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等待

2008-01-15 00:46:23 　　来自: aima (湄汐……)
帝国的终结的评论   

　　初知易中天三个字，并不是他的品三国（事实上，我没看过品三国），而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第一修正案的。那篇文章颠覆了我对“妥协”这个词的成见，我还记得他用了“伟大的妥协”这样当时多少令我吃惊的字眼。我更难以忘记他引用的来自费城会议上62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的一句话。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
　　
　　昨天花了一天时间读完了《帝国的终结》，这部大陆才出版几个月的书其实在两年多前就在香港出版了。至于为什么是先在海外出版，我想不言自明。而他愿意费尽周章去海外出版这本书，也多少让我在读这本著作之前，就对他多了一分尊敬。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并对其作出了一些精彩的重构、分析和评论。而重中之重，又落在了从大秦到大清、统治中国历史最漫长的帝国制度上。
　　
　　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界，之前的政治制度作者称之为邦国制度，而秦及秦之后到1912年隆裕皇太后宣布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止，为帝国制度。邦国是国的联邦，其以封建制为基础，而帝国是中央集权制，以郡县制为基础。在作者看来，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而是一种例外，而这个例外就是古希腊人（准确地说是雅典）的民主与共和。而希腊例外之处就在于唯独她最先建立起了财力社会，而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的特点就在于追求稳固——因为农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生产方式，往往需要跨季跨年，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而对于稳固的追求，又很容易成对于权力的追逐。因为没有权力，就无法保证稳固，但当时的权力，说到底便是从武力中产生的。
　　
　　事实上，从邦国到帝国，因应的也正是一种权力膨胀并且向上集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被秦始皇加速并修成正果，促成了中央集权帝国的诞生。这样一种明显的集权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有着巨大的合理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报纸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确保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其实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应该感到陌生，就在60余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也采用类似的手段将所有资源收归国有，以之集中力量对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
　　
　　具体而言，帝国制度的三个特色是：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他们共同作用，推动了帝国制度的运转。而如果真把帝国比作一辆前行的汽车的话，中央集权就是整车的架构，官员代理就是发动机，而伦理治国就是润滑剂。秦始皇是帝国制度的创立者，可惜大秦早夭。对帝国制度的更深实践，由汉继承。让我们来看看汗是如何实践的。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中国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士农工商，商人处在社会的底层。但并不是一直是这样的，比如商朝，这就是一个商业成风的社会。据猜测，现代商人的名称就来自于商朝的称谓。只是后来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周战胜了商。但那时候也没有对商人、商业的明显排斥。因为后来的秦始皇就是在吕不韦、乌氏倮、寡妇清这样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支持下崛起的。可是到了汉朝，由于民间资本的发展，其造就的一些财力雄厚的霸主，这些霸主严重威胁到帝国的存在。并且正式考虑到秦国的崛起离不开巨商的支持，为了以绝后患，汉朝统治者也容不得商业的恣意发展。于是，对民间资本和商业的打压由此开始。事实证明，对商业的打压，虽然维护了帝国的生存，但却让华夏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钳制民间思想。限制财力相当于辅助了民众的手脚，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压制民众的思想，让其安心臣服。古今专制统治者在这一点上都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秦始皇的方式是焚书坑儒，而汉武帝的招术则是“独尊儒术”。前者是不让你思考，后者是让你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这无疑更为奸诈和凶狠，因为不让思考容易激起反叛，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显然不及因势利导，让民众的思潮顺着统治者构筑的管道流通来得安全。
　　
　　为什么刚好是儒家？这也是有原因的，法家是一种政治谋略学，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则不合适。而道家又过于温柔且容易导致一派散沙，也不为统治者所好。剩下的主要思想就是儒家的，准确地说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而非孔孟的儒家。董仲舒在儒学里掺入了一些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及天道。而皇帝又是宇宙秩序的最高地位，这自然受皇帝喜欢。同时，儒学还有简单易行的特点，或者说由它易于传播的一面。所谓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能为主流意识形态，真是顺理成章。
　　
　　和限制商业发展一样，独尊儒学同样遗祸深远，甚至远为严重。因为其最终结果导致了思想的死亡。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家，就不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没有思想的人成了行尸走肉，而没有思想的制度和国家则成了朽木鬼树。
　　
　　说独尊儒术，就不得不说伦理治国。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里面所蕴含的严酷的等级、坚固的秩序显然是符合帝国的稳定和统治者的意愿的。只是其付出的代价，却是慢慢抽空了帝国制度本身生存所需的氧气。更为可怕的是，伦理治国的病毒已经侵袭到了民族文化的内部，埋下了致命的祸根，这就是“泛伦理”，即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成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
　　
　　关于伦理治国的弊病，有一些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都有的智慧和冷峻，说出了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和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真是一个准确无误地预言，一面众人永远不愿面对的镜子，一个对伦理治国泛伦理永无止境的讽刺……
　　
