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02 18:22:22
来自: biduofang820
野蛮生长的评论
作为 “92派”的典型人物，2008年的冯仑，以“江湖”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江湖”。
冯仑坦承在完成 《野蛮生长》之后才发现，他的这场思考落地之时，恰值“改革开放”敲响了三十年的钟声。事实上，“三十而立”的钟声，更像是一次深长的喘息，是面对未来岁月的自然敬畏。
脱胎于1980年代之前的“92派”，在思维深处打下了激荡年代的红色烙印，却又在三十年的转型冲击中，不断面临着洗刷固有心理逻辑的重负，他们必须忘掉甚至是抛弃过去，才能真正走入未来。因此，当2007年末马云成为全球瞩目的新经济状元之际，如潮的赞许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商业步履蹒跚的印象。马云的阿里、丁磊的网易，这些从里到外已经完全与国际并轨的年轻企业，在占据中国商业社会主流位置的“92派”的眼中，与他们的前辈牟其中、年广久一样的遥远，一样的恍如隔世。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此后“下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称谓。1992年的海南岛成为了“英雄聚义”所在，“十万人才下海南”，一时蔚为壮观，“92派”的诞生始自于此。
在封面上标注着“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灵史”的《野蛮生长》，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胎变、蜕化以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尽管从这本书中，读者已经足以领略到作者从“江湖聚义”到“制度为上”的脱胎换骨的真实转变，但仍然可以从《野蛮生长》中随处撞到作者无法尽弃的“江湖气质”。“制度”的魅力，更多是从商业社会的生离死别总结出的生存逻辑，而“江湖习性”已经成为如冯仑这样的“92派”与体制保持一定距离的内在操守。能放下的他们都放下了，但有些东西他们也许永远放不下。
海口岁月
1989年12月，在轰鸣的发动机噪声中，坐在绿色马扎上的冯仑，乘坐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广州飞向海口，在当时这是飞往海口的惟一交通工具。当时的海口尚是一个大渔村的景象，“道路曲曲弯弯，又窄又破，扔满了废弃物。交通乱得很，好像只有海府路一小段实行了快慢车道分流，其他路段则全混在一起。”
冯仑对于海口的印象是“没有红绿灯”。马车、自行车与汽车走在一条路上。
“没有红绿灯”也正是1990年代初期的“十万下海者”遭遇的经济秩序现状，那时中国没有《公司法》。一个公司责权利如何划分、组织结构如何清晰，均没有任何先例可依。
在与迟福林筹办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在跌跌撞撞中解散之后，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冯仑弃官从商。在1991年，海南“六兄弟”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六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书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在海南聚义，开始行走在一条没有既定规则的创业征途上。由于确认每一个人的贡献都必不可少，而且不愿意区别哪一个人更重要，六个人平起平坐，利益均分。
这种“梁山好汉”式的结构模式，在初期会显现出其乐融融的开山气氛。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除了中国尚没有出现私有化企业的先例，也与冯仑等人刚刚从体制中出离有关，对于层级的厌倦以及对于绝对管制的挑战，令他们更情愿选择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组织结构。除此之外，就是冯仑的个人原因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像一个纯粹的商人，倒更像一个侠客，商业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方式，因此，以商言志，而非以商言商，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让冯仑的社会角色看起来有些模糊。
于阳在 《江湖中国》一书中，对“体制与出离体制”做了有意思的总结：“近五百年来中国 ‘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
侠客可以仗剑而行，但商业世界却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较量，那是在商业秩序、制度安排上的较量。而这些对于喜欢打破规则的侠客而言根本是一件没有概念的事情。
万通六君子，虽然最终曲终人散，却在与此同时，几乎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标志符号，和平分手，各自为王。
而数人合伙创业的另一个案例，是与万通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业的上海复星，由以郭广昌为首的五个大学同窗好友共同创业，一开始便是郭广昌一股独大，主次分明，与初期万通的“梁山”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广昌与其他四个创业者，平稳地运行了15年。
这样超稳定的结构，的确值得所有企业家艳羡，但过于珍稀的东西，却难以成为标本。中国的公司成长分多聚少，以致于人们认为复星的同学合作模式，几乎没有“标本”价值，复星的五兄弟神话，肯定会披上光环，却容易被人们抛到记忆之外，而万通六兄弟，虽然分道扬镳，却成为了商界忠义精神的象征与标本。
原罪胡雪岩
与1992年全民皆商相呼应的是，《胡雪岩全传》开始风靡中国。
记者有幸经历了那样一场商业教化运动，准确地说应该是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在现实中的作用。当时单位老板，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套《胡雪岩全传》。
