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8 08:26:33
来自: 胖丸子
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第四卷）的评论
我已经对整本书做了一个评论。对于樊纲作的序言《经济学的谦虚》，我觉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觉得好，我没有说清楚。
先抄一段我以为是樊文的精华：
“。。。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作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的增加的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
联系这一段，再来看看《经济解释》第二卷，《供应的行为》里面的一段话：
“。。。柏拉图情况（即樊文中所指的“帕累托标准”）也给经济学带来一个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与财富（或收入）分配的清楚划分。那就是达到了柏拉图情况后，财富或收入的转移若使社会有一人得益，则必有其他人受损。但这样的收入转移给人带来的益损，是与经济效率无关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无效率”的情况在一人世界不可能想象，为什么在多人的社会中-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是那样容易发生呢？我的答案是：要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无效率）也是不能想象的。在多人的社会中，“无效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漠视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条件，而最通常的遗漏是交易费用。柏拉图的社会比鲁滨逊的世界复杂得多，疏忽远为容易。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往往以为自己有上帝之能，喜欢改进世界。要是柏拉图情况永远达到，这些学者就会觉得自己是小人物了。”
两段同时看，滋味无穷。很象洪七公品俏黄蓉做的“玉笛谁家听落梅”，如果我能再找到另外三个谦虚的经济学家就会更像了。
樊纲承认，学习经济学是不能改进社会的。张五常的意思是，经济学家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动不动就想改进社会。前者说得比较温和，后者就不那么客气了。两个人一个意思，经济学家改进不了社会！张五常很明确的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樊纲没有如此明说，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谈到“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局限，说明樊纲是心里有数的。高小勇赞扬樊纲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中国历来的儒家传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改进社会的意愿。薛兆丰讲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贫寒而有大志，为国读书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发芽”，我越想越觉得他总结得精辟。而有时候，倒霉也就倒霉在这“贫寒而有大志”上。要是但凡能二者缺其一呢，中国也就少了那许多轮的瞎折腾。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受到科学训练不多，又总怀有崇高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学者们，往往难以摆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诱惑，怀着火热的改进社会激情，说一些真诚却不够客观中立的话。这些话免不了遭到大众的误读，引起大众的愤怒，激化不同利益阵营的对立情绪，使得经济学家的名声大幅受损，经济学也变成一个受到嘲笑和厌恶的名次。有的经济学家感到委屈，自认一片好心，一片真诚，却不能被理解。我到觉得，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褪色是一件大好事。过去经济学家被人尊敬，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就的贡献。而经济学家自己恐怕也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认识到，经济学家只是也只能是一些书生。他们并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旁观者，仅此而已。如果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还要以导师自居动辄教育大众，或自封为某阵营的代言人，短时间内可能还有人买帐，但长期来看自取其辱是不难预见的。
好在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放弃改进社会的想法，就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事情，解释现象，这样，省去打口水战的时间，把精力花在学问本身，对学术和社会都能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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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第四卷）的评论
我已经对整本书做了一个评论。对于樊纲作的序言《经济学的谦虚》，我觉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觉得好，我没有说清楚。
先抄一段我以为是樊文的精华：
“。。。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作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的增加的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
联系这一段，再来看看《经济解释》第二卷，《供应的行为》里面的一段话：
“。。。柏拉图情况（即樊文中所指的“帕累托标准”）也给经济学带来一个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与财富（或收入）分配的清楚划分。那就是达到了柏拉图情况后，财富或收入的转移若使社会有一人得益，则必有其他人受损。但这样的收入转移给人带来的益损，是与经济效率无关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无效率”的情况在一人世界不可能想象，为什么在多人的社会中-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是那样容易发生呢？我的答案是：要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无效率）也是不能想象的。在多人的社会中，“无效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漠视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条件，而最通常的遗漏是交易费用。柏拉图的社会比鲁滨逊的世界复杂得多，疏忽远为容易。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往往以为自己有上帝之能，喜欢改进世界。要是柏拉图情况永远达到，这些学者就会觉得自己是小人物了。”
两段同时看，滋味无穷。很象洪七公品俏黄蓉做的“玉笛谁家听落梅”，如果我能再找到另外三个谦虚的经济学家就会更像了。
樊纲承认，学习经济学是不能改进社会的。张五常的意思是，经济学家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动不动就想改进社会。前者说得比较温和，后者就不那么客气了。两个人一个意思，经济学家改进不了社会！张五常很明确的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樊纲没有如此明说，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谈到“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局限，说明樊纲是心里有数的。高小勇赞扬樊纲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中国历来的儒家传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改进社会的意愿。薛兆丰讲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贫寒而有大志，为国读书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发芽”，我越想越觉得他总结得精辟。而有时候，倒霉也就倒霉在这“贫寒而有大志”上。要是但凡能二者缺其一呢，中国也就少了那许多轮的瞎折腾。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受到科学训练不多，又总怀有崇高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学者们，往往难以摆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诱惑，怀着火热的改进社会激情，说一些真诚却不够客观中立的话。这些话免不了遭到大众的误读，引起大众的愤怒，激化不同利益阵营的对立情绪，使得经济学家的名声大幅受损，经济学也变成一个受到嘲笑和厌恶的名次。有的经济学家感到委屈，自认一片好心，一片真诚，却不能被理解。我到觉得，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褪色是一件大好事。过去经济学家被人尊敬，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就的贡献。而经济学家自己恐怕也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认识到，经济学家只是也只能是一些书生。他们并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旁观者，仅此而已。如果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还要以导师自居动辄教育大众，或自封为某阵营的代言人，短时间内可能还有人买帐，但长期来看自取其辱是不难预见的。
好在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放弃改进社会的想法，就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事情，解释现象，这样，省去打口水战的时间，把精力花在学问本身，对学术和社会都能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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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第四卷）
作者: 高小勇
isbn: 7505412213
书名: 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第四卷）
页数: 268
定价: 28.0
出版社: 朝华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