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陈寅恪

2008-01-31 21:22:58 　　来自: 邓金明 (忍耐之铅)
寒柳堂集的评论   

　　我在想，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陞而余英时而王汎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为什么就成了孤例？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http://www.china.com.cn/weekend/txt/2006-12/29/content_7577719.htm）谈及余英时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文章如下——
　　
　　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古典汉学的路数并不发达，而以费正清在哈佛开创的有“新汉学”之称的“中国学”研究为主流，特点是强调运用原始档案、多种语言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其时段以“晚期中华帝国”以降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其方法为重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对历史研究的推动，从而扩大历史观察的范围；其视角则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社会精英与民众运动、思想学术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交流与文化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等内容，这与欧洲汉学的治史方法不同，但近年来也因欧洲汉学的同方向发展而合流。
　　而余英时学术的主体内容是对17至18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和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思想史及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应属中国学主要关注的时段，但其影响却较为有限。
　　其一，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陞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关于中国思想及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还是列文森、狄百瑞、史华慈、柯文、墨子刻、本杰明·艾尔曼乃至史景迁、杜赞奇的征引频率更高，这里面，有汉学传统，有社会史视角，有后现代理论，和余英时不同路。
　　
　　我觉得这段话倒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是相同的命运。陈寅恪生前好友吴宓曾经说过，毛时代之后，中国即入三无时代：无文化，无道德，无信仰。对于一个为文化所化之历史学家来说，这恐怕是致命的。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爲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变易，则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
　　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託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恐怕不仅仅是指当时，而是有相当的未来性。陈寅恪以史家的洞见，预示了历史逻辑发展的最终结果。
　　
　　余英时在美国的境地，和陈寅恪在新中国的境地，不无相似之处。都备受尊荣，却也都不无孤单。但也有不同，前者是学术气候使然，而后者多少是政治气候使然。
　　
　　陈寅恪这样的史家之所以是孤岛，是因为他的历史写作是朝向后代而非同代的读者，虽然是被迫的。这就像是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漂流瓶”。“我的天赋贫乏，我的嗓音不大，但我生活着，我的存在会使这大地上的某人好奇：我的一个遥远的后代，会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也许，我能与他心灵相通，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曼德尔施塔姆把巴拉丁斯基的诗比喻为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里的一封信，虽然没有确切的地址，却有着潜在的接受者，未来的接受者。“以诗证史”，陈在诗句中发现了人的情感、精神内在的历史，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隐秘地封进了诗句和学术当中，成了“漂流瓶”，期待后世有心人的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