“那个时候，人们把胡雪岩当成了早期的MBA成功案例。”冯仑对于《胡雪岩》的研读不仅仅是读书，而是从台湾《商业周刊》上，邮购回了《胡雪岩全传全传》的有声版，对于小说的篇章冯仑仍然记忆犹新：“《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箫瑟洋场》。”而让冯仑至今难忘的是这套有声版的结局，“起风了，她们(胡的七个姨太太)一个人一个人的都送走了。胡雪岩最后说，一个人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不舒服。”这句话后来一度成为冯仑的口头禅。
如果说对胡雪岩的理解，有着各种各样的角度，那么曾经在体制中游荡过的冯仑，对体制始终保持着逃离之后的距离感，这注定他更多会关注胡雪岩与体制较量的最终结局。冯仑说到：“左宗棠这个靠山，最终变成了火山。所以对于靠山与火山的关系，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长虹的倪润峰总说，政商关系离不开，靠不住。”
在体制之外的没有“红顶”的民营企业是何命运？冯仑用借100元为例，分析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的生存处境，“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借100元的代价，最终必须有580%的回报率。而急功近利，会造成一环接一环的困境。
1995年，万通一度处于高度危机中，四处扩张最后的局面是四处举债。
人在处于困境中时，更容易倾向于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寻找力量，他在一团乱麻中，回到了老家西安。冯仑回忆起当时一段有趣的经历，一位朋友领着他到了西安郊区的 “楼观台”——一个道家的法场。楼观台的道长叫任法融(现在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并不知道他们的来由，送给冯仑一个字“守”，“你手里拿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大了，你就拿不住，拿不住就累，所以，守，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拿得住。”任法融把《道德经》送给了冯仑。而冯仑此后削藩减部，割疆让土，直至身无负坠。
在冯仑的行李箱中，《道德经》一直形影不离。1996年9月13日，万通的成立时间被确立为“反省日”。这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原罪”的发端。是否有“原罪”动力，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命力的一个根本标志，在冯仑看来，万通与德隆的区别正在于一个刹住了车，而一个却踩了油门。
制度的力量
在《野蛮生长》一书出版之后，书中写到的两位企业家之一牟其中，向本报投来长信，并称书中对于他的记述不实，当记者就此问题问及冯仑时，冯仑回答：“那些是我18年前在南德的事情，恍如隔世。彼此都有记忆误差，牟65岁，我48岁，如果他记忆误差是5-6%，我能记错的应该是3-4%，总会有一些误差。关键是叙事逻辑，他的表述方式停在了三十年前，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习惯先树一个假想敌，然后起而攻之。”
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记录的另一位企业家是王石，而他区分牟其中与王石的一个指标，是二人的语言系统，冯仑说：“王石的语言体系已经是80后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代际，冯仑概括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前公司时代”，或者说是个体户时代，代表人物是年广久；从90年代初到2001年为 “公司时代”，1993年《公司法》正式出台；从2001年到现在为 “新经济时代”，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是“资本市场”。
民营企业的三个发展阶段，越往前，环境越复杂，人的做法也很复杂，越往后，条件越单一，公司运作越简单。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牛文文在谈及中国企业的生存特征时坦言：“90%的企业的消亡，都是没有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民营企业，即便是国有企业比如中航油、伊利，如果选择强行改制，往往会中途折断。”
“在遇到万科王石之后，他绝不行贿，绝不与个人建立不正当关系的做法，坚定了我保持简单的做事方法。认识了网易的丁磊，他们的做法更简单了。只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就可以了。”对于政商关系，冯仑身边的企业家向他展示了代际转换之间的企业原则剧变。
这种变化，也正映照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环境的演变，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需要与资源博弈，而资源的垄断特性，注定民营企业需要通过的关卡必然繁多。2001年之后，融入国际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开始发酵，纳斯达克的巨大魔力，在润物细无声中，把新经济的游戏规则推入了中国市场。即便像土地这样的垄断资源也进入了公开市场，虽然仍有未尽问题，但仅就商业用地这一层面而言，地产民营企业终结了十数年的土地灰色博弈，转而把目光注视向资本市场。
比之于种种原罪、内省的力量，“资本市场”简明的约束规则正在感染着冯仑，当网易丁磊出现在中信出版社为冯仑举办的《野蛮生长》推介会时，丁磊对于企业生长规律的概括言简意赅：“我关注过《大败局》，1990年代之后太阳神、秦池、爱多纷纷倒下，那时有那时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正像西方组织理论所说，围绕消费者组织公司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只要认真做，做50年的企业，不是什么问题。”
在丁磊看来，从起点的简单，可以看到未来的简单，而对冯仑这样的老兵而言，过去复杂，必然成为走入未来的巨大成本。抛弃过去，除了理智，还需要一点“野蛮”，这样的成长方式既映照着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也透射着无可回避的悲壮。好在，不管怎么样，大家还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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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评论