　　万恶的伦理治国其实有一个温情的源头——血缘。因为这套充满仁义道德的东西最早是用来“齐家”的，也是源于氏族关系的。无疑，在一个险恶丛生 的原始社会里，在一个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原始氏族中间，讲究情感和道德是自然而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氏族之外，更广阔的社会关系里，情感和道德却派不上用场。事实上也是如此，部落和氏族之间充满了战争、屠杀和掠夺，有得只是仇恨和嗜血的欲望，哪有半点感情。可是最后，这套从氏族来的东西，却用在了国家之上，岂非荒谬？
　　
　　由此，作者认为，一个民族在进入国家时代以后，是改弦更张实行法治，还是一如既往实行德治和礼治，取决于他们如何将氏族变成国家。或者说，看他们如何对待氏族制度。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希腊，可谓背道而驰。用恩格斯的话说，希腊人是“炸毁”了氏族制度的，而“炸毁”氏族的第一步，就是“摧毁’血缘关系。当然，究其原因，他们也是出于受迫。由于土地贫瘠，无法务农，他们不得不选择经商，不得不背井离乡，甚至远涉重洋，到异地落脚谋生。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不得不脱离自己的部落，和别人的部落发生关系；第二，他们不得不要求分割财产，并要求承认分割的财产归他个人私有；第三，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货币，并把货币看得比别的东西更重要。而这三条都与氏族制度格格不入。
　　
　　伦理治国不仅造成了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而且还让这个社会本身变得异化和变态——老子说得很清楚，一个社会如果使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一定有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社会给这个民族留下的诸多遗产里，虚伪和嗜血就是往往被忽略和视而不见的重要部分。虚伪表现在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这一贯是中国人拿手好戏；而嗜血则表现在冷漠、残忍和暴力。相关例证请查阅易中天先生的相关论述，实在精彩至极。我这里只想引用一个书中的例子，只有一句话：“孔融被杀，是因为他说了子女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因此并无恩情之类的话。”孔融是谁？是那个让梨的孩子，而他后来说出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而说了这样的话的孩子，依然被当成尊敬孝道的典型来塑造又说明了什么？ 想想就很可怕。
　　
　　毫无疑问，中国世界上最擅长发明酷刑的国家，其中很多连兽行都算不上，因为野兽都没有那么残忍。而一个普遍认同和默许这些残忍刑法的社会，一个经常可以从文化人口里听到“千刀万剐”“食肉寝皮”之类说法的社会，一个自称礼让、热爱和平却善于欣赏暴力、容忍残酷的社会，到底说明了什么？“统治者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大施淫威，被统治者则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宣泄压抑”，这可曾是创造伦理之人想到的？
　　
　　官员代理，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有一个比喻：帝国制度表面上看是一个金字塔，实则是一个橄榄。皇帝虽然是无上权威，但是其并不是帝国运转的关键和动力之源。中间庞大的官僚阶层才是。正如作者所言，皇帝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个别几个亲信，而官僚则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掌握了帝国是实际的权力和信息。如果皇帝要与之斗争（比如整顿吏治肃清腐败），注定了只能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没有好名声（如雍正）。很显然，皇帝一个人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官僚集团的能力和精力却几乎是无限的。很多时候，皇帝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操作过程，除了被官员们哄骗，不会有别的结果。
　　
　　更为严重的是，任何系统庞大到一定程度，其整体本身都会呈现出一种生命性或者说难以改变的趋势，它会慢慢变得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比如科举制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因此它并不害怕个体的消灭和剔除（比如杀掉一些贪官）。官僚系统膨胀和腐败变得难以自控，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同帝国一起灭亡。
　　
　　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伦理治国，其实今天大部分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三点没有一点是行得通的。他们的诞生之初的确不乏一些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更为必然且不合理的是，它们导致了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忽视个体的权利和存在——而这三点，在民主共和日渐成为主流的世界里，任何一点都可致命。即使简单地从物理上分析，帝国制度是一种明显的线性架构，而民主共和制则是一种多边制衡的立体架构，谁更能持久，一目了然。
　　
　　其实帝国可以存在的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其适宜的存在区间非常狭小。之所以帝国能中国绵延两千多年，主要“归功于”王朝更迭这个机制——每一次帝国的灭亡就相当于一次轮回。而不断轮回的意义又在于寻找合适的出口，除非有大的力量来击碎轮回的链条，不然轮回就不可遏止。在帝国精密的机制内部，是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力量的，它只能来自外部。
　　
　　可惜的是，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封闭，北有寒冷的西伯利亚，东有太平洋，南为蛮夷之地，西又有高山、沙漠阻隔，外部力量不易进入，而且中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国家，外部力量太小根本无法撼动帝国的根基。于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只有等，只有轮回。直到文明的发展可以轻易迈过地理的阻隔，直到夷狄力量的增长到足以撼动帝国。这一等，就是两千年。顺便说一句，之前乾隆的闭关锁国彻底断绝了中国自发变革的机会。
　　
　　“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帝国已经大限将至，那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所哺育出的新型帝国早已羽翼丰满，他们从工业到商业，从文化到制度， 都已经足够与气数已尽的帝国叫板，虽然那时候大清其实并不羸弱。但作为一种两千多年从未有过新兴力量，它们已经足够让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瞠目结舌、措手不及、无法抵抗。“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这也是一些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作者的这句话，是我所听过的、关于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最为悲哀的评价。
　　
　　我想起了俄耳甫斯，当他和他妻子欧律狄刻离开冥府的时候，冥王对他们那唯一的要求——不要回头，可惜俄耳甫斯没有做到。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可悲的循环之中，那是一个黑暗的帝国时代，那是一段本不该如斯之长的等待，那个时代对于生存其中的很多人来说，仿若冥府，而这一次，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做到俄耳甫斯没有做到，不要回头……