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4 00:18:32
来自: 桔子酪
舒婷的诗的评论



这是个理想陨落的年代,人们已经羞于把理想放在嘴边,“理想”这个词已经被“计划”代替,抽象性的理想和切实的计划比较起来似乎显得空洞而单薄,然而,当我回过头去看舒婷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下的歌颂理想,歌颂美好,充满憧憬的诗歌时,却能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虽然稚嫩,虽然有着乌托邦的色彩,可它们是高高飘扬在上的,告诉你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永远有个理想的王国可以烛照心灵从而不让它被凡俗吞没;它们可以把你在现实的平地上埋得太深的目光引向那闪着温暖的光的世界。或许这个理想的世界就象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所幻想出来的那棵浮在半空中熠熠生光的圣诞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理想应该是一种信仰,是日出前的地平线,可以不断地追寻,其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
在舒婷的诗中,个人并非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牺牲,是要贡奉在理想的祭台上的,个人的生命运行是一个服从理想的过程:
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的妈妈》)
这里舒婷用了“服从”这个动词,这是个“绝对化”的字眼,不考虑主客观一切不利的因素,带有一种精神上的狂热和宗教意味。不同于日常的表达中惯用的“个人追求理想”中理想是客体,是被追求的对象,这里正相反,理想变成了决定个人的力量,个人只有服从别无他途。这样,理想一旦成为一种命令,一个不得不承担的东西,人的惰性就容易被克服了。
舒婷所追求的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在她笔下呈现的是一个“永远向理想”的运动过程,而非理想本身。
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
只有春天理解这份热爱
忍受,一切艰难失败
永远飞向温暖、光明的未来(《馈赠》)
这里,显然“温暖、光明和未来”象征了理想。让人注目的是舒婷用了“永远”来修饰“飞向”这个动作,飞向是向着理想飞翔,那就是一个朝着理想运动的过程,并未达到理想本身,这个运动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才能到达目标。但“永远”这个时间性的副词却把这个过程无限期地延长了。这无限的延长,一方面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取消了理想作为结果的意义,理想也许只是个不断引导个人克服自身的标志,它本身可以是虚化的,但它的力量却可以让人“忍受一切艰难失败”这就是其意义所在了。
在舒婷的早期诗歌中,个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计代价,不可压制的。屈辱、子弹、死亡等等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诗人追求理想的脚步。她说“为一朵花而死去/是值得的”(《人心的法则》),体现了诗人维护“美好的世界”的勇气,用个人高贵的生命去换取一朵花的存在,这其中强大的反差正体现了诗人身上理想的热情洋溢。诗人甚至还嫌不过瘾,用夸张而饱满的情绪歌唱:“假如能够/让我们死去千次百次吧”,只要我们能够“象矿苗在时间的急逝中指示存在”(《人心的法则》)。对诗人而言,生命是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的,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人生的意义。而这人生的意义,这对人生的一种终极的关怀,又何尝不是理想的另一种命名呢?
如果死亡是被迫的,是对理想的一种毁灭,那么对理想的追求就会以曲折的形式表达。在那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的坟上“要长出一棵大树/一座高耸的路标/朝你渴望的方向/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悼——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在诗人的笔下是一个前仆后继的传承的过程,追求理想的人可以被毁灭,被消亡,但是在一代代的继承者的手里,理想之光是不会熄灭的。对理想的狂热追求赋予了诗人殉道者式的神圣而迷乱的气息: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朝你从容地穿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在枪林弹雨中穿过开阔地是必死无疑的,然而诗人却象浑然不觉其中的危险,仿佛理想赋予了人神奇的魔力——可以刀枪不入。
和理想相联的是苦难,舒婷说:“每一种痛苦都可能是一剂毒药,如果没有理想的太阳的高高的照耀,如果不是‘为了不可抗拒的召唤’,人怎能有力量翻越这无穷尽的障碍奔向目标呢?”(《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的确舒婷笔下,苦难在理想强大光辉的烛照下总是黯然失色,再也没有了那种沉郁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气势,而成为从“肩头抖落”的记忆(《白柯》),“像癣一样”的乌云(《向北方》),苦难原本应该沉重,可是在舒婷笔下却变得轻绡而无力,只因为拥有了理想,它就是可以轻而易举抖落的,就变成鄙琐得象癣一样的东西。理想是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它可以“改写最后的乐章为明丽的前奏”(《白柯》),即使只有“几朵小小的杜鹃”也能让“天地温暖,云儿不再他飘”(《初春》),可以在“冻僵的手心”“传递着最可靠的春风”(《岛的梦》)。理想不再是苦难的重压下愈挫愈勇的东西,而是先验地就具有战胜苦难的魔力。苦难成为了表现理想强大力量的道具,只是道具。
这是否也预示了舒婷式的理想在不久的之后的终结呢?