作为 “92派”的典型人物，2008年的冯仑，以“江湖”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江湖”。
冯仑坦承在完成 《野蛮生长》之后才发现，他的这场思考落地之时，恰值“改革开放”敲响了三十年的钟声。事实上，“三十而立”的钟声，更像是一次深长的喘息，是面对未来岁月的自然敬畏。
脱胎于1980年代之前的“92派”，在思维深处打下了激荡年代的红色烙印，却又在三十年的转型冲击中，不断面临着洗刷固有心理逻辑的重负，他们必须忘掉甚至是抛弃过去，才能真正走入未来。因此，当2007年末马云成为全球瞩目的新经济状元之际，如潮的赞许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商业步履蹒跚的印象。马云的阿里、丁磊的网易，这些从里到外已经完全与国际并轨的年轻企业，在占据中国商业社会主流位置的“92派”的眼中，与他们的前辈牟其中、年广久一样的遥远，一样的恍如隔世。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此后“下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称谓。1992年的海南岛成为了“英雄聚义”所在，“十万人才下海南”，一时蔚为壮观，“92派”的诞生始自于此。
在封面上标注着“一部民营企业的心灵史”的《野蛮生长》，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胎变、蜕化以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尽管从这本书中，读者已经足以领略到作者从“江湖聚义”到“制度为上”的脱胎换骨的真实转变，但仍然可以从《野蛮生长》中随处撞到作者无法尽弃的“江湖气质”。“制度”的魅力，更多是从商业社会的生离死别总结出的生存逻辑，而“江湖习性”已经成为如冯仑这样的“92派”与体制保持一定距离的内在操守。能放下的他们都放下了，但有些东西他们也许永远放不下。
海口岁月
1989年12月，在轰鸣的发动机噪声中，坐在绿色马扎上的冯仑，乘坐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广州飞向海口，在当时这是飞往海口的惟一交通工具。当时的海口尚是一个大渔村的景象，“道路曲曲弯弯，又窄又破，扔满了废弃物。交通乱得很，好像只有海府路一小段实行了快慢车道分流，其他路段则全混在一起。”
冯仑对于海口的印象是“没有红绿灯”。马车、自行车与汽车走在一条路上。
“没有红绿灯”也正是1990年代初期的“十万下海者”遭遇的经济秩序现状，那时中国没有《公司法》。一个公司责权利如何划分、组织结构如何清晰，均没有任何先例可依。
在与迟福林筹办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在跌跌撞撞中解散之后，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冯仑弃官从商。在1991年，海南“六兄弟”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六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书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在海南聚义，开始行走在一条没有既定规则的创业征途上。由于确认每一个人的贡献都必不可少，而且不愿意区别哪一个人更重要，六个人平起平坐，利益均分。
这种“梁山好汉”式的结构模式，在初期会显现出其乐融融的开山气氛。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除了中国尚没有出现私有化企业的先例，也与冯仑等人刚刚从体制中出离有关，对于层级的厌倦以及对于绝对管制的挑战，令他们更情愿选择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组织结构。除此之外，就是冯仑的个人原因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像一个纯粹的商人，倒更像一个侠客，商业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方式，因此，以商言志，而非以商言商，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让冯仑的社会角色看起来有些模糊。
于阳在 《江湖中国》一书中，对“体制与出离体制”做了有意思的总结：“近五百年来中国 ‘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
侠客可以仗剑而行，但商业世界却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较量，那是在商业秩序、制度安排上的较量。而这些对于喜欢打破规则的侠客而言根本是一件没有概念的事情。
万通六君子，虽然最终曲终人散，却在与此同时，几乎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标志符号，和平分手，各自为王。
而数人合伙创业的另一个案例，是与万通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业的上海复星，由以郭广昌为首的五个大学同窗好友共同创业，一开始便是郭广昌一股独大，主次分明，与初期万通的“梁山”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广昌与其他四个创业者，平稳地运行了15年。
这样超稳定的结构，的确值得所有企业家艳羡，但过于珍稀的东西，却难以成为标本。中国的公司成长分多聚少，以致于人们认为复星的同学合作模式，几乎没有“标本”价值，复星的五兄弟神话，肯定会披上光环，却容易被人们抛到记忆之外，而万通六兄弟，虽然分道扬镳，却成为了商界忠义精神的象征与标本。
原罪胡雪岩
与1992年全民皆商相呼应的是，《胡雪岩全传》开始风靡中国。
记者有幸经历了那样一场商业教化运动，准确地说应该是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在现实中的作用。当时单位老板，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套《胡雪岩全传》。
“那个时候，人们把胡雪岩当成了早期的MBA成功案例。”冯仑对于《胡雪岩》的研读不仅仅是读书，而是从台湾《商业周刊》上，邮购回了《胡雪岩全传全传》的有声版，对于小说的篇章冯仑仍然记忆犹新：“《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箫瑟洋场》。”而让冯仑至今难忘的是这套有声版的结局，“起风了，她们(胡的七个姨太太)一个人一个人的都送走了。胡雪岩最后说，一个人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不舒服。”这句话后来一度成为冯仑的口头禅。
