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款·大众

2008-01-22 06:11:36 　　来自: 南桥
University Inc的评论   

　　美国是一崇尚学术自由的国家，但是《大学不是公司》（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这本书，让人看到了它不自由的一面，可是败坏自由的，不是政府，不是军方，居然是企业。这本书的作者曾写专栏文章称，企业经费是科学研究的最大敌人。
　　1965年，美国的研发基金60%来自联邦政府。到了2006年，美国的研发经费65%来自私营利益相关的事业。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德国化工企业Hoechst公司曾出资五千万美元，与哈佛大学下面的一家医院合作。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时任田纳西参议员的戈尔质问：该研究公众已经支持了二十年，现在因为这五千万，而把研究成果专利，拱手让给一家德国公司，“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有点不公。为什么把这一成果的精华卖给一家外国公司？”这就像我们民间故事所说的恶婆婆，嫌弃媳妇烧水半天烧不开，结果自己抢过去，扔进几把柴，水一会儿就开了，因为媳妇本来就已经把水烧到了99度。私营企业支持大学研究，换取成果，很像这么一回事。如果你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孙中山的革命之后，袁世凯抢到总统宝座也是合理的。
　　大部分研究其实都是一场持续的对话，是科学家和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叠罗汉一般达成最终的高度。不看别人的成果，则有可能重复劳动。这也是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有“文献回顾”（ Literature Review）这一章的原因所在。这里的老师经常会告诫学生，我们不需要你去remake the wheel。你只要去将前人的成果进一步拓展。
　　基于基础研究的成果，为某些赢利组织所用，就有可能背叛公众。假如一家大学，发明了一种能够治疗白血病的药，作为一个大学，一个纳税人和国家经费支持的机构，它理应公开这样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越来越按照赢利机构的方法来运营的结构，它则可能不公开这样的研究，而是让自己的附属企业赢利。换言之，在产生一种新药的10块钱当中，可能是公众出过看不见的9块，某校办企业出了看得见的1块，买走这价值10000块的东西。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犹他大学一教授发现了一种导致遗传性乳腺癌的基因。该成果若为公众使用，则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可是该大学却把该发现的专利权给了该教授创办的公司 Myriad Genetics，且不允许其他研究者使用该基因，严重违背了公众利益。1955年的时候，有人问约拿斯•萨尔科，他所发现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有无申请专利，他回答说：“怎么说呢，各位，没有什么专利。你难道能对太阳申请专利？”可惜如今的教授像他这种境界的是少数。更为关键的是，很多大学都希望孵化自己的企业，与其他学校展开竞争。那么知识领域的游戏规则，则越来越让位于市场的游戏规则，直至导致学校被私营企业败坏。
　　按照《大学不是公司》（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詹妮弗•沃什伯恩（Jennifer Washburn）的说法，大学最宝贵的，是公正无偏袒的研究（disinterested research），是与公众的信息交流，而私营经费进入之后，或许可能造成偏瘫的研究，让研究半身不遂。大学非大楼也，非大款也，大学要的是大众。
　　大学的公正，无偏袒，则是大学维系公众信心的一大原因。随着业界的渗透，大学的公正被人质疑。本书作者指出，一些科学领域的论文其实是业界的枪手所写。要知道业界也有很多高人，其中不乏一流院校的杰出PhD。 他们并不是写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能署名。如果署名，则因利益攸关，在可信度上受到质疑。所以业界会去写论文，署名找某校教授。这是一种新型的软文。
　　沃什伯恩是个独立记者。她质问：为什么新闻界强调独立客观，人们不希望他们偏袒某一方；法官则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避嫌，而大学里的瓜前李下嫌疑重重，却无人过问呢？
　　很有趣的是，在2008年1月21日西弗吉尼亚一份报纸上《先驱快递报》(Herald Dispatch)上，我看到两则新闻，一是西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艾略特·梅纳德（Elliott Maynard)在一桩涉及到某大煤矿公司的案件中，被人发现丑闻。这位法官和这个公司的CEO曾在摩纳哥的时候合影。最近，照片被人公布出来，作为二人有私交的证据。法官提出避嫌，但是媒体不依不饶，要求他辞职。而在这份报纸的背面，我看到的一则新闻中说，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乔·曼钦（Joe Manchin）提出拨款1500万给我们学校作为研究经费，另外3500万给西弗吉尼亚大学。但是双方都必须拿到同等金额的融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校不能另筹资1500万，那么这笔经费就有可能流失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反之亦然。学校的一部分经费将出自私营成分。而私营企业则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索取自己的回报，这无疑会改变学校事项的优先顺序。