想起同样作为“理想的捍卫者”的张承志,他笔下的苦难和舒婷的恰恰相反,如西海固望不到头的黄土高原一般重重地压在人的心坎上,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也许是因为舒婷歌唱理想的年代和张承志刻写哲合忍耶的宗教理想的年代已经有了距离。舒婷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易地把理想高高地放在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地位,并认为理所应当,也许正是因为理想是那个时代的“共名”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
顾城于1979年写下的这首小诗或许可以诠释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态。黑暗的文革过去了,正应该是理想高蹈的时代来临的时刻了,“光明”,“理想”是在黑暗的世界呆得太久的人们所渴望的字眼。舒婷的理想之歌正契合了那个时代的声音。而九十年代之后,理想不再是时代的共名,这个时代的共名可以是小资、情调、CD香水、咖啡馆、酒吧,但绝不会是理想。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里舒婷的理想注定没有市场。舒婷也忧伤地意识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悄悄地放弃了那个可以让人死去千次百次的理想,她黯然地写到:
你的名字是一只
熟苹果
无枝可栖(《国光》)
时代的共名变了,舒婷那乌托邦式的理想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枝头,它变成了一只熟苹果—— 一件平凡的事物,再也不是个可以放在心灵的祭台上的东西。它在“娇儿发火手枪瞄准下倒下”,它由“妻的贝齿轻轻咬啮”,因为“多汁的岁月无几了”。舒婷冷静地告诉我们:“这是梦想的/ 最后一根羽毛/ 你可以攀着它飞翔片刻/却不能结庐终身”(《最后的挽歌》),可是我仍然眷恋着那根注定要飘零的会发光的羽毛,那个无枝可栖的理想,那个在现实中看上去象虚构的理想,因为那是一个给人以希望和温暖的“火柴天堂”。
2002/1/9
舒婷的诗的评论




这是个理想陨落的年代,人们已经羞于把理想放在嘴边,“理想”这个词已经被“计划”代替,抽象性的理想和切实的计划比较起来似乎显得空洞而单薄,然而,当我回过头去看舒婷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下的歌颂理想,歌颂美好,充满憧憬的诗歌时,却能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虽然稚嫩,虽然有着乌托邦的色彩,可它们是高高飘扬在上的,告诉你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永远有个理想的王国可以烛照心灵从而不让它被凡俗吞没;它们可以把你在现实的平地上埋得太深的目光引向那闪着温暖的光的世界。或许这个理想的世界就象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所幻想出来的那棵浮在半空中熠熠生光的圣诞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理想应该是一种信仰,是日出前的地平线,可以不断地追寻,其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
在舒婷的诗中,个人并非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牺牲,是要贡奉在理想的祭台上的,个人的生命运行是一个服从理想的过程:
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的妈妈》)
这里舒婷用了“服从”这个动词,这是个“绝对化”的字眼,不考虑主客观一切不利的因素,带有一种精神上的狂热和宗教意味。不同于日常的表达中惯用的“个人追求理想”中理想是客体,是被追求的对象,这里正相反,理想变成了决定个人的力量,个人只有服从别无他途。这样,理想一旦成为一种命令,一个不得不承担的东西,人的惰性就容易被克服了。
舒婷所追求的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在她笔下呈现的是一个“永远向理想”的运动过程,而非理想本身。
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
只有春天理解这份热爱
忍受,一切艰难失败
永远飞向温暖、光明的未来(《馈赠》)
这里,显然“温暖、光明和未来”象征了理想。让人注目的是舒婷用了“永远”来修饰“飞向”这个动作,飞向是向着理想飞翔,那就是一个朝着理想运动的过程,并未达到理想本身,这个运动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才能到达目标。但“永远”这个时间性的副词却把这个过程无限期地延长了。这无限的延长,一方面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取消了理想作为结果的意义,理想也许只是个不断引导个人克服自身的标志,它本身可以是虚化的,但它的力量却可以让人“忍受一切艰难失败”这就是其意义所在了。
在舒婷的早期诗歌中,个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计代价,不可压制的。屈辱、子弹、死亡等等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诗人追求理想的脚步。她说“为一朵花而死去/是值得的”(《人心的法则》),体现了诗人维护“美好的世界”的勇气,用个人高贵的生命去换取一朵花的存在,这其中强大的反差正体现了诗人身上理想的热情洋溢。诗人甚至还嫌不过瘾,用夸张而饱满的情绪歌唱:“假如能够/让我们死去千次百次吧”,只要我们能够“象矿苗在时间的急逝中指示存在”(《人心的法则》)。对诗人而言,生命是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的,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人生的意义。而这人生的意义,这对人生的一种终极的关怀,又何尝不是理想的另一种命名呢?
