智且慎重， “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其时，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及其与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对先生的决定具有示范作用。“困顿吾何恨，亲朋赞妇贤”、“灯幔夫妻话，书窗子女歌”，足见先生抉择不谬。
“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熊十力这番言论标的是学界陋习，同样适用别的领域，如家庭、婚恋等。反之，缺乏独立的家庭与婚恋观，学术思想独树一帜不啻痴人说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界兴起研究“近代中国”、忽视民国及其以前历史的倾向，政治与商业利益在背后推波助澜，学生教授趋之若鹜，当此境况，有人规劝萧先生改弦易辙，转变研究方向，萧先生婉拒了，他的理由冲淡幽默，“何必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呀？留几个坏的在外面罢。”一时的风气，又哪里能够左右真理甄别好坏？
一个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深有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次挣扎与突围的当事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回顾思索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者，对青年人，对革命，他抱着怎样的看法？公权先生在1947年撰写的评论文章《大学生的抱负》，明白陈述了他的观点，“今天你们看不顺眼的‘革命’对象，其中有一些在从前也从事于‘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于个人，‘出路’也不见得比你们更欠精，有关爱国忧时的呼声不见得比你们喊得更欠响。”抛开先生把失败归结为青年的抱负与意志的结论，所引的几句的确特到独至，言中肯綮。
要用寥寥几笔勾勒公权先生的为人为学，不外乎“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辩”。去年让我最倾心的学人传记当属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当时在岁末。今年我在柳树发芽的季节便遇见了萧公权先生《问学鉴往录》，一本藏锋蓄势的书，好运来得真早。
《问学鉴往录》萧公权著，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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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1 18:05:26 不戒
“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这句话居然也无比适用于现在。2008-03-21 19:34:52 hellozyx
困顿吾何恨，足矣，足矣2008-03-21 19:44:16 土卫
文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这部分，是个很好的话题。以前国家、社会谈的多，家庭谈的少。家庭、婚姻、爱情等等，被归为私领域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很少成为公共问题（陈寅恪就是这样看待吴宓的婚变的）。
“缺乏独立的家庭与婚恋观，学术思想独树一帜不啻痴人说梦”，这个观点好就好在，涉及到了文人的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有点不足的是，所谓“独立的家庭与婚恋观”仍旧是观念问题，并不等于现实生活。
我曾经在别处谈到过文人、士人的抽象习惯。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过：“在一个历史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抽象概念总像一条腐烂的鱼，散发出臭味。”近代以来，随着译学大兴，抽象名词开始泛滥：“民主”、“科学”、“阶级”、“进化”…… 出现了“国民”、“民间”、“人民”、“大众”这些似是而非的假想改造对象。与此同时，是智识阶级的与自己生活的日渐远离。学者赵园曾经从自己导师王瑶身上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五四一代或五四后一代，在社会意识上很新但是在伦理实践上却往往相反，很旧。一边是现代文化人的社会理念、文化理想，一边是旧式文人的生活积习、士人情调，二者并行不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回忆太炎弟子黄侃有负黄绍兰一事。汤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黄侃因骗婚黄绍兰，致其一生流离失所，晚年精神错乱，上吊自杀。其行如此。然在《国故论衡赞》中，黄氏却高唱：“方今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老聃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必复丁乎壮矣；族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文化、学术被无限抽象后，固可作为精神信仰，却已然和生活践履皮肉分离了。这种观念与生活的分野，是近世以来的一大怪现状。是不断飙进的社会观念、文化理念不断拉大了与相对滞后的个人生活的距离造成的。
萧先生温和批驳“新文化”攻击家庭太偏激，“‘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自然是如此。正如我们现在能说现代文化不尽是福祉，传统文化也不纯是糟粕一样，这早成了常识。
诟病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很容易（虽然对当时人而言并不易），就学理来说是非很显然，但这并不能代替历史情势的具体描绘。