如果说对胡雪岩的理解，有着各种各样的角度，那么曾经在体制中游荡过的冯仑，对体制始终保持着逃离之后的距离感，这注定他更多会关注胡雪岩与体制较量的最终结局。冯仑说到：“左宗棠这个靠山，最终变成了火山。所以对于靠山与火山的关系，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长虹的倪润峰总说，政商关系离不开，靠不住。”
在体制之外的没有“红顶”的民营企业是何命运？冯仑用借100元为例，分析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的生存处境，“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借100元的代价，最终必须有580%的回报率。而急功近利，会造成一环接一环的困境。
1995年，万通一度处于高度危机中，四处扩张最后的局面是四处举债。
人在处于困境中时，更容易倾向于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寻找力量，他在一团乱麻中，回到了老家西安。冯仑回忆起当时一段有趣的经历，一位朋友领着他到了西安郊区的 “楼观台”——一个道家的法场。楼观台的道长叫任法融(现在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并不知道他们的来由，送给冯仑一个字“守”，“你手里拿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大了，你就拿不住，拿不住就累，所以，守，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拿得住。”任法融把《道德经》送给了冯仑。而冯仑此后削藩减部，割疆让土，直至身无负坠。
在冯仑的行李箱中，《道德经》一直形影不离。1996年9月13日，万通的成立时间被确立为“反省日”。这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原罪”的发端。是否有“原罪”动力，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命力的一个根本标志，在冯仑看来，万通与德隆的区别正在于一个刹住了车，而一个却踩了油门。
制度的力量
在《野蛮生长》一书出版之后，书中写到的两位企业家之一牟其中，向本报投来长信，并称书中对于他的记述不实，当记者就此问题问及冯仑时，冯仑回答：“那些是我18年前在南德的事情，恍如隔世。彼此都有记忆误差，牟65岁，我48岁，如果他记忆误差是5-6%，我能记错的应该是3-4%，总会有一些误差。关键是叙事逻辑，他的表述方式停在了三十年前，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习惯先树一个假想敌，然后起而攻之。”
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记录的另一位企业家是王石，而他区分牟其中与王石的一个指标，是二人的语言系统，冯仑说：“王石的语言体系已经是80后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代际，冯仑概括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前公司时代”，或者说是个体户时代，代表人物是年广久；从90年代初到2001年为 “公司时代”，1993年《公司法》正式出台；从2001年到现在为 “新经济时代”，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是“资本市场”。
民营企业的三个发展阶段，越往前，环境越复杂，人的做法也很复杂，越往后，条件越单一，公司运作越简单。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牛文文在谈及中国企业的生存特征时坦言：“90%的企业的消亡，都是没有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民营企业，即便是国有企业比如中航油、伊利，如果选择强行改制，往往会中途折断。”
“在遇到万科王石之后，他绝不行贿，绝不与个人建立不正当关系的做法，坚定了我保持简单的做事方法。认识了网易的丁磊，他们的做法更简单了。只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就可以了。”对于政商关系，冯仑身边的企业家向他展示了代际转换之间的企业原则剧变。
这种变化，也正映照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环境的演变，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需要与资源博弈，而资源的垄断特性，注定民营企业需要通过的关卡必然繁多。2001年之后，融入国际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开始发酵，纳斯达克的巨大魔力，在润物细无声中，把新经济的游戏规则推入了中国市场。即便像土地这样的垄断资源也进入了公开市场，虽然仍有未尽问题，但仅就商业用地这一层面而言，地产民营企业终结了十数年的土地灰色博弈，转而把目光注视向资本市场。
比之于种种原罪、内省的力量，“资本市场”简明的约束规则正在感染着冯仑，当网易丁磊出现在中信出版社为冯仑举办的《野蛮生长》推介会时，丁磊对于企业生长规律的概括言简意赅：“我关注过《大败局》，1990年代之后太阳神、秦池、爱多纷纷倒下，那时有那时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正像西方组织理论所说，围绕消费者组织公司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只要认真做，做50年的企业，不是什么问题。”
在丁磊看来，从起点的简单，可以看到未来的简单，而对冯仑这样的老兵而言，过去复杂，必然成为走入未来的巨大成本。抛弃过去，除了理智，还需要一点“野蛮”，这样的成长方式既映照着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也透射着无可回避的悲壮。好在，不管怎么样，大家还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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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
2008-03-06 22:57:28 石子军
强悍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