　　看过《大学不是公司》这本书后我在想，为什么大学的腐败更能得到公众的宽容？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些高校的“能人”其实并不是一流研究者，也不是好老师，可是他们有“能耐”骗到研究经费。学校本身的价值观已经倾斜了，在按照市场价值在评估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这已违背了当初的办学理想。大学慢慢变成大公司。
　　1982年，麻省理工、哈佛、加州理工、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以及六个业界领袖在加州Pajaro Dunes会谈，希望找到一个合理方案来解决产研合作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自发制定方案，外界就有可能制定法规来限制自己。然而这次会谈无果而终，只是发布了一个“各大学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跛鸭声明。
　　大学自己是不可能自己监管自己的，那等于让狐狸去看鸡窝。1980年代后期，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HHS）发布了一套利益冲突的指导原则，并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结果各大学的抗议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谴责这些原则侵犯学校的自主和自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最终妥协。但是迫于公众压力，联邦政府于1995年再次制定规避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要求任何接受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HHS）和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基金的教授，都必须披露其收入状况，包括在赢利性组织的任职所得。问题是这个规定的最终执行权还在学校。实际执行中，各个学校要求不一，其实从松的多，从紧的少，因为稍微紧一紧，杰出教师就会流失到其他院校。哈佛大学在解释其放松利益冲突管制的原因时，就表示希望能够招聘、挽留一流学者。如果哈佛都需要这么做的话，别的学校就更不用提了。好在还有沃什伯恩这样的独立记者，把一些丑闻给捅出来，好歹也起到一点舆论监督作用。
　　大学的利益冲突，还不限于公司和公众之间。在学校和学生之间，公司性质的经营方式也会造成矛盾。我们最近常听说的一些师生矛盾，人们常从师生关系这一个方面去解读，忘记了大学里现在师生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单纯是师生关系，有时候真正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受制于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是两种游戏规则有时候会在一些灰色地带“打架”。
　　学校和学生的矛盾，有时候很戏剧化。南佛罗里达大学生彼得•塔波尔斯基（Peter Taborsky）发现了一种废水除氨技术，具有商业价值。该学生公布自己的发现时，竟被学校控告“窃取学校财产”，送进大牢，直到被州长赦免。后来美国专利局认定该学生为唯一的成果所有者。
　　但是更多年轻学子，还是“倒霉的大多数”。论文署导师的名字这还不算什么。很多学生在做研究生的阶段，或许会遇到一个在外创业的“老板”导师。这样的导师的公司的经营，很有可能正是其研究内容，这样研究和公司业务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很模糊。原来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卫•扎波尔（David Zapol）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的导师盖瑞•诺伦（Garry Nolan）是该学校一个学术新星，掌管着一个实验室，可是他也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这时候无数尴尬局面就出现了。有一日，扎波尔的另外一位同学罗森博格(Rothenberg)去公司开会，发现他和扎波尔的研究成果，赫然出现在公司的投资人会议上，而演示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两个学生的名字。在二人提出此事后，反倒被导师责备。而实验室其他人则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声，因为有不少人已经在诺伦的公司任职，或担任顾问。扎波尔与其导师分歧严重，矛盾无法调和，无奈离开实验室，也终止了自己的博士学位。
　　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可是再看暂时还没有离开的罗森博格的遭遇，就有可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了。众所周知，学生在学校，不过短短几年，这期间他们或许能产生重大成果，但是很有可能被学校占用，尤其是在导师开公司、公私不分的情况下。罗森博格后来发觉自己如果一旦公布自己的研究计划，作为公司老板的导师就有可能让人去做同样研究，以其人力物力，会很快拿到结果。这样一来，自己的导师原来成了自己不对称的竞争对手。另外，作为一个学生和新入门的学者，罗森博格要和学术界内同行交流成果。比如他联系过的教授凯特•林（音）就是一个学术同行。 而这林教授也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和诺伦的公司是竞争对手。诺伦老得知此事后，严重警告自己的学生不要和林教授联系，透露可能帮助该公司的思想。罗森博格后来也无奈离去。