如果死亡是被迫的,是对理想的一种毁灭,那么对理想的追求就会以曲折的形式表达。在那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的坟上“要长出一棵大树/一座高耸的路标/朝你渴望的方向/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悼——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在诗人的笔下是一个前仆后继的传承的过程,追求理想的人可以被毁灭,被消亡,但是在一代代的继承者的手里,理想之光是不会熄灭的。对理想的狂热追求赋予了诗人殉道者式的神圣而迷乱的气息: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朝你从容地穿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在枪林弹雨中穿过开阔地是必死无疑的,然而诗人却象浑然不觉其中的危险,仿佛理想赋予了人神奇的魔力——可以刀枪不入。
和理想相联的是苦难,舒婷说:“每一种痛苦都可能是一剂毒药,如果没有理想的太阳的高高的照耀,如果不是‘为了不可抗拒的召唤’,人怎能有力量翻越这无穷尽的障碍奔向目标呢?”(《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的确舒婷笔下,苦难在理想强大光辉的烛照下总是黯然失色,再也没有了那种沉郁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气势,而成为从“肩头抖落”的记忆(《白柯》),“像癣一样”的乌云(《向北方》),苦难原本应该沉重,可是在舒婷笔下却变得轻绡而无力,只因为拥有了理想,它就是可以轻而易举抖落的,就变成鄙琐得象癣一样的东西。理想是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它可以“改写最后的乐章为明丽的前奏”(《白柯》),即使只有“几朵小小的杜鹃”也能让“天地温暖,云儿不再他飘”(《初春》),可以在“冻僵的手心”“传递着最可靠的春风”(《岛的梦》)。理想不再是苦难的重压下愈挫愈勇的东西,而是先验地就具有战胜苦难的魔力。苦难成为了表现理想强大力量的道具,只是道具。
这是否也预示了舒婷式的理想在不久的之后的终结呢?
想起同样作为“理想的捍卫者”的张承志,他笔下的苦难和舒婷的恰恰相反,如西海固望不到头的黄土高原一般重重地压在人的心坎上,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也许是因为舒婷歌唱理想的年代和张承志刻写哲合忍耶的宗教理想的年代已经有了距离。舒婷之所以可以如此轻易地把理想高高地放在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地位,并认为理所应当,也许正是因为理想是那个时代的“共名”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
顾城于1979年写下的这首小诗或许可以诠释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态。黑暗的文革过去了,正应该是理想高蹈的时代来临的时刻了,“光明”,“理想”是在黑暗的世界呆得太久的人们所渴望的字眼。舒婷的理想之歌正契合了那个时代的声音。而九十年代之后,理想不再是时代的共名,这个时代的共名可以是小资、情调、CD香水、咖啡馆、酒吧,但绝不会是理想。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里舒婷的理想注定没有市场。舒婷也忧伤地意识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悄悄地放弃了那个可以让人死去千次百次的理想,她黯然地写到:
你的名字是一只
熟苹果
无枝可栖(《国光》)
时代的共名变了,舒婷那乌托邦式的理想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枝头,它变成了一只熟苹果—— 一件平凡的事物,再也不是个可以放在心灵的祭台上的东西。它在“娇儿发火手枪瞄准下倒下”,它由“妻的贝齿轻轻咬啮”,因为“多汁的岁月无几了”。舒婷冷静地告诉我们:“这是梦想的/ 最后一根羽毛/ 你可以攀着它飞翔片刻/却不能结庐终身”(《最后的挽歌》),可是我仍然眷恋着那根注定要飘零的会发光的羽毛,那个无枝可栖的理想,那个在现实中看上去象虚构的理想,因为那是一个给人以希望和温暖的“火柴天堂”。
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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