萧先生能对家庭持中和之论，是植根于他出身一个开明家庭的事实，而巴金在《红楼梦》中的宝玉出走后，还要让《家》中的觉慧继续出走，也自有个人的情势。攻击家庭是否太偏激，这要从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事实才能看出来。
关键的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情感生活等等，应该始终与个人具体的情境结合起来，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在这方面，我认为吴宓的方式是最现代的，最尊重个体存在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吴宓决心改变生活，与发妻陈心一女士离婚。长辈亲朋多不赞同（陈寅恪初亦不赞同），但吴宓决心已下，坚持采取行动时，陈寅恪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吴宓认为，“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当时清华内外，许多人以吴宓离婚为奇怪，以为与其平日之学说不合。陈寅恪不以为奇，谓“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彼谓宓近来性行骤变者，实未知宓者也”云云。请看雨僧自己之表白——
故妻杭县陈心一女士，忠厚诚朴，众所共誉。然予于婚前婚后，乃均不能爱之。予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予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予离婚，（使予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予复合者，皆未知予者也。（尤非爱予者也。换言之，即不愿予快乐康健有益于世，而必欲杀予而自居于行仁义者也。）试翻读予之诗集，一切自见。予之情志，固不难知。予敌予友，当可共谅。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恋爱生活，尤痛感失败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且敬事上帝，笃信天命，对人间万事、一切众生，皆存悲悯之心，况于亲交之友（如已殁之碧柳）及深爱之女子（如别嫁之海伦），岂有不婉解曲谅而为之诚心祝福者哉？予对人但有爱恕，对己不免矜怜。于公共之事业责任，则□勉竭力，于一己之快乐享受，则牺牲无怨。如此，而犹讥诋予刺激予多年不休者，斯乃愚盲残虐之尤。岂知我爱我之人哉？予之真正道德观念及对人生之经验理解，将于拟著之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中叙述之。今后不再谈论、不再解释。须知，凡古今中西之人，其生活及事业，皆有外阳（功业、道德、思想、责任）与内阴（生活、婚姻、恋爱、情感）之二方面，而诗人文人尤为显著。表里如一，乃为真诚；情智双融，乃为至道；阴阳合济，乃为幸福；窥此二者之全，乃为真知。由此二方面竭力帮助，乃为真爱。予自觉平生最能知吾之友且最爱吾之友，但吾之友则鲜知我且毫不思所以爱我。予于此有深悲。彼纳妾狎妓，而以予之模拟但丁及雪莱诗体为离经叛道；彼诈财殃民，而以予之读古书、作文言为自暴自弃。呜呼！若此之人士，若此之亲友，予只有虔诵耶稣基督之言曰：上帝乎，“众不知所为，其赦之”。而《吴宓诗集》及《空轩诗话》固非为若辈而撰作而印行，若辈亦毋得取读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2008-03-21 20:11:48 土卫
另外，关于五四学人的自传，还可参阅：陈独秀：实庵自传
胡适：四十自述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
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
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毛子水：师友记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张菘年：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
李济：感旧录
金岳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罗加伦：逝者如斯集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
瞿秋白：多余的话
苏雪林：我的生活
唐德刚：五十年底尘埃
2008-03-21 23:35:34 萧敢
成兄此文写得不好.2008-03-22 00:52:09 土卫
吴宓关于外阳（功业、道德、思想、责任）与内阴（生活、婚姻、恋爱、情感）的划分，是关键。当家庭变成家庭观、婚姻变成婚姻观、生活变成生活观的时候，内阴实则已被外阳所剥夺了。
另外，何为理性的家庭观？如果指相对于“肆意解除家庭婚约的风气”（这种闹剧，张爱玲在《五四遗事》中有过讥讽的），而提倡慎重对待婚姻家庭，自然有此一说。
可从本质来说，理性的家庭观并不就意味着理性的家庭生活。所谓“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有志愿，有诚意”倒容易，谁不愿幸福呢？可是否“有能力”，就是另外一说了。
五四一代婚姻大多不幸福，为什么？这显然不是个人能力的不行，而是结构性的能力不行。是一个新旧转换、个人传统纽结时代的病症。其凸显的家庭问题与当代的家庭问题是显然有差别的，不好比附的。
2008-03-22 14:20:10 忙70
想知道别人都在忙什么吗？就在忙什么网 www mangshenme com2008-04-07 21:43:48 Isaiah.Amita
此文写得有文采,可惜作为"书评"的"评"部分--专业性,学术性的批判(KRITIK)似乎阙如.新京报上的所谓"书评"多属此类.2008-04-24 21:15:39 Steven Chung
可叹可叹，一部好好的萧著，放着治学门径、政治思想研究、民主宪政等重要内容不讲，偏偏着力讲婚姻轶事。况且迹园先生对恋爱并非是如此简单的评价，否则又怎样看他对吴宓的评价呢？此篇书评并未点重萧书的要害，门外之见也。不知作者是否看过《中国政治思想史》，《多元政治论》等著作，对其中人物又有多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