　　这个事件中的扎波尔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虽然扎波尔无奈终止了学业，未能改变斯坦福的做法，但是哈佛提议放松利益冲突规定时，老扎波尔教授以自己的儿子为例，指出学校和导师的贪心，是如何毁掉了一个前途似锦的科学新人。
　　一本书看下来，简直感觉学校被企业一刀一刀给剐了。在不同时代，学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作者自己也写道，在美国大学开始的时候，很多学校是宗教性质，比如普林斯顿是长老会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布朗大学是浸信会办的，Rutgers是改革宗办的。而在后来，工业发展、二战、冷战的需要，则不断在变更学校的功用。如今产生这种公司性质的学校，也是市场力量使然。
　　不过，不能只讲企业对教育的败坏，也没有想到和企业的合作给学生带来的机遇。大学（University）在当初的设立，目的是单纯的，是统一的，是unified，现在有人说大学不应该叫university, 而应该叫multiversity, 其职能在变化，其利益日趋多元，它服务于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利益。这会制造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好事。我们经常在大学的使命宣言上看到大学如何要将自己变成一个“产、学、研”基地。研和学自然是分不开的。可是产研不分，产学不分，当然有好处，比如给学生提供实习甚至就业机会，创造额外收入。只是不要忘了这中间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
　　记得《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有篇文章，说人人都有东西可以出卖，乞丐尚可出售尊严。那么大学卖的是只是知识和智慧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学生、公众和良知，岂可动辄出售呢？
　　在高校这样的“大公司”里，由于处处和实际利益挂钩，能给学校创造实际效益的老师，如管理、计算机，能拿到六位数的工资，可是一些人文学科，因为“效益”和“产出”低下，其工资待遇明显不如“高效益”的老师。一个人文学科的大师，其收入或许还不及一个其它学科新来的助教。在市场的游戏规则面前这是合理的。可是学校不是大卖场，或者说不完全是大卖场，退一万步说，它起码还得担负一些教书育人，从事公共研究的任务。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可惜高校变得越来越现实。90年代末，弗吉尼亚州州长提出给予该学校2500万美元资助，前提条件是该学校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满足本地高科技企业的需要。当时该大学的校长是Alan Merten, 本来就是计算机科学家，以前还担任过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州长这么一说，这位现实的校长立刻行动，增设大量和计算机有关的专业。而古典文学、德语、法语和其它一些科目则被砍掉。
　　此举引发该学校学生的抗议。该学校人类学学生米拉斯批评学校讨好周边企业的时候，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我们周围都是面包房的话，我相信我们学校会把这些人文学科给砍了，培养更多面包师出来。
　　后来该学校文理学院180位教授也联名上书，请校长不要只去培养学生的技术性技能。有位文科教授指出：我担心我们成了周边企业的分包商了…大学应该教会人们阅读、写作、还有批判式思维。很有讽刺性的是，这些也恰恰是这些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要是让他们学习Lotus, 他们毕业后也可以去学啊。
　　看这本描述美国高校世俗化的时候，常想到中国其实一样。为什么要培养人文精神。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的一段论述十分精辟：“人文学科确实没什么用，它不能使你发财。但我们用一个家庭来比喻，一个家最有用的是厕所，其次是厨房，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家里最没用的东西，数来数去可以说是墙上挂的那幅齐白石画的虾。但家里有客人来了，你会带他去参观厨房和厕所吗？大家坐在客厅评头论足谈论得最起劲的，却是齐白石画的那只虾。人文学科就是那只虾！”陈教授还说：我们相信有一些人类的精神需要守护，在目前社会守护它的责任就落在大学身上。
　　由于一些文科专业不能带来实际效益，在美国的一些高校，他们的发展很受限制甚至整个科目被取消。针对这一倾向，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人文教育，如哲学、文学、音乐、语言，可以培养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这思维能力是很多领域都需要的。人不能限于自己专业的一隅，因为观念的突破是跨学科的。人文学科除了让人具有更好的思维能力之外，还能让人更好地欣赏生活，而不让人在物质需要中坐井观天。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所得到的深层喜悦，十分类似于解出一道数学难题时所产生的那种欣喜。
　　在很多大学以经济效益为由，限制人文学科发展时，说出这话的人，居然是天天和钱打交道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毕业于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专